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J.贾斯特罗在他的《心理学中的事实与虚构》中画出的一个模糊的图形，它既可以看作是一只鸭子的头，也可以看作是一只兔子的头，虽然人们无法同时看出这两者

实验发现，如果把这样一个图形放在一群孩子面前，孩子就会说：“这是鸭头！”过一会儿他又会说：“这是兔头！”并且会不断在两个图形之间转换。不仅面对这一图形时，而且在许多图形下，孩子们都会将它们看作一个具体的东西，而且会在不同时刻或情境下看作不同的东西。

后来，著名童书作家艾美·罗森豪和插画家汤姆·立顿德将这个“鸭兔图”改编成了一本有趣的童书——《鸭子！兔子！》（Duck! Rabbit!）。故事就由这两个不同的争辩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小朋友可以学习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谁对谁错，甚至到最后这两个声音也互相妥协，认为对方可能才是对的。

从心理学上讲，“鸭兔图”是格式塔心理学上的典型例证。它在表明：整体决定部分的性质，部分只有依存于整体才有意义。而在哲学上，哲学家却以此来思考感觉与认知的关系。比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就借助这个图形来说明：如果同一个对象可以被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么，这就表明知觉并不是纯粹的感觉。我们必须在叙述知觉中注意若干方面。对知觉的报道承受着概念，是对经验与思想的结合。

知觉不是纯粹的感觉。感觉是我们被动接受的，几乎不存在差别。在上面那个实验中，孩子们面对的是同一幅“鸭兔图”，感觉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在对接受到的感觉材料进行综合认知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有的孩子看成了鸭子，有的孩子却看成了兔子。也就是说，我们观察事物的过程，同时也是给这个事物赋予意义的过程。赋予的意义的不同，事物向我们显现的面目就会大相径庭。著名哲学家胡塞尔也曾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说，当我们在蜡像馆中漫步时，我们在台阶上遇到了一个陌生女士，这是一个在一瞬间迷惑了我们的蜡像。而当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觉时，对女士的感知就会转变成对女士蜡像的感知。在这里，感觉材料并没有变，发生变化的是我们的赋予意义的方式。

在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总是将它看成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东西。这里的期望，是以往的经验给我们的。而经验，并不是个人内在私有的心理状态或过程，而是由人类文化和教育造就的。它们不是任何心理的或生理的因果联系，而是由人类生活形式所建构的概念联系。例如，对于同一图形，文化和教育背景不同的人，看出的东西也就不同。对于从未见过鸭子的人来说，他就不会将“鸭兔图”看作一只鸭头图。而且，生活形式已经基本上限定了一个人知觉的范围和方式。一个人没有知觉“方面”的能力，不仅仅是因为他缺少想象力，而是因为他没有欣赏深刻的多样生活的文化。比如，讲一个笑话或者幽默，我们中国人听完可能会捧腹大笑，而外国人听完可能会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在这里，外国人也许并不是听不懂这个笑话的内容，而是因为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而无法感知其中的“笑料”。

广受欢迎的科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维尔在写到中国同西方思维的不同之处时就提到，拥有相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一组中国学生同一组非中国学生被安排浏览图片，并在观看后被问到看到了些什么。中国学生基本上将图片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而非中国学生则指出了图片中的某些特定部分。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学生倾向于在全局中看待事物，而非中国学生则更关注他们所感兴趣的画面中的特定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