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镇珩，字季蓉，石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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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镇珩，字季蓉，石门人。喜读书而生长穷谷，书不可得，从友人假得《文选》并注读之，数月皆能记。既而闻邻翁有《史记》，请借，不许，请就其家读之，又不许。而翁所居少薪，镇珩家有山场，请日馈肩薪，乃许之。正珩朝食毕，则荷薪携笔札往读之。且读且写，数月成诵矣。及补县学生，以制举八比之文教授乡里，而推之通经学古。方当王闿运誉满东南，文采照映之日，而黯然潜修，不骛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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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程朱，文为欧曾。因文欲以见道，经世必以明礼。途辙所自，推本曾国藩；而文章浩落，不事涂饰，同国藩之宽博，异国藩之茁轧，然亦不为桐城末流之虚声摇曳；直抒欲言，意尽则言止，其意确然，其辞沛然。一时耆旧杨夷珍、郭嵩焘之伦，折辈行与交。而夷珍尤以古文自负，则以女继其室。然古文不为步趋以自名家。夷珍刻炼而笔驽，不免雕饰；镇珩则坦夷而气浩，自然方雅。是时汉学大盛，风流湘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至于文章，则穷诡极妍，宗尚齐梁。镇珩每诰于门人曰：“学无古今，适于用之谓贤。章句烦碎之学，有用乎？无用乎？百余年来，人人嗜奇炫博以倡汉学，自谓度元明而轶宋唐。然彼遭时无事，幸而窃据上位，如纪昀、阮元之徒，果何补于国家乎？自君子论之，貌荣闻而苟富贵，虽谓不有其人，可也。学以穷理为先，其次莫如通识古今之务，诗文抑其末尔。古之君子，学充积于心，其理得，其事该，未尝尽意以为辞，而辞莫善焉。今之学者，炫奇博，骛夸丽，哗世取宠利，而返之其中，无有也。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韩子曰：‘本深而末茂。’二语者，非直为文言也，即文不外是矣。盖古之圣贤，未尝有意学为文，其中有所不得已，因事而书之于策，则道为之体，气为之用，道充，故气亦充焉。今之治文者，所得皆古人肤末，一字之奇崛，于文无关轻重，而斤斤然自许为谐古。其道，吾不知焉，其气，吾又不知焉。夫如是，其求孟韩也愈似，其去孟韩也愈远矣。且韩子诸碑铭，多仍汉魏雕刻之习，特文中一体尔，于道无与。古人极至之诣，不在是也。若其《原人》、《原道》、《原毁》、《争臣论》、《佛骨表》、《上张仆射》、《答孟尚书书》、《送王秀才》、《浮屠师文畅序》，其言宽平质直，无有艰苦拘涩之态，读之但觉真气充塞行间，与六经孟子相出入；而其词与其意适，则自荀卿、贾谊、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未有过之者焉。夫所贵乎文者，非独声音采色之极其工，使人不能有加也。

其得于中者，有至有不至；其发于外焉，无不肖之以出。凡勉强而伪为之者，皆不肖夫其中者也。故眉山苏氏之论，以为‘辞至于能达而文不可胜用’。虽孟韩之文，要于能达而止，然其所以能达者何在，吾不可不熟思而慎取之也。文至唐季五代，其气苶累而不能举。北宋诸子，矫而振之。其尤显者，庐陵之欧，临川之王，并南丰曾氏而为三焉。大抵浸润六经以出之，而曾氏最为无颣。夫文非可以徒作也，六经言道之祖，诸子时或叛而去之。扬雄、王通，无其道而强饰经言，其貌得，其实丧，学者卒莫之贵焉。曾氏之学，湛深经术，于道粹然，故其发之文者，湛深而精纯，往复而多不尽之致，汪洋自恣，与道大适。其于孟韩，将殊途而同归也。近世言文者，诋方苞而进胡天游。天游于文初无所得，其外虽张为怪险，而中实寒馁，气塞滞而不流，譬诸画鬼者欺人以所不见，工拙不足论也。

方氏渐渍经术者深，不烦涂雕，自然雅洁，粹乎儒者之言。姬传修饬之功，诚自有得于古人，然举唐宋以来觉裕恢博之气象，一变而为促狭，读其文者，如游穷岩绝壑，目隘而心不舒。视方氏未知何如，要其去韩欧远甚。近代文家，曾文正才力豪纵，恃其骏足。一往奔放，时或轶出法度之外，然未尝与道不相准。盖其辞伟以辩，而其气沛焉能达，古之立言者类如是，宁独孟韩云尔哉！”曾国藩探源汉之扬马以学韩愈，力造雄奇瑰伟之境，以矫桐城缓懦之失。而镇珩则取径宋之欧曾以学韩愈，务为坦荡浩落以出，一洗湘乡茁轧之语；涵蓄宏深，发挥盛大。义宁陈三立治古文有名，而镇珩与言：“近代作者，最难得优游宽博气象。”三立以为然，曰：“愿与吾子共勉之矣。”镇珩推本其意以为骈文，亦不涂泽，不使事，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湘乡张怕纯妇何氏能诗，为序其集，有曰：“关河晓别，良人万里。”善化瞿鸿禨读之，激赏曰：“真六朝人语也。”所作如《漂母祠碑》、《吊春申君文》、《吊吴越钱武肃王文》、《吊罗昭谏文》、《屈贾合集序》、《游兰亭记》，浮藻既湔，古艳自生。与王闿运同时而不同格，同其散朗，异其弘润，标致不如，而意度过之。盖闿运取径徐陵以出入潘岳、陆衡，而镇珩则脱胎范晔以参随曹植、孔融也。自言：“初学唐四杰及李义山，志在流丽而已，往往混入袁吴一派。至作《吊钱武肃王文》，始专为魏晋人体。”诗亦肆意有作，务为优游宽博，盘硬而不入于生涩，疏宕而不落于浅俗，不为曾国藩之生奡排宕以学昌黎、山谷，亦不同王闿运之华藻丽密以追士衡、康乐，只是学杜而得其跌宕昭彰尔。性勤恪，一息不肯以自懈；而受人之托，必为尽心。瞿鸿禨以光绪十九年督浙江学政，延校文。

之杭州，舍馆甫定，鸿禨示所取优贡卷，颇不慊镇珩意，即捉笔改首次二名陈生、王生卷，涂乙几尽。鸿禨大服。学政署西有亭曰定香亭，故学政阮元建也。鸿禨新葺而为之记，使人持示，且贻书谓：“昔人诗云：‘平生风义兼师友’，乞痛绳削，如改诸生之卷，惟恐其不多耳。”镇珩如旨。明日，鸿禨诣谢曰：“记劳点窜，惟以阮文达自比，殊愧其僭。”镇珩笑曰：“文达非有丰功盛德可比迹古贤，徒以文采风流烜耀一时而已。公以自比，吾犹为公羞之，奈何反疑其僭乎？”鸿禨默然。顾性实乐易，见人一技之善，必广为延誉，如不容口。尝主澧州之渔浦书院，病目已久，而白昼篝灯，据案校诸生课文，劣者，案左，不列等，佳者右而给奖。一生狙伺肘后，见己卷之左也，掣而杂之未阅卷内，寻阅而又左之，再掣之，如是者三。于是搓眼起立大呼曰：“此宁科场，吾校文亦有鬼神瞰督耶？”诸生传以为笑，而无不叹其校阅之矢慎矢勤为不可及。湖南学政以“博通古今，孤介绝俗”荐于朝。

授官训导，部选缺，不赴。至宣统时，征为礼学馆顾问，亦不起也。独杜户摈人事，发愤著《六典通考》一书，以谓：“文墨俗生，往往掎摭汉儒章句，穿凿立异，谓之经学。耳食者因而惊宠之。其实庸猥下材，无足置齿论。夫士当为国家设施耳，区区操简牍，注一经，安足贵乎？尝论古先哲王经世之法，莫善于礼；礼之体用灿备，莫具于《周官》之书。曾子固盛引唐六典以为得《周官》精意，而明太祖因时立政，革中书省，重六尚书之权，几欲复周人设官之旧，相沿至今，遂莫之废。盖六经，圣人经世之书，其言无一不与道俱者也。汉以后诸君，于道或合或离，然即其行事得失，可以推见当时之治乱，而二三坠典遗文赖史家纪载以存者，未尝不与经训相表里，孔子所谓百世可知也。往览秦氏《五礼通考》，伟其通博，亦颇疑其征引丛杂，骈拇枝指，旁见歧出，观者不无惝恍而失所守。且五礼者，于六典仅一端，而不足以赅其全，欲以汇集睹记，别次为书，读史有得，随事著录。积十三年，成《六典通考》，凡二百卷。自以谓于先王之大经大法，究悉原委，蕲于匡补杜、马二《通》及秦蕙田《五礼通考》之书，而于世道之治乱兴废有补焉。

昔曾国藩作二圣哲画像记，谓：‘先王之道，所以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曰礼而已。辨后世因革之要，而欲周览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莫不以礼为竞竞。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是则镇珩之学所由本也。于时王闿运才高意广，欲自外于国藩以别开风气；而镇珩严气正性，则推本于国藩以模楷后生。闿运通而门户大，镇珩介而不免固，然不得镇珩之固，无以救闿运之通。闿运啸傲公卿，跌宕文史，以经术为润泽，以文章弋羔雁，声气广通，宕而不反；而镇珩遗外声利，君子黯然，笃实辉光，足以日新其意矣。独居深念，身当叔季，每太息于民生之况瘁，士风之己偷，学术之不纯，而发愤言之，以谓；“君子之守身，不可以不正。而其为学也，必造己于广大。

智足以周万物，仁足以利无穷，匹夫匹妇，有一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宁日淡然而已哉！山林幽默之士，违天而自用，闭门而孤游，彼徒知用贫贱为已乐尔。抑知先忧后乐之君子，其身虽处穷约，而未尝不引天下国家为己任。劳苦变动，而其心益进于光明。盖坚忍之操，夙定于中，则事之卒然外至者，莫能以困我也。故曰：‘贫贱忧戚，玉汝于成。’彼流俗之人勿察，顾以其身不自佚乐为君子訾笑焉，岂不谬哉？始罗忠节公为诸生，家窭甚，岁尝聚徒讲授，所言皆古今经世大略，无一语及世俗利禄之学，乡里闻而窃笑，公勿为变。其后军事起，倡率义旅，为国讨贼，功虽未究，而其学术之正，气烈之高，无待余论矣。独其皇皇不自佚乐之心，由布衣以陟台司，未尝一日或异。然非知公生平之深与学道而自有得者，见不逮此。予尝谓今日人心之弊，患在居贫而强效富，无资而好为侈靡。

耳目声色之娱，恣欲自快，脱手千金如稊稗；至其昆弟族戚之寒馁者，视之漠然，不啻秦越人之相值焉。夫如是，虽举天下国家畀之，岂能知忧哉？私其乐于一身而已矣。”传有《北岳遗书》二十一卷。郭嵩焘读其文而善之，贻书推挹，以谓：“议论沉实，有关世教。而力诋近世言汉学者，上及高邮王氏，要皆实有心得，非以门户争胜。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矣。往时孙芝房著《刍论》，推原汉学流弊足以乱天下，曾文正颇以为过。愚尝原《刍论》立言之旨，非谓乱天下者汉学之为也，为其意气之凌厉，闻见之烜赫，尽宋元以来所守程朱之藩篱而务抉去之。

但为规行矩步，屏不得与于学，积成贪戾暴慢之习，夷然不以为非。当乾嘉间创为此名，亦多聪明宏通辩博之士，十年间消磨既尽矣。而其习中于人心，相为披靡，无复廉耻礼义之存，则谓以其学乱天下，非过也。前时此风莫甚江浙，今又渐被湘中，人人排斥程朱为名高，心有惧焉。甚望得如阁下者相与匡正而维持之。读其书，想见其人，亦邈然深长以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