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雅克·塔蒂 |
| 释义 | 雅克·塔蒂（Jacques Tati），原名Jacques Tatischeff，1907年10月9日生于巴黎附近的城市Le Pecq，1982年11月5日于巴黎逝世， 法国著名喜剧演员、导演。原名为雅克·塔蒂谢夫，先在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当镶框工人，1931年进音乐厅工作，开始在他自己编剧的短喜剧片中担任主角。 中文名：雅克·塔蒂 外文名：Jacques Tati 国籍：法国 职业：演员，导演 人物简介雅克·塔蒂 （Jacques Tati，法国）1932年： 《网球冠军奖》 （塔蒂导演）。1934年：《有人想要一头牲畜》（C．巴尔罗阿导演）。1935年：《愉快的星期天》（J．贝尔导演）。1936年：《注意你的左侧》（雷内·克雷芒导演）。自编自导自演《回到大地》。1946年：《邮差学校》。1949年：《节日》（摄影：J．梅尔康东，主要演员：G．德贡布勒，P．法兰克尔等人以及圣·塞韦尔市的居民）。1952年：《于洛先生的假日》（摄影：J．姆塞尔与雅克·梅尔康东，作曲：A．罗芒，主要演员：N．巴斯科，L．贝洛尔，M．罗拉）。1958年：《我的舅舅》（编剧：塔蒂，J．拉格朗吉，J．洛特，摄影：J．布尔关，作曲：A．罗芒与F．巴塞利民，主要演员：J．塔蒂，J．P．左拉，A．塞尔旺蒂，A．贝库尔）。1967年：《游戏时间》。1971年：《交通》。 法国导演，跟卓别林那样一脚踢，自编自导自演，系憨豆式喜剧的老前辈，充分使用肢体语言，将哑剧提高到全新的高度。运动员出身，后转向哑剧。作品很少对白，但巧妙运用音效。1953年创造的于洛形象（共有四部影片）堪称经典，成为他观察周遭世界的替身。 雅克·塔蒂原名雅克·塔蒂谢夫， 1909年10月9日出生于巴黎附近。他的外祖父是俄国驻法使馆外交官，祖父是荷兰裔著名镶框商人，与画家梵高相交甚好。塔蒂年轻时曾在父亲的镶框商店工作。 1931年，他服完兵役后开始在音乐厅表演哑剧。1933年，他开始涉足电影并饰演次要角色。1947年，他导演了短片《邮递员学校》。1949，他拍摄的第一部长片《节日》荣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此后，他的影片为他赢得了许多荣誉，《于洛先生的假期》（1953）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等多项大奖，《我的舅舅》（1958）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游戏时间》（1968）获莫斯科电影节银奖。1971年，他导演了法国与荷兰合作拍摄的影片《交通》，1973年为瑞典电视台拍摄电视电影《游行》。1982年11月4日，他在完成电影剧本《混乱》的创作后因病去世。 特吕弗曾称赞道：“一部布烈松或塔蒂的电影，必然是一部出自一位天才的作品，只因为一个单独、绝对的权威，从开场即强制执行，直到剧终。”杜拉斯也曾说她鄙视所有活着的导演，除了雅克·塔蒂和戈达尔。 人物生平塔蒂父亲是一个有很强个性的人。希望他能更像Mon Oncle里的叔叔。父亲要离开了。他穿着军服来看我们。他没有权利脱下制服，除非游泳。他就站在那里，在海滩上，穿着蓝色的军服。就像一个猎场管理员一样看着我们。我总想起那个景象。现代生活就是为班上的高个子孩子设计的，而我则愿意捍卫其他的人（注：16岁的时候，塔蒂身高就达到1米92）。我的全部学历在一张邮票背面就可以写下来。我记得很清楚你试图教会我一些东西。对于你曾如此耐心试图塞到我脑袋里的东西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的确记得你是一个和蔼文雅的老师。（摘自塔蒂写给他的老师的信） 1870年，俄国驻法国的外交官Alexanderisky 塔蒂scheff在巴黎爱上了一个法国女孩Rose-Anathalie Alinquant。1875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Georges-Emmanuel。不久以后，Alexanderisky 塔蒂scheff骑马出行，却发现死在郊外，被断为事故。但是又不久，Georges-Emmanuel被人绑架去了莫斯科。Alinquant，一个巴黎著名的绘画装裱工的女儿，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她没有崩溃，而是自学了俄文，偷偷前往莫斯科当了一个保姆。她终于找到了儿子被藏的地方，将自己7岁的儿子拐回了巴黎，并在巴黎郊外的Le Pecq定居下来。1907年Georges-Emmanuel有了一个儿子，叫做“Jacques Tatischeff”，就是后来的雅克·塔蒂。 小时候因为长得太高，每逢出殡，塔蒂都是前面举十字架的人。在下葬的时候，也站在墓穴边上，虽然他自己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吓得要哭。但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大孩子。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希望通过自己做来学习。有一次是学“I open the door”和“I close the door”。就是老师说英文，学生做动作。结果塔蒂打开门，走了出去，关上门，直接回家了。 塔蒂擅长舞蹈（得过奖）、网球（个子高占便宜）、骑马、橄榄球，但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绘画细胞。晚年他常到好友、著名漫画家Sempe处看Sempe工作，Sempe曾听见塔蒂在他身后嘟囔：“我希望我也能这样画画。”塔蒂被迫跟他外公学做画框。他记得一次他做了一个自己都感到自豪的画框，但是他外公让他把画框自己拆了，因为它太好了，画框注定是要让人注意里面的画，而不是画框本身。 塔蒂在军营里的一年时间，遇到了一个叫Lalouette的人，启发了他后来的角色Hulot，这个人是个理发的，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军队里和在外面是不同的。他叫长官永远是“Sir”，而不是上校之类的，当被纠正后，他会很虔诚的道歉“I'm sorry Sir”。他永远骑不好马，也丢三拉四的，而且从来都不脸红。这种愚蠢加天真反而让他显得无所畏惧，不可战胜。 塔蒂在30年代参加了Alfred Sauvy的橄榄球队，当时法国没有职业体育，橄榄球更是没人打，这个队里的成员全部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比如Sauvy就是个统计学家。那天他们全队15人去吃晚饭，中间屋子的灯灭了，大家困在一个小屋子里，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搞笑的哑剧影子戏，大家都被迷住了。那个害羞的，沉默寡言的塔蒂scheff突然变成了“Jacques 塔蒂”。 每次比赛完，塔蒂在更衣室里跑来跑去，模仿刚才比赛的全过程，模仿裁判，自己的队员，对方的队员，全队的人都来看。队长Sauvy的好友，剧作家Tristan Bernard说，“你知道，我真的看不出你应该继续做你的画框。” 正是在给他的朋友们表演的时候塔蒂发现了喜剧天赋。 演艺生涯塔蒂意识到有两个观众，一个是狂热支持的（我的队友），另外一个是清楚仇视的（赞助商和餐馆员工）。我从来没有忘记后者冰冷的注视。后来，当我回想起那个场景，并把我放到他们的位置上，我发现了真正适合我的喜剧。 塔蒂在橄榄球队的生涯的终结是队长Sauvy为他写了剧本，由全队成员联合，制作了一出叫《运动印象记》（Impressions sportives）的戏，由塔蒂用哑剧耍尽各种体育运动，塔蒂随后进入演艺界。 塔蒂进入演艺界的时间正不好，大萧条刚刚触及法国。直到1935年，他才在米歇尔剧院（Théâtre Micheal）的表演中凭借哑剧《运动印象记》（Impressions sportives）一举成名。后来他加入了A.B.C演出，成为那个音乐剧院（music-hall）的顶梁柱。他一方面借了当时奥林匹克运动刚刚兴起，体育方面的艺术题材突然开始兴盛的光，一方面也借了法国哑剧在Etienne Decroux等人的努力下的东山再起。他的脚步随后涉及欧洲各处，在柏林，他应邀在Scala和KadeKo演出，后者，没错，就是Fosse影片中的Cabaret。 塔蒂在哑剧上的对手是著名哑剧演员，Etienne Decroux的学生Berrault。不过一次Berrault表演了一个骑马的哑剧后塔蒂大发雷霆，说骑马的想法是他的独家专利，Berrault是剽窃。这是塔蒂第一次试图捍卫自己的知识产权。想欣赏Berrault和Etienne Decroux师徒俩的绝技，看马塞尔·卡内（Marcel Carné）的经典《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事实上导演卡内计划本片的时候发现Berrault很有可能因为有戏约不能出演，还跑去A.B.C看了塔蒂的演出。他认为塔蒂是可以做Berrault的替补，他的体形除了个子高些，跟影片男主人公，历史上的Deburau一脉相承。卡内觉得男主角如此重要，随便换成塔蒂未免过于冒险，在和制片主任Fred Orain讨论后，塔蒂让位了。不过Fred Orain估计是记住了塔蒂。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制片主任当时已经当上了未占领区唯一一个电影公司的头。第二年他找塔蒂出演了一个小角色，以后更是和塔蒂合作，拍摄了塔蒂的成名作《[Jour de fete|节庆日]]》（Jour de fête，1949）。后来塔蒂和他的矛盾以及Fred Orain日益的位高权重，也让塔蒂被孤立出了主流电影界。 二战前夕，塔蒂应征入伍，停战后被遣返巴黎重操旧业。像很多人一样，他很少提及自己的这段日子。关于战争，我们所知不多。只是一次记者在问塔蒂是否曾经参加过什么真正的自行车赛的时候，塔蒂仿佛有点走题的回答：“1940年我从Liege骑到了Perigueux，德国人在我屁股后面。那是场漂亮的表演，但是我想Anquetil或者Poulidor能骑得更快。” 事实上塔蒂重新开始音乐剧院（music-hall）生涯，他起初表演的地点在Lido剧院，那是个只有德国人才能去的地方，为此他遭人诟弊。后来他也去了其它地方，但是不像勒内·克雷蒙（René Clément），马塞尔·卡内（Marcel Carné），还有罗贝尔·布莱松（Robert Bresson），塔蒂在这几年里没有利用这段机会拍电影。1943年他还被叫去了柏林演出。10年后，塔蒂曾经想拍摄一部关于“占领下的柏林”的电影，因为当时柏林城的人都被征兵征走了，所有的厨子，裁缝、表演的全是法国人，塔蒂就好像到了法国人的圈子，戏称“占领柏林”，他在那里遇到了Henri Manquet，成为一生好友。 战后Fred Orain和塔蒂开始合作，成立了Cady Film，据说是取Orain的狗的名字。他们同意从喜剧短片开始，塔蒂构思了《邮差学校》（L'Ecole des facteurs），塔蒂想到了曾经合作拍摄《小心左边》（Soigne ton gauche）的勒内·克雷蒙。《小心左边》是克雷蒙的导演处女作，他之前曾在塔蒂的另一部作品《人们需要坏蛋》（On demande une brute）里给导演查尔·巴罗瓦做过助理。其实30年代法国试图振兴喜剧，象Robert Bresson这样的人也是从喜剧找到活做的。但克雷蒙太忙，塔蒂就自己导演了第一部影片：喜剧短片《邮差学校》。 人物风格尽管很多学者在塔蒂电影里读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比如对建筑和公路的比喻和暗示，但塔蒂自己从来都不是个现代社会的“敌对分子”，他的任性、独特和概括力不是来自批判，正相反，是来自对现代性的深刻好奇，塔蒂一直对建筑和汽车保持着非凡的好奇心，这才让他创造出塔蒂城和多功能旅行车。 提到雅克·塔蒂（Jacques Tati），好多深谙电影掌故的人都把他与查理·卓别林相提并论了，其实塔蒂和卓别林区别太大，这区别在于：卓别林是伟大的丑角，而雅克·塔蒂不是，塔蒂是伟大的现代喜剧的发现者。1971 年，莱奥内说《革命往事》很失败，其实那一年雅克·塔蒂比他还失败。1967年的《游戏时间》（Playtime）被美国批评家罗森鲍姆（Jonathan Rosenbaum）赞誉为“最伟大的电影”，可就是这“最伟大的电影”让塔蒂先生彻底破产了，等到1971年拍《交通意外》（Traffic）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给他投资。 1949年时，塔蒂自导自演了第一部长片喜剧《节庆日》 ，这影片属于标准的搞笑喜剧。塔蒂来自法国专门表演杂耍滑稽戏的音乐厅（Music-hall），在这地方工作，对喜剧演员的搞笑能力绝对是一种职业化的训练，而且训练的，都是非常世俗的搞笑技术，摹仿一个足球守门员，摹仿一个蹩脚的骑师，这都是塔蒂的拿手绝活。也就是说，卓别林、路易·德费奈斯那一套手艺，塔蒂是非常精通的，不但精通而且属于“看家本领”，这一手在他最后一部电影《马戏团》（Parade）里，表现的非常充分。 但1967年的《游戏时间》，票房却惨不忍睹，塔蒂精心建造的“塔蒂城”（Tativille）把这“拿破仑”逼到了滑铁卢，他赔掉抵押的地产和电影版权，制片公司也因此破产，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喜剧不那么世俗搞笑了，人们欢欣鼓舞走进黑漆漆的电影院，看到的却不再是骑上自行飞车的邮差弗朗索瓦，而是在宽大奇异的现代建筑里莫名其妙的于洛先生（M.Hulot）。 搞笑技术属于习得技艺，是不可能忘的，从《节庆日》到《游戏时间》，塔蒂不是忘记、而是拒绝了那种世俗的搞笑技术，塔蒂不想做伟大的丑角，而想做伟大的现代喜剧“发现家”。 塔蒂一辈子只演了三个角色：邮差弗朗索瓦、于洛先生和他自己。邮差弗朗索瓦就是传统的世俗丑角，是他早年在滑稽音乐厅和几部短片的核心人物，这个弗朗索瓦，与卓别林塑造的经典喜剧人物夏洛特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他们让人发笑方式是相同的，那就是与Music-hall表演传统一脉相承的肢体滑稽戏。但到了于洛先生就完全变了，这是对卓别林创造的喜剧传统的一次飞跃，罗森鲍姆称它为“对观众预期过高”的喜剧，要求观众做一些现代知识储备，才能体会那种幽默的“现代化”。法国影评家、 《电影手册》主编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曾概括说：夏洛特式喜剧是一种“跌倒的喜剧”，人物在大屏幕上不断摔跤，跌倒，追逐，戏打，强烈的肢体语言指挥者连绵起伏的笑声节奏；而于洛式的喜剧则是一种“跌不倒的喜剧”，于洛先生穿着宽下摆的上衣，细脚零丁的瘦腿裤子，提着雨伞，在迷宫一般的城市和建筑里穿行，在街道和乡间摇摇摆摆，他竭尽全力地克制自己的身体”不要摔倒“，像不倒翁一样左摇右晃，以此创造可笑。 与《游戏时间》相比，《交通意外》略有妥协的姿态，当于洛先生勉强爬上荷兰人住宅的花藤时，有了几分邮差弗朗索瓦指挥法国乡下佬树旗杆时的夸张，这是现实逼到了塔蒂的门牙前，不得不做一些Music-hall的滑稽戏来赚一赚场面，实际上，这部《交通意外》仍是与《游戏时间》同样伟大的塔蒂电影，在我看来，甚至是《游戏时间》的续集，也许被巴赞看到，又会连夜赶写一篇《塔蒂与声音》的东西了。 1956年，塔蒂接受《费加罗》（Figaro）报采访时，谈过放弃邮差弗朗索瓦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弗朗索瓦的故事跟邮差这个职业关系太密切了”，剧本不好写，第二，这个人物“太法国化”，不能满足他对“现代喜剧的发现”。于是，塔蒂用一个可爱的老邻居的名字，设计一套“站不稳却跌不到”的行头，拍起电影史上失败的“伟大喜剧”于洛先生系列，这个系列总共有的四部电影，《交通意外》是最后一部，塔蒂的热衷者经常用影片里于洛提着汽油桶向高速公路远处走去的画面，表达对塔蒂离开电影的一种惋惜，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遗作。 《游戏时间》瞄准了建筑，而《交通意外》则对准了汽车。在《游戏时间》里，于洛先生遇到的最大难题，不简简单单是空间变成迷宫，其本质来自于材料和结构，现代建筑材料和结构制造出的错觉甚至是幻觉，影片中随处皆是。而在《交通意外》里，最尴尬的难题则来自动力和能源，没有了能源（汽油、石油），人寸步难行，一旦遭遇意外，动力失灵，精心设计的汽车就变成一瘫废铜烂铁。 塔蒂是喜剧演员出身，不是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或马尔库塞，他的智慧与灵感都来自观察，而且我想说，塔蒂的敏锐和准确不比那些社会学家差。1960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早上，塔蒂来到巴黎通向马赛的高速公路上，整整两个小时，他站在那里看着成百上千的大小汽车在眼前驶过。现代法国人有周末出游的习惯，所以每逢周末，巴黎周边的路况就亮起红灯。塔蒂说：“我看见人们坐在移动的笼子里，失去了笑的能力。”于是有了这部《交通意外》。 现代工具的尴尬在于，它给你多少方便，就要剥夺你多少自由，按塔蒂的形容，这就像往复循环的“借贷”。汽车是很有电影缘的东西，很多大导演都热衷于拍摄汽车。汽车的速度是很戏剧的，但同时，汽车的方便和快捷也像易拉罐一样脆弱，好比影片里飞出去的轮胎盖，像大雨中样式不同的风挡雨刷，看穿了庄重，便觉得好笑。 既然汽车是主角，那场影片中的车祸就是最精彩的戏。在一场后果不太严重的汽车连环相撞后，人们缓缓从汽车里爬出来，解放了手脚，他们的身体还携带着交通意外的后遗症，眩晕着朝四面八方乱走一气，伸伸懒腰，用好奇而无奈的眼神看着被撞瘪的汽车。 这场戏，塔蒂用了诺埃尔·伯奇（Noel Burch）所说的《游戏时间》中那种“散点投射”的全景画面，观众最应该每次坐在不同的位置上观看同一组画面。但这种“电影学发现”不是塔蒂最大的功劳，在这里，交通意外的场景与《游戏时间》中的建筑空间相对应：建筑是凝固的，是预先设计好的生活布景，但车祸是意外的，偶然的，仿佛灵感乍现一般激发出来的布景，二者完全不同，却在塔蒂手里变得同样荒唐可笑。所以，我建议影片译成“交通意外”，而不是“车祸”或者“交通事故”之类，因这“意外”二字于此类幽默，再贴切不过了。 这场戏的巧妙和精彩还在于，塔蒂把人从建筑带进汽车，目的并不止于汽车，汽车有什么好看的？塔蒂内心深处的神秘愿望，是壮观的高速公路，“塔蒂城”可以被蓬皮杜一纸公文而拆得连一块砖头都不剩，可高速公路总还在吧！这场戏之所以滑稽无比，在于“那可是高度公路啊”，“汽车和摩托车可以通行，但人类与狗禁止入内”。车祸过后，当人出现在高速公路上时，看上去竟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和荒诞，这紧张和荒诞就是于洛先生的“魂”。人在现代布景里生活和工作（飞机场、办公楼和高速公路），本是平常无奇之事，却被塔蒂发现出喜剧般的“失调”效果，这正是塔蒂喜剧的魔力，他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发现。 人物作品《交通意外》《交通意外》讲一个汽车公司为了参加阿姆斯特丹的车展沙龙，专门设计了一款独特的多功能旅行车，于洛先生是其设计者，但在他们用卡车把这台新车送往阿姆斯特丹参加展览会途中，发生了很多意外，没有汽油、交通事故、被警察扣留等等，在阿姆斯特丹展会上等待的老板越来越不耐烦，可也没办法，最后当于洛先生把汽车送到展会时，车展沙龙已经结束了。 《交通意外》的主题似乎是这影片拍摄过程的一个注解，是对塔蒂式工作的写照：塔蒂拍摄电影，永远不能及时完工，拍摄周期长，不断透支，永远“在路上”。《交通意外》的拍摄也遇到了许多现实困难，不断陷入瘫痪，影片拍到最后，巴黎的制片人甚至召回了摄影师和摄影机，最后只好由参与投资的瑞典电视台的两个塔蒂崇拜者，开始学习35毫米摄影，勉为其难拍完了影片最后一些戏。 美国教授查尔斯·艾兹维克（Charles Eidsvik）曾说：“作为艺术的电影史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赔钱电影史。”这句话用来形容雅克·塔蒂最合适不过。为了让《交通意外》能有更多的观众，塔蒂把在高速公路上偷拍到的一些司机们无意见摸鼻子的有趣画面剪入电影，在剧情中加入一些他自己发挥的独角滑稽戏，可最终的票房依然是那么惨淡。 也许，真正的塔蒂根本不是被我们分析出来的那个塔蒂。如果他的电影是一个方向牌，那塔蒂则永远站在与它相反的方向上。 《游戏时间》塔蒂对自己的影片经常做出一些让人跌掉眼镜的解释，这些解释跟我们的逻辑大相径庭，让那些狂热崇拜他的影评人和电影分析家露出尴尬之色。曾在一本关于塔蒂的小书上读到， 《游戏时间》上映后，《电影手册》（塞尔日·达内）采访塔蒂，谈到如何在现代建筑中进行场面调度时，塔蒂没有回答正面他的问题，而是在纸上画了一个线路图，这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线，他说：“我就是让的演员们按这个线路图走的，这就是这座建筑对他们的要求，也是电影的要求，他们只要按照这个线路走，不会整齐，而是七扭八歪，充满喜剧效果。” 逆反逻辑是塔蒂的一贯作风。《交通意外》在声音设置上的别具一格，这一点有许多大学者撰文讨论，我们就不细谈了，只说说配乐。作曲家是查尔斯·杜蒙 （Charles Dumont），塔蒂在筹拍《交通意外》期间认识了他，邀请他来给影片配乐。杜蒙在看了《交通意外》的毛片之后开始创作主题音乐。第一次，塔蒂不满意，他说：电影的主题是什么，这根本就不重要，你不要按照电影的主题来配乐。第二次，塔蒂不满意，他说：虽然是拍汽车，但是你的旋律过于活泼轻佻。第三次，塔蒂还是不满意，他说：这次又有一点沉闷阴暗……查尔斯·杜蒙尝试了N次，塔蒂都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有一天塔蒂来到杜蒙的工作室，杜蒙给他演奏了一段曲子，这段曲子是杜蒙平时没事时作的，跟《交通意外》一点关系都没有，听完之后塔蒂一脸惊讶的表情：就是这个曲子，可是，你是怎么猜到我就想要这个曲子的呢？ 尽管很多学者在塔蒂电影里读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比如对建筑和公路的比喻和暗示，但塔蒂自己从来都不是个现代社会的“敌对分子”，他的任性、独特和概括力不是来自批判，正相反，是来自对现代性的深刻好奇，塔蒂一直对建筑和汽车保持着非凡的好奇心，这才让他创造出塔蒂城和多功能旅行车。人们之所以不断在塔蒂电影中找出批判现代社会的根据，是因为塔蒂的细腻的观察和对画面的准确追求。这种细腻和精确，有时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诺埃尔·伯奇认为塔蒂用中远景画面展示宽阔复杂的空间是伟大的电影创作，但这不意味着塔蒂就肯放弃细节，即使在大全景里，塔蒂对细节的要求也达到了特写的标准，这个奢侈的拍摄习惯从未改变，没人能理解为什么。《游戏时间》中最后那场大饭店的戏，塔蒂连每把椅子的靠背设计都参与了。《交通意外》中有一场戏需要一个少妇抱着婴儿，在塔蒂的设计中，这个婴儿的轮廓一定要与这位少妇的身形和肤色相匹配，并且在视觉上造成一种喜剧效果，这不过是一个很传统的喜剧包袱，但工作人员始终找不到这样一对符合条件的母子。于是塔蒂宣布停工，自己找遍了荷兰的妇产医院。当时的制片人古斯塔夫·道格拉斯（Gustaf Douglas）问塔蒂的助手，塔蒂的工作为什么这么慢？他得到的回答就永远是：为了巴塔维亚的婴儿。巴塔维亚是古语荷兰的意思，从此这句话成为工作人员之间的口头禅。 就像他在《游戏时间》中给演员绘制行走路线图，在《交通意外》中，他也给那场最重要的车祸段落设计了非常精确的撞车秩序。由于拍摄《交通意外》的资金和条件有限，这种拍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他设计了这场车祸，给每辆车设计了撞车发生时的样子和运动轨迹，甚至指定车的颜色、类型和牌子，塔蒂把它们设想成一个个芭蕾舞演员，把公路的十字则路口变成舞台，每一辆车都按照塔蒂的设计“走位”，让汽车成为真正的主角。这场戏竟然不可思议地拍出来了。影片最后那场戏，在停车场上，塔蒂让每一辆汽车的雨刷运动起来，与汽车的主人们形成有趣的对照。 特点“跌不倒的喜剧”：塔蒂是运动员出身，后转向哑剧，充分使用肢体语言，将哑剧提高到全新的高度，应该是“憨豆”先生的老前辈。塔蒂创造的“于洛先生”是对卓别林创造的喜剧传统的一次飞跃，影评人称它为“对观众预期过高”的喜剧，要求观众做一些现代知识储备，才能体会那种幽默的“现代化”。法国影评家、《电影手册》主编Serge Daney曾概括说：卓别林式的喜剧是一种“跌倒的喜剧”，人物在大屏幕上不断摔跤，跌倒，追逐，戏打，强烈的肢体语言指挥者连绵起伏的笑声节奏；而于洛式的喜剧则是一种“跌不倒的喜剧”，于洛先生穿着宽下摆的上衣，细脚零丁的瘦腿裤子，提着雨伞，在迷宫一般的城市和建筑里穿行，在街道和乡间摇摇摆摆，他竭尽全力地克制自己的身体”不要摔倒“，像不倒翁一样左摇右晃，以此创造可笑。 声音：塔蒂关于电影技巧的探索，尤其是在声音方面的实践，绝不逊色于大胆叛逆的新浪潮电影人，作品很少对白，但巧妙运用音效，今天看来仍然很有价值。 社会批判：塔蒂的智慧与灵感都来自观察，他的敏锐和准确不比那些社会学家差。1960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早上，塔蒂来到巴黎通向马赛的高速公路上，整整两个小时，他站在那里看着成百上千的大小汽车在眼前驶过。现代法国人有周末出游的习惯，所以每逢周末，巴黎周边的路况就亮起红灯。塔蒂说：“我看见人们坐在移动的笼子里，失去了笑的能力。”于是有了后来的《交通意外》。 现代工具的尴尬在于，它给你多少方便，就要剥夺你多少自由，按塔蒂的形容，这就像往复循环的“借贷”。汽车是很有电影缘的东西，很多大导演都热衷于拍摄汽车。汽车的速度是很戏剧的，但同时，汽车的方便和快捷也像易拉罐一样脆弱，好比影片里飞出去的轮胎盖，像大雨中样式不同的风挡雨刷，看穿了庄重，便觉得好笑。 “好奇”：尽管很多学者在塔蒂电影里读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比如对建筑和公路的比喻和暗示，但塔蒂自己从来都不是个现代社会的“敌对分子”，他的任性、独特和概括力不是来自批判，正相反，是来自对现代性的深刻好奇，塔蒂一直对建筑和汽车保持着非凡的好奇心，这才让他创造出塔蒂城和多功能旅行车。人们之所以不断在塔蒂电影中找出批判现代社会的根据，是因为塔蒂的细腻的观察和对画面的准确追求。这种细腻和精确，有时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塔蒂用中远景画面展示宽阔复杂的空间是伟大的电影创作，但这不意味着塔蒂就肯放弃细节，即使在大全景里，塔蒂对细节的要求也达到了特写的标准，这个奢侈的拍摄习惯从未改变，没人能理解为什么。《游戏时间》中最后那场大饭店的戏，塔蒂连每把椅子的靠背设计都参与了。《交通意外》中有一场戏需要一个少妇抱着婴儿，在塔蒂的设计中，这个婴儿的轮廓一定要与这位少妇的身形和肤色相匹配，并且在视觉上造成一种喜剧效果，这不过是一个很传统的喜剧包袱，但工作人员始终找不到这样一对符合条件的母子。于是塔蒂宣布停工，自己找遍了荷兰的妇产医院。当时的制片人古斯塔夫·道格拉斯（Gustaf Douglas）问塔蒂的助手，塔蒂的工作为什么这么慢？他得到的回答就永远是：为了巴塔维亚的婴儿。巴塔维亚是古语荷兰的意思，从此这句话成为工作人员之间的口头禅。 晚年将要看到的不是一部电影：它是一个奇观（spectacle），目的是打破观众和银幕之间的坚冰。“参与（participation）”这个说法现在被用得很多。它被频频提起却很少被看到。如果有个人要被干掉了，他就是要被干掉了，很公平，但是观众没有参与。现在有正相反的情况：你正身处在马戏团里。马戏场是圆的，就好像你是观众的一员。尽管通常情况下观众被要求一直保持安静，但这部影片是那种比较罕见的导演满心欢喜希望观众能够说话的影片。你就想在马戏场里的观众一样可以鼓掌。你可以吹口哨。如果你不喜欢表演，你甚至可以走掉。 想有些说法会显得很炫耀，就像说：“捍卫马戏，我是一个识字的人，在我看来小丑就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另外，Parade严格来说跟马戏没什么关系。它music-hall的成分要高于马戏。换句话说我想要做的就是把马戏场（ring）交给孩子们。我说了句：“全部道具都在这里了。”就离开了，他们开始做他们看过的各种把戏。他们开始试验变戏法，开始玩，开始变成小马戏团艺术家。我注意到当你看到一个画家，你就明白他会喜欢上如何用他的画笔变戏法。为什么他不能用它变戏法？在我的节目里没人知道什么是变戏法，画家，观众，艺术家，没人知道谁是小丑，谁不是。 人们带着巨大的失望看这部电影。虽然它是一部乐观的片子。马戏团是谦逊（humility）和仁慈（kindness）的伟大学校，你能看到在如今这个摩登时代里的一点荒谬。如果没有马戏团，卓别林、巴斯特·基顿、劳伦和哈台都不可能存在。孩子们喜欢它是个事实：那气氛，那景象，所有人看表演的时候的笑容。它绝对是必须的。我很抱歉，但是你不会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我觉得电影是个整体（ensemble）：你可以开枪，杀人，脱衣，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想我们也需要一种快乐。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因着同样的东西发笑，被一个高技巧的危险的荡秋千所感动。这是一种需要。你可以憎恨马戏，觉得它无聊，它很糟糕，它除了运动，摄影机，所有加在一起的一切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是必须这样拍这个节目。 这不是第一次塔蒂开始追求这样打破观众和银幕的界限。塔蒂早在1961年就试验过。那时他的朋友Bruno Coquatrix正主持一个Olympia的演出，Edith Piaf病了，塔蒂毫不犹豫的接受了救场的邀请。他设计了一个叫Jour de fete a l’Olympia的剧。剧中不仅在放映塔蒂的影片Jour de fete的时候剧中人从银幕走出，塔蒂还精心安排了一些打扮的很像Hulot的人做在观众席中间。“‘现场’和‘胶片’在一直相互交换，舞台不停的打破剧场的三面墙的束缚，电影则打破自己的四框。” 在Playtime的原结尾里，塔蒂设想的场景是看到一个放映厅，片中人物的剪影被投射在银幕上，而剧场里看电影的观众现在则进入到影片中了。 塔蒂试图打破这种银幕和观众的隔离：“一种不同的电影，一种观众进来以后可以保持他自己的电影…我想让观众意识到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景观的一部分，他和导演之间有一种对话；一个字，我想要的就是一种人的交流。” 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塔蒂的身体情况则急剧下降，已经不能维持这样连续的表演，所以节目不久就下了。 Parade的前身是和瑞典电视二台的一个合作的节目，这也是当初Douglas最后投资Trafic的如意算盘。两人的关系很微妙，反正，他们都听不懂对方的骂人话。塔蒂慢条斯理的节奏显然让电视台着急，在折腾了两年，花了不少钱以后塔蒂还在写剧本，和Lagrange设计笑料。终于电视台下一个最后通牒，让塔蒂拍一个52分钟的专题。塔蒂最终将原来的计划放到一个叫Confusion的永远没能找到投资人的新片里，转而为电视拍摄了Parade。 1978年原来买下塔蒂所有电影的意大利人Monaco终于理清所有法律纠纷，塔蒂的老片得以上映。为此塔蒂还特意带了一帮人去Saint-Marc海滩重拍了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的划船段落，颇有要调侃Jaws的味道。 晚年塔蒂接受了恺撒奖的终身成就奖。他跟Lagrange说，这里有一半奖是他的。的确，没有这些朋友，塔蒂恐怕无法获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里有为他设计了大部分场景，写了两个剧本的Lagrange，写了让他成名的哑剧的Alfred Sauvy，给他设计了无数笑料的Etaix和Marquet，长期的剪辑师Baudrot。 对于一个喜剧演员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对于体育运动的训练。所有值得一提的喜剧演员都是最早在Music-hall或者马戏团里练成的。如果不在舞台上通过和观众接触学习自己的本事，那就不可能拍出一个喜剧来。除非他拍的是文字喜剧。相信观众需要放松，但是我绝对拒绝用低俗的方式让他笑。一个人不能蔑视大众。大众有品味，有好的感觉，绝对比某些做相反断言的人要多的多。喜欢人，所有人，各种各样的人。观察人们生活，我逛悠，去足球比赛…我在高速路上坐上几个小时看车流驶过。我倾听对话，观察举止，细节，还有揭示每个人的个性的生活模式。 能够有一个打开通往生活的阳台，展示生活的财富的机会，对于我看起来是电影的诸多功用之一。 我并不在寻找什么信息（message），我只是对人们感兴趣，对家庭，对孩子，对提供的服务，各种在这个越来越被计划好，机械化的世界里的各种小问题感兴趣。怎么可能会有想让人们笑的如此野心，人们自己就是完美的模仿者，随便一个过客知道的都比我多。喜剧的关键不在于喜剧演员的表演，而在于喜剧演员揭示他人的幽默元素的能力。 作品年表雅克·塔蒂 Jacques Tati作品列表：(一共 31 个电影作品) 作为导演的作品(数量：7)Forza Bastia ------- (2002)《Parade》 ------- (1974) 《聪明笨伯古惑车 Trafic》 ------- (1971) 《玩乐时间 Play Time》 ------- (1967) 《我的舅舅 Mon oncle》 ------- (1958) 《傻佬放大假/于洛先生的假期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 Les 》------- (1953) 《Jour de fête 》------- (1949) 作为演员的电影作品(数量：11)The Story of Bean ------- (1997) 《Parade》 ------- (1974) 《聪明笨伯古惑车 Trafic》 ------- (1971) 《Cours du soir 》------- (1967) 《玩乐时间 Play Time》 ------- (1967) 《我的舅舅 Mon oncle 》 ------- (1958) 《傻佬放大假/于洛先生的假期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 Les 》------- (1953) 《Jour de fête 》------- (1949) 《Diable au corps, Le》 ------- (1947) 《Sylvie et le fantôme》 ------- (1946) 《Soigne ton gauche》 ------- (1936) 作为编剧的电影作品(数量：10) The Illusionist ------- (2009) 《Forza Bastia 》------- (2002) 《Parade 》------- (1974) 《聪明笨伯古惑车 Trafic》 ------- (1971) 《Cours du soir》 ------- (1967) 《玩乐时间 Play Time》 ------- (1967) 《我的舅舅 Mon oncle》 ------- (1958) 《傻佬放大假/于洛先生的假期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 Les 》------- (1953) 《Jour de fête》 ------- (1949) 《Soigne ton gauche》 ------- (1936) 作为制片人的电影作品(数量：2)我的舅舅 Mon oncle ------- (1958) 《傻佬放大假/于洛先生的假期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 Les》 ------- (1953) 作为电影剪辑的电影作品(数量：1)《聪明笨伯古惑车 Trafic》 -------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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