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宽祜，原籍广东汕头，出身望族。20世纪50年代初来香港创业，70年代将手下生意全部转让，移民美国。1994年他回中国探亲，看到破烂的校舍、失学的孩童，于是决心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点事。1995年他开始出钱在大陆盖学校。为了使教育和慈善工作薪火相传、永续不断，1997年香港回归后，他和全体董事及亲友出资三千多万港元注册了福慧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不公开募捐，会员大多是他在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港台亲戚、朋友，其中多是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香港大学常务副校长李焯芬教授、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等。严宽祜说，其实福慧的会员并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但他们愿意为中国的教育出资出力，基金会每年的资金除了三千余万港元启动资金所购买的长期公债所获利息二百多万港元外，其馀资金全部来自会员的捐献，有多做多，有少做少，尽力而为。去年，福慧又在内地投入五百万元人民币。

福慧基金会在香港和上海设有两个办事处。位于上海长乐路的办事处物业，是1995年严崔常敏以三十万美元购置，赠给基金会使用。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中的北海商业大厦十楼全层的物业，由董事陆志华夫妇赠予。两个办事处没有租金支出，行政费用也由董事义务承担，无论在香港，或者赴内地各地的路费、食宿费用，一律由参与者平均负担。

大陆的希望工程因传出贪渎的负面新闻后捐赠减少，福慧在内地捐建学校和发放助学金基本由会员亲力亲为。严宽祜说，最初一两年，他们没有经验，投资三十万元的一所小学其实只要十万元就可以了，村干部多要的钱被挪作他用。后来，他们发现捐建一所二层高八个教室连配套的希望小学和六层高的中学教学楼，通常资助金额由人民币十万至五十万元不等，基金会将收到的捐款百分之百付出，汇给省级机关，如侨务办公室、海外联谊会、共青团委、教育部、民政部，然后分期转交给承办单位。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和启用过程，基金会都派员全程监督。

基金会每年向二十余间大专院校发放奖助学金，资助及鼓励高校助学金的发放。除定期资助的大专院校外，还设有个别助学方案，帮助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升读大专院校。严宽祜介绍，受福慧关怀的学生，家境清贫，大部分家长务农为生，收入微薄。因为孩子有志向上，渴望升学，很多家庭为供孩子上学而节衣缩食，甚至负债累累，有些家庭为了供一个孩子上大学或高中，而被迫让另一个孩子辍学。福慧将奖助学金都直接送到受助学生手中。严宽祜和夫人严崔常敏每年专程去大陆十多次，从上海、天津、陕西等地的高校到四川、陕西、甘肃的小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以至偏远乡镇。

“在助学建校过程中，受学生们的真诚感动和爱心回应，刻骨难忘的感激、悲喜、热泪，使我们在跋涉旅途中，往往感慨万千。但望有生之馀，得以继续奉献，并期薪火不辍。”严宽祜在福慧基金会出版的刊物《慈愿》中这样回顾道。在福慧香港办事处的文件柜里，收录内地受资助学生的感谢信和严崔常敏给学生的回信的文件夹有厚厚的十多本。那些或娟秀或粗犷的笔迹，除了表达对基金会的感激之情外，还详细汇报自己学业上的点滴进步和因为得到资助而由绝望、自卑到积极、振作的人生观的改变。

一位湖北大学的邹姓受助学生说：“生活无忧的大学生是很难理解我们这些特困生的，他们感受不到我们来自经济、家庭的压力。你对我的资助，太珍贵了，真比雪中送炭更为现实、可贵，我心中的确感激不尽﹗”华北工学院一位李姓同学在信中写道：“你们不断在物质上资助了我，而且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你们的慷慨资助让我体会到了人性的伟大。就为著我生活在这样美好的人间，我要好好学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你们中的一员，让更多的中国孩子成为幸福儿童。”

严崔常敏每日的一部分例行工作就是亲笔给来信的学生写回信。在那些短则一页，长则三四页的回信中，她和那些称她为“严伯母”或“严奶奶”的同学们分享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她讲述自己幼年时求学的艰苦历程，以及自己从事慈善助学活动的内心感受，她说自己到中国助学，不断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愿，也可以看到莘莘学子的欢笑，这使得自己非常安慰。她在给名叫智晓彦的受助学生回信中写道：“佛教的慈悲精神，并不是指金钱，主要是爱人如爱己，别人的苦难也像感同身受。金钱是有限的，只能解决人生的一点点，但人的心是无穷，可以救人于未来。”

福慧的冬赈济贫工作由2000年冬开始，每年在包括湖北、甘肃、宁夏、贵州、四川等十个地区进行，派送白米、面粉、花生油及新制冬衣。从现场拍回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衣衫褴褛的村民领到救济物时的欢喜和感激，那些在贫苦中苦苦挣扎的人们脸上纯朴的笑容让人心酸、也让人欣慰。为了解决偏远村落居民疾病就医问题，基金会于2002年试办了四所小规模的佛光系列医院，每间医院有几十张病床，基金会还号召美、加的专科医生，利用休假期间到各医院培训，同时订立低廉的收费准则，照顾贫困村民。

遗产留给中国未来

严宽祜说，他知道在偌大的中国，需要建的学校太多，需要助学的孩子太多，需要救济的百姓太多，福慧所作的只能是杯水车薪，但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尽自己的力，回报社会。中国人有为子女留家产的传统思想，严宽祜认为留钱财给子女反而会害了他们。严有一个儿子，现在在美国当建筑设计师，“无须留钱给他”。

天津日报记者张俊兰受福慧所托，为四川凉山自治州的助学和扶贫奔走，因而和严宽祜结识。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自己接触过从事慈善活动的各界人士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严老那样深刻地感动过自己，“他一向很难记住自己捐献了多少资财或者做过哪些工作，但是他能清楚地记住哪一个贫困生遭遇了怎样的困难或者有怎样的身世，哪一方百姓正在经受著怎样的困苦”。张说在受助者的心中，恩重如山，而严宽祜却从不以施恩者自居，恰恰相反，他是怀著感恩之心、无所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张俊兰感慨说：“在我眼里，他的个人经历和言行就是对伟大的佛教精神，作最完美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