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仁颖（一九一三──一九五三），天津人，一九一三年出生，天津名宿严修（范孙）之孙。他自幼受到家风的熏陶，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再到大学，完全享受正规的教育和培训。他天资聪颖，亢奋好动，爱好广泛，兴趣多样，不论是戏剧表演，还是体育活动，都表现出超人的才华。

话剧舞台的主角在近现代中国的学校社团中，南开话剧团（早期称新剧团）一骑绝尘，以新鲜活泼的话剧演出，扬名津门，被誉为「北国话剧的摇篮」。严仁颖的话剧才艺就始于南开中学。从一九三○年开始，他担任校庆游艺会主席，其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安排，在多达二十八项游艺活动中，《错》、《好事多磨》、《虚伪》等三个独幕剧最具代表性，演员表演各尽所长，赢得观众交口称赞。一九三一年春，他因主演话剧《谁的罪恶》，被称呼为「海怪」。此后，他又主演了《财狂》一剧，这出戏是由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改编而成的，曹禺也参加了演出。在剧中，严仁颖用喇叭般的嗓子，坛子般的块头，矮矮的个子，滑稽的服饰，把一个忠厚的仆人演得活灵活现。天津《大公报》曾以较多的篇幅加以介绍，称赞此次演出是「华北文艺界的盛事」。此时的严仁颖已是南开的名人，也是天津卫的名人。

运动会的「啦啦队」

在南开期间，严仁颖曾担任「南开啦啦队」队长，活跃在各种大型体育赛事现场。这又是他展示组织才华和艺术才华的重要舞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将在天津市举行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由于南开校长张伯苓是这次运动会的筹备委员会副会长兼总裁判长和东道主的缘故，南开学校上上下下都对这次运动会非常重视，南开还负责运动会开幕式的背景组字、欢迎词、助兴词、唱歌和军乐等五项任务。在开幕几个月前，由九百名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学生组成的「南开啦啦队」开始进行紧张的排练。张伯苓校长十分锺爱这支啦啦队，有时还要亲临排练现场指导，甚至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唱歌，一起组字，一起呼口号。严仁颖作为「南开啦啦队」队长，承担着繁重的组织工作和排演的创意工作，工作难度之大，花费的精力之多，是可以想见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已从东北逐步向华北蚕食，华北岌岌可危。严仁颖队长对啦啦队表演的创意思想，主要集中在抗日爱国、保家卫国上。

十月十日这一天，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市河北体育场开幕，在严仁颖队长的带领下，九百人组成的「南开啦啦队」表现出强烈的抗日爱国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三万现场观众，强烈地震撼着华北民众的心灵。当时，体育场主席台对面的看台有十几层座位，啦啦队的组字学生占据了其中十三层，每层十二人，后面是气势恢宏的军乐队，两侧各有三排啦啦队学生。严仁颖队长左手拿着喇叭筒，右手举着三角旗，组字学生每人一面组字旗，正面紫色，背面白色。运动员入场式开始后，随着运动员的陆续进场，组字学生在严仁颖的指挥下，迅速组成「勿忘国耻」四个大字，被南开学生大胆爱国行动而震惊的三万观众，先是一愣，片刻的宁静后便是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息，严仁颖的旗语一变，学生们又先后组出了「勿忘东北」、「收复失地」、「还我山河」三组字，同时伴以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和以天津方言唱出的大合唱。见到如此动人心魄的场面，现场观众情绪激昂，纷纷起立为他们鼓掌加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热泪。这不仅仅是运动会的开幕式，其意义已超出了运动会本身。它深含着爱国情怀，发人猛省。严仁颖出色的组织工作，赢得同学们的赞誉。

时任天津《大公报》编辑主任的王芸生也应邀到现场观看了开幕式表演，被现场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所震撼。散场后，他回到报社编辑部，与同事们议论着精彩的表演，尤其是学生们组字表演，真叫人热血沸腾。入夜，王芸生仍在编辑部他的写字枱前沉思，提笔写下题为《华北运动会的眼泪》的「时评」。这篇「时评」中有这样几句话：「正面看台上的南开的啦啦队，正用黑白旗帜摆着『勿忘国耻』的大字。此情此景，太感动人了，我的两行热泪，倏然洒落襟头。」

新闻采访的快手

一九三六年初夏，严仁颖到上海《大公报》任体育记者兼编体育版，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这时，正是德国筹备召开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他广泛搜集资料，为报道奥运会做准备。八月下旬，奥运会刚刚闭幕，他就整理出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全部资料，包括中国参加历次奥运的情况，第十一届奥运会开闭幕式情况、竞赛项目、各项比赛成绩、优秀运动员介绍以及这次奥运会的特色等等，陆续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为后人保存了准确的资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严仁英离开重庆到美国大学进修，同时担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在近四年的旅美生活，他的足迹遍布美国各大州，为《大公报》采写了大量的通讯和特写以及人物专访，均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他写的《美国的报纸》、《哈德森河畔的春天》、《赛珍珠会见记》、《访问罗斯福夫人》、《蒋夫人在纽约》、《中国学生在美国》、《荷里活的中国热》、《再访白宫》等等，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他特意从波士顿赶往华盛顿，采访了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当他在白宫一间客厅里采访罗夫人时，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她的和蔼与直率，高高的身材，身着草绿色便服。他共准备了十六个问题，但终因时间的关系，只谈了十二个问题。在与罗夫人告辞前，他拿出两份重庆《大公报》，粗质的纸张和印刷，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因为她知道这是在艰苦的抗日环境下印刷的报纸。她说，一定要把这两份报纸送给总统看一看，他一定会很感兴趣。尤其当她得知这些报纸，是由于日本飞机轰炸而在防空洞印刷出版，有时甚至是靠人工用手摇印刷，更让她感动。

一九四七年九月初，《大公报》出版部将严仁颖旅美撰写的通讯结集出版，取名《旅美鳞爪》，发行两万册之多（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文海出版社又再版了这部书）。张伯苓题写了书名。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严仁颖从美国返回天津。此时天津《大公报》正准备复刊，他担任了副经理的职务，主持经理部的工作。在报社的同人中，年仅三十二岁就担任分馆副经理，他是最年轻的一位。

异乡结束短暂生命

一九四八年九月，严仁颖辞去天津《大公报》副经理的职务，只身赴美国纽约，与家人团聚。在纽约期间，他在老校友孟治主办的华美协进会工作，兼而撰写新闻稿件，客串在一些话剧、电视剧中扮演小角色。为了生计，他活得很累，特别是长子、次子相继去世后，客居异乡的严仁颖更加思念故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严修子孙的情况，当周总理了解到严仁颖在美国的窘况后，曾对国内的严仁曾说：「叫老十（严仁颖是严修的大排行第十个孙子）回来吧！运动会啦啦队组字是他的首创，回来搞体育、搞话剧、搞新闻都好啊！」可是，当这话辗转传到美国时，严仁颖却因脑溢血已于一九五三年八月九日病逝了，年仅四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