1936年春，蒋介石电令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进步份子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马绍周。8月29日晚，西安国民党便衣特务根据蒋介石密电在西北饭店抓捕马绍周，随后来宾馆的关时润受株连一起被逮捕。宋黎外出回来也被逮捕，在押往陕西省党部途中，宋黎被十七路军巡逻队阻截。杨虎城立即通知张学良，张学良派人将宋黎接回，保护性逮捕了刘澜波、孙达生，派人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查抄，打击便衣特务的气焰。

因29日这一天的电报代码韵目为艳，事件发生在这一天晚上，故称艳晚事件。这是张、杨共同合作同蒋介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事件对增强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团结，增强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的团结，对促进逼蒋抗日局面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际它是“西安事变”的前奏。

参考资料：

《中共在东北军部分工作的纪实》，刘培植、阎振兴、孙达生等合著，第298-300页，第318页；

《东北大学与张学良将军》，作者：马文良《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五期第38页；

《论东北救亡运动对西安事变的影响》，作者：张万杰，辽宁社会科学院。

1936年8月29日，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发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不尊重你，可你这么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央。你身为中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１９３７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矛盾越发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