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就读于台南二中，完成高三最后丰年学业，进入台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中文名：许倬云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30年

职业：学者 教授，历史学家

毕业院校：台湾大学

主要成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代表作品：《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

简介(概述 经　历 曾获得之学术荣誉)

许倬云自述(一、随父迁台台大名师荟萃 二、转学历史归功傅斯年指点 三、追忆王世杰帮忙做杂务 四、斥责李敖成了攻击目标)

中文论著(一、专书 二、合著 三、编著或合编著 四、论文)

外文论著

允许自由思考不会造成灾难(摘要 要点 正文 中国面临的危机：贫富差距太大、价值观真空 心灵和精神状态的空虚不是一时解决得了的 中国人的社会信仰：当下与未来 国人的信仰需要知识分子来引导 理想中的未来中国)

简介

概述

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许先生还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经　历

史语所助理研究员(1956-1962)，副研究员(1962-1967)，研究员(1967-1971)，兼任研究员 (1981.8- )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62-1964)，教授兼主任(1964-1970)

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聘教授(1970-98)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伟伦讲座教授(1991-98)

夏威夷大学本斯讲座教授(1996)

杜克大学西孟讲座教授(1999)

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1998-)

曾获得之学术荣誉

中央研究院院士(1980)

Phi Betu Kappa荣誉会士(1986- )

钱穆讲座（新亚）

傅斯年讲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04)

许倬云自述

平生所学，未负师友

一、随父迁台台大名师荟萃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的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非常有名，跟辅仁大学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以友辅仁”的意思。当时教我们的老师都是饱学之士，抱着服务乡里的理念在那里教书。他们教书跟其他的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当时那些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人去了台湾。

台湾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内地撤到台湾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台大，考古学我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学了古代社会，董彦堂（作宾）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更没有上下课的概念。

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二、转学历史归功傅斯年指点

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三、追忆王世杰帮忙做杂务

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辞去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6年。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

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是在台湾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1962年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1964年我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当时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昏，但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的眼界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

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世杰）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

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

四、斥责李敖成了攻击目标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时间太久了，记不得了。这前后李敖曾经著文攻击我。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文星》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的，后来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

王力宏和舅公在家族聚会上面

中文论著

一、专书

1. 《心路历程》，台北：文星书店，1964；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2. 《历史学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3. 《中国科学思想的因素》，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演习所，1968年。

4. 《中国传统的性格与道德规范》，台北：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演习所，1968年。

5. 《传统与更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0年。

6. 《关心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

7. 《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

8. 《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北京：三联书店，1994；修订三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增补本（海外学人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

9.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

10. 《挑战与更新：许倬云文集（政论之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

11. 《刹那与永恒：许倬云文集（文化之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

12. 《风雨江山：许倬云的天下事》，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1年。

13. 《推动历史的因素》，台北：社会大学文教基金会，1990。

14.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

15. 《从历史看领导：松下幸之助的管理手札》，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2年。

16. 《从历史看领导》，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17.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18. 《现代伦理寓言——东游记》，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19. 《现代社会的职业伦理》，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

20. 《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台北：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5年。

21. 《寻路集》，River Edge, New Jersey：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

22. 《从历史看组织》，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2011年5月第2版。

23.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4. 《历史分光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

25. 《九六文录：中国人文探索》，台北：台湾书店，1998年。

26.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2000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27. 《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

28. 《倚杖听江声》，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29. 《江渚候潮汐》，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0. 《江心现明月》，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1. 《从历史看人物》，台湾：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2005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32. 《从历史看管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 《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王勇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34.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邹水杰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5.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台北：英文汉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36. 《史海巡航：历史问学周记》，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37. 许倬云主讲，《傅钟回响：许倬云先生台大讲学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年。

38. 《江口望海潮》，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39. 《许倬云问学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

40. 《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41. 《历史大脉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

42. 《许倬云自选集》（汉学名家书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

43.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44. 《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 口述，李怀宇 撰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45.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8月。

46. 许倬云看历史系列（全四册）：《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从历史看人物》、《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47. 《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 许倬云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48. 《西周史》（增补二版），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月。

49.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

50. 《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4月。

二、合著

1. 李方桂等编，《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1967年。

2. 《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年。

3. 颜元叔等著：《人文学概论》，台北：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

4. 《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1982年。

5. 许倬云等著：《知识与民主》，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

6. 许倬云等著：《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7. 许倬云等著：《中国历史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8. 钱穆、余英时、许倬云等著：《中国何处去？》，台北：《联合月刊》杂志社，1986年。

9. 严文郁等著：《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10. 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1988年。

11. 徐佳士等著：《中华民国文化发展之评估与展望》，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0年。

12. 许倬云等著：《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李登辉先生政策理念之探析》，台北：正中书局，1990年。

13. 宋文熏主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

14. 许倬云等著：《浩然基金会暑期研习会演讲讨论辑：世界宏观（第一册）》，台北：浩然基金会，1991年。

15. 许倬云等著：《浩然基金会暑期研习会演讲讨论辑：人文（第五册）》，台北：浩然基金会，1991年。

16. 余英时等著：《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

17. 许倬云等著：《寻找九十年代的人生价值：智慧生活》，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1994年。

18. 《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年。

19. 《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

20. 王永庆等著：《叫太阳起床的人》，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

21. 许倬云等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三、编著或合编著

1. 许倬云主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辑》，台北：国风出版社，1965年；再版，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6-1967年；三版，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5年。

2. 台静农、许倬云主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16期至第26期，1965-1968年。

3. 屈万里、许倬云主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27期至第38期，1969-1972年。

4. 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主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年。

5. 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社，1986年。

6.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7.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

8. 许倬云、陈天机、关子尹主编：《系统视野与宇宙人生》，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9.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4月。

四、论文

〈周礼中的兵制〉，《大陆杂志》9.3 (1954)。

〈殷历谱气朔新证举例〉，《大陆杂志》10.3 (1955)。

〈中国古代民族的溶合〉，《主义与国策》44 (1955)。

〈先秦诸子对天的看法（上）（下）〉，《大陆杂志》15.2 (1957)；15.3 (1957)。

〈试拟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论点〉，《思与言》1.2 (1963)。

〈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下(1963)。

〈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 (1964)。

〈一位廿世纪的史学家──比兰〉，《思与言》3.1 (1965)。

〈战国的统治机构与治术〉，《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4 (1965)。

〈对于「商王庙号新考」一文的补充意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 (1965)。

〈汉代家庭的大小〉，收入李方桂等编，《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7）。

〈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1 (1967)。

〈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8 (1968)。

〈两周农作技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4 (1971)。

〈十九世纪的宜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3 (1972)。

〈两周的物理天文与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4.4 (1973)。

〈汉代的市场化农业经济〉，《思与言》12.4 (1974)。

〈周代的衣、食、住、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7.3 (1976)。

〈周代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8.2 (1977)。

〈社会史的研究〉，《史化》9 (1978)。

〈周东迁始末〉，《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78）。

〈政权与政治的关系〉，《东海大学史学会刊》7 (1978)。

〈中华农业史──论集导言〉，《思与言》16.1 (1978)。

〈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若干特性〉，《食货月刊》11.5 (1981)。

〈步入文明：中国文化的发展〉，《故宫季刊》16.1 (1981)。

〈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变动〉，《幼狮杂志》16.3 (1981)。

〈汉代农业史导论〉，《思与言》20.6 (1983)。

〈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序言〉，《汉学研究通讯》2.4 (1983.10)。

〈论雅斯培枢轴时代的背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1 (1984)。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原文献》18.8 (1986)。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原文献》18.9 (1986)。

〈李宗侗教授遗著目录〉，《汉学研究通讯》5.3 (1986)。

〈战前与战时的社会比较〉，收入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地方文献学会年刊》75 (1987)。

〈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收入严文郁等著，《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九州岛学刊》2.3 (1988)。

〈社会学与史学〉，《自由青年》79.4 (1988)。

〈推动历史的因素〉，《自由青年》80.3 (1988)。

〈南朝奴役劳力的商品化〉，收入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下册。

〈文化的历劫〉，《中原文献》21.2 (1989)。

〈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之地位〉，《中华文化复兴月刊》22.10 (1989)。

〈中国考古遗址文化层的分布──人口与区位的初步考察〉，收入宋文熏等主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1）。

〈试论网络〉，《新史学》2.1 (1991.5)。

〈中古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收入余英时等著，《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

〈中国文化演变周期概说〉，《哲学杂志》1 (1992)。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国科会人文社会学刊》3.1 (1993)。

〈文化与社会崩解的比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 (1993)。

〈古公亶父时代的先周──谨答饶选堂教授〉，《二十一世纪》16 (1993.4)。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宜兰〉，《宜兰文献杂志》5 (1993.1)。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西周篇与两河篇〉，《历史月刊》69 (1993.10)。

〈关于未来全球文化冲击的讨论（2）：走向整合的世界〉，《二十一世纪》20 (1993.12)。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埃及篇〉，《历史月刊》74 (1994)。

〈古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比较〉，《历史月刊》77 (1994)。

〈中国古代文化与其它古代文化的比较──古中国与古希腊〉，《历史月刊》84 (1994)。

〈一个整合过程的假设〉，《二十一世纪》25 (1994.10)。

〈体系网络与中国分合〉，《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中原文献》27.3 (1995.7)。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结合〉，《二十一世纪》31 (1995.10)。

〈钱存训先生及其大作──造纸及印刷〉，《汉学研究》14.1 (1996)。

〈人生智慧分享──研究与教学者职业规范〉，《教改通讯》24 (1996.9)。

〈义、瑞、西三国汉学研究近况〉，《汉学研究通讯》16.1 (1997.2)。

〈受过教育的人该学什么〉，《宏观》31 (1997.5)。

〈香港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体性〉，《二十一世纪》41 (1997.6)。

〈怎样看江泽民访美〉，《关爱与服务》86.11 (1997.11)。

〈介绍《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个新的学术主题典范〉，《汉学研究通讯》16.3 (1997.8)。

〈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新史学》8.1 (1997)。

〈试论东汉与西罗马帝国的崩解〉，《简牍学报》16 (1997.11)。

〈不卑不亢与世融合〉，《天下杂志》200 (1998.1)。

〈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存方式──也谈两岸关系〉，《关爱与服务》87.1 (1998.1)。

〈法律的无力感〉，《司法改革杂志》14 (1998.4)。

〈法律的无力感〉，《关爱与服务》87.4 (1998.4)。

〈漫谈说唱〉，《关爱与服务》87.10 (1998.10)。

〈傅先生的史学观点及其渊源〉，《大陆杂志》97.5 (1998)。

〈社会科学观点的转变与科际整合〉，《历史月刊》13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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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对话的发展过程〉，《交流》56 (2001.4)：27-30。

〈汉学中心二十年庆──回顾与前瞻〉，《汉学研究通讯》20.3 (20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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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番反省──「台湾史学五十年」序言〉，《历史月刊》175 (2002.8)：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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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德权先生「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的响应──许倬云先生的对话〉，《新史学》14.1 (2003.3)：203-208。

〈从历史角度论述几个违反永续发展的案例〉，《全球变迁通讯杂志》38 (2003.6)：17-20。

〈自古霸业终成空〉，《历史月刊》185 (2003.6)：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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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空间、时间（一～三）〉，《人生杂志》255 (2004.11)：112-117；256 (2004.12)：112-116；257 (2005.1)：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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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散论──古代的中原是怎样形成的？〉，《历史月刊》207 (2005.4)：34-37。

〈中国概念与其经济接口〉，《历史月刊》208 (2005.5)：38-40。

〈学史散论──古代中原的多种文化〉，《历史月刊》209 (2005.6)：30-32。

〈第二次世界战争──战后六十年的回顾〉，《历史月刊》211 (2005.8)：48-52。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的史料意义举隅〉，《历史月刊》212 (2005.9)：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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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璠先生整理，原刊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一本第四分）

允许自由思考不会造成灾难

摘要

自由思考、自由交换，反而不会造成灾难。假如让一些地下组织、地下活动去思考的话，往往走于偏激，而变成对抗的形式。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放开，反而可以使压力减轻，使大家在交换、讨论之中感觉不到政府对他们的压力，或者思想上的框框，累计的内压也不会产生爆炸。

要点

一、心存空虚这一现象不会自然解决，除非给民间一个自己做思考的空间

二、共享资源，是把经济资源分散给民间，但不是分散给特定的利益团体

三、真正宽大对待，反而可以减轻压力，不要让压力累积到爆炸

四、中国目前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是用廉价劳力去赚钱，我盼望将来不要这样

正文

2009年12月16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南京就“2020，中国新十年”主题接受了凤凰网与正义网的联合访谈。

中国面临的危机：贫富差距太大、价值观真空

凤凰网资讯：先请许老师回顾一下前30年。在您看来，中国前30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历史坐标中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许倬云：中国从19世纪以来的命运，就是一直在寻找自己重新建立中国的地位，不仅是在外面寻找中国的地位，在内部也要重整一个新秩序，建立新的共和国。这一也可称为“长征”的长程努力包括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投入和种种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也是在尝试，前面30年可以说偏得向左边一点，偏得过激了一点，不免就造成混乱，这30年又比较靠中间一点了。所以说这是“长征”百年努力的一个阶段，方向基本上是对的，可还是有些困难产生，下面要继续努力。

凤凰网资讯：您刚才说，现在和前30年是处于一个完整连续的阶段，对吗？

许倬云：对，也一直在尝试。

凤凰网资讯：目前中国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也有人用“盛世”来形容，但也发现存在很多社会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或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这是一个必经阶段吗？

许倬云：任何发展过程都一定会有大毛病和小毛病，有些小毛病是没拿捏得准发生的，有些大毛病是结构性问题。在国内来说就是贫富差距太大，很多百姓虽然基本上吃穿没问题，但一辈子买不起房。另外在事业的道路上，少数人占尽便宜，许多人却得不到任何机会---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

在我看来，还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大家都拼命赚钱，精神生活上相当空虚，不知道为什么活，也不知道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尺度在哪里。于是许多秩序就不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是个普遍现象。这不能说是必经阶段，但我们需要警惕。过去100年里，中国不断地丢失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在吸收外面传进来不同价值观念时却又往往不能真正理解。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念是个真空。

对外来说，有些不是中国自己单单面临的，比如说生态问题、气候变暖、粮食危机，这些都是大问题。尤其在中国，我们最好的产粮区土地现在变成了水泥覆盖的市区、道路和建筑物，江南一带本来是粮产丰富的粮仓，现在几乎不产什么粮食，要靠别处，甚至外国，运粮供应了。

这么多的问题都存在着，并不是说我们过了一个阶段，就会天下太平，没有这事。克服困难是要智慧的，困难不克服，就越来越麻烦，越来越深。就等于一个人生病，小病也许能挺过去，稍微严重的病或者结构性的病，你不治疗是不行的，就只有越来越坏。不能说一个转型期，痛苦过了，阵痛过了，然后就好了，没有这个事。

凤凰网资讯：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如果当下不解决，以后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许倬云：对。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很快就要变成不能过日子的地方了，大多数河流都被污染，土地因为使用不当出现沙土化或者水土流失，我们很快就要面临生态的困难。可能到了某个时候，我们无可住之处，无可喝之水，甚至无干净空气，这个危机是极为严重的，政府必须要面对和处理它，我们老百姓也不能以歌颂盛世来麻醉自己。这是就外在环境来说。

内在来说，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人们缺乏方向、缺乏目标、缺乏价值。其原因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不能由人民自己去处理，不能由每个人自己去思考。我们有一些禁忌、有一些框框条条。既然大众不能去做任何思考也不能接受新的挑战，这个问题就要交给政府做，假如政府不作为的话，那就没有人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大麻烦，也是我认为社会问题最严重的一条。

心灵和精神状态的空虚不是一时解决得了的

凤凰网资讯：在今后10年，它可能的一个演变趋势会是什么样呢？有没有可能避免？

许倬云：不容易。虽然我看见中国政府相当努力地在经济问题上做种种调整，而且也显示出来有相当的成绩。但是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的空虚，似乎是已存在的现象。不然像《百家讲坛》这些节目，不会那么红，那么多人要去看。一本薄薄《论语》的解说，也不会有几百万人去买它。所以心存空虚这一现象不会自然解决，除非给民间一个自己做思考的空间，自己做阐释，自己做互相的讨论和对话。因此，意识形态思想空间必须开放，不然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中国人的社会信仰：当下与未来

凤凰网资讯：关于中国的社会信仰问题，传统的儒释道、外来的基督教等这种信仰，您觉得在当下中国呈现一种怎么样的格局呢？

许倬云：我先从后面两种说起，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从来就不是被多数人接受的信仰。

回到儒道佛的问题，中国从儒家开始，接受佛家，然后道家又起来，在最后面的五六百年，这三个信仰基本上已经融合成一团，变成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不用读太多的书，也不用上太多课，它基本上就已经是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逐渐在流失，年轻一代已经逐渐不知道这一套观念的内涵是什么，中青年以上对这些观念的内涵也是模模糊糊。除了学术界以外，其他人对这三个合一体系的内涵是不清楚的。这一思想，必须要有专业人用心投入，去做更多的整理。因为时间在变，我们面临的环境也在变，大环境、小环境都在改变。任何一种思想的方式和价值观念要传承下去，都必须随时调整，就需要有人去做阐释和推广的工作。

目前学术界由于专业化的现象，对每个人把自己专业当成工作来做，对这一思想的反思、阐释和推广，人数上不能算多，触及的面也不能算广。电视台上许多像《百家论坛》、《文化论坛》都在尝试做这些事情。就是由于他们感觉到老百姓有饥渴感，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想要找东西，所以许多这样的节目应运而生，用平易近人的、深入浅出的语言告诉大家。但这背后应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除了要在台面上站出来讲话叫人喜欢听的名嘴以外，许多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人也应当共同投入，这个方面我们有相当的缺陷。

凤凰网资讯：您觉得在未来10年，或者说更长一个时间内，这几种信仰在中国会以一种怎样的力量此消彼涨？

许倬云：如果只靠民间自己做，那就不会是很精确的，甚至有时候是扭曲。比如说儒道佛的信仰，现在我们理解已经有相当多的地下信仰。地下信仰，他们的内容其实常常是很肤浅的，离那些精深的宗教信仰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些信仰解决不了人的基本问题，可能反而是搅乱了一些正常发展。

所以我的想象应该是这样子，儒道佛三家，实际上都是以“人”，一撇一捺的人字，作为根本的。因为儒家的基本精神，基本的假定就是以人为本。从这个上面，儒家要发展仁、忠，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慢慢和佛家的慈悲混合起来。慢慢又和道家的宽大和自然混合起来。中国对天和自然环境的观点，一向是强调天人之间的互相协调，道家一向秉承这种精神，所以道家和儒家向来的传统不是取利于天和滥用环境，而是天人互相协调的运作。

国人的信仰需要知识分子来引导

凤凰网资讯：刚才您也说，中国人的信仰还是需要有学者的引导，而不是任其自然的发展？

许倬云：是，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里面要有许多学科的帮忙。在初创时，犹太教先知在山洞里面凭自己的直觉和智慧，就能建构出一些观念来，孔子可以跟弟子讨论想出许多观念。但孔子之后又加进去许多内容，比孔子所说的更广泛。同样，各种思想体系都是许多人全心投入自己的努力，使这一套体系更为完备、更为周全、更有说服力、更不受偏差，是开放的。

凤凰网资讯：您怎么看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下社会扮演的角色？

许倬云：我感觉最严重的情况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同仁，就应是做这个工作最主要的队伍，由于现在的规定，在学校执教的教授始终要面临工作产品数量问题，相当于要求一个木匠要出几张椅子，一个铁匠出几把剪刀一样。这种以数量来要求，而不以质量来要求的办法是不太合适的，只能将大家搞得忙忙碌碌，像个小白老鼠整天踩车轮一样，没有时间做深入思考。

这个现象不仅是大陆存在，美国、日本、包括台湾也都如此，因为现在是功利社会，要取得最好的成果才给它钱。从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无处不是处于功利的社会，都以衡量产品的数量来付报酬，这个不是好事情。所以20世纪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真正重要的哲学家，全世界没有看见重要的哲学思想出现。

而世界变化如此快，我们知识的范畴扩展得那么迅速，这么庞大，这么复杂，但是提纲挈领方面、给我们带来观念带来指导方面、可以引领我们思想的一些思想体系上，反而是萎缩，这是可悲的现象。不是中国一家如此，只是中国这个现象比别的地方更加严重，尤其学科彼此隔离的现象，是比别的国家更为严重。

凤凰网资讯：那您觉得这种情况，在可预期的10年之内，有没有可能改变呢？中国知识分子，在您看来，它应该是在中国进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许倬云：知识分子应当担起三个任务：一批人做知识累积的工作，又一批人做将知识提升到智慧的工作，第三批人要做把智慧普及给大家的工作。这三个梯队的工作是一系列的，也是互相呼应的工作。

今天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研究的方向，都只在做第一个梯队的任务，没有管到第二、第三梯队。第三梯队是在民间文化上出现，比如说媒体，中间那环显然是脱节的。

允许自由思考反而不会造成灾难

凤凰网资讯：那今后10年，您觉得这种情况怎么样？

许倬云：下面10年么，事在人为。我觉得政府应当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放开许多尺度，甚至完全放开大家自由思考、自由交换。自由思考、自由交换，反而不会造成灾难。假如让一些地下组织、地下活动去思考的话，往往走于偏激，而变成对抗的形式。所以如果当局能够放开，反而可以使压力减轻，使大家在交换、讨论之中感觉不到政府对他们的压力，或者思想上的框框，累计的内压也不会产生爆炸。

假如我们从邓小平30年前开放到现在来看，开放的速度是相当不错的，假如以这个速度继续往同样开放的方向走，而不走回头路，或停止在原地踏步，我想10年之内是有可能的。但是政权必须要相当程度地开放，要配合在一起。

知识界本身，包括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应当多做各种努力，我看得出来你们媒体相当努力地在做，但也面临许多困难。

可是我也同样盼望，学术界的同仁要踏出自己划地为牢的圈圈，投入相当多的心力，做第二步的工作，将知识提升到人的智慧的工作。我想这些工作，要到了一定地步后才能做得比较顺畅。我盼望在学术上已经有地位，在学校里边也已经是资深的教授，可以不必太在乎去写太过专业的文章，可以匀下一部分时间做这些虽不见得有经济上的报酬，但是有心灵上愉快的工作，是将自己已经积累的知识提炼成智慧。

如何看待政治和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

凤凰网资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一些重要行业领域仍存在垄断现象。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政治和经济资源的高度集中？这种情况在今后10年，有没有可能打破？

许倬云：我希望它能打破，因为我想共产党选择领导人的时候，是七选八选，种种渠道、种种阶段的选，大概通常可以选出相当能干的人。以过去经验来看，大致也是最突出的人。然而，枪打出头鸟，有些优秀人才，可能被埋没掉了。但是选上来的，这一套选拔制度本身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

同时我希望政府想到两个事情：其一，压力不管多强，压久了一定会反弹，假如说要压的话，压的时间越久，反弹时的力量与暴力越难控制。其二，我们治国是财聚者人散，财散者人聚。共享资源，我们把经济资源分散给民间，但不是说分散给特定的一些利益团体，而是分散给普罗大众。

比如说，目前农村享受到社会福利的程度非常之少，城市里中下层的人也在边缘上。就医药而论，我想一般穷困的人，在生死关头得不到治疗的机会。刚才我也讲了房子的事情，同样我们有高楼大厦，华屋豪宅，但是许多人是五尺宽十尺深的小房间，白天开店，晚上窝在里头。对不对？

凤凰网资讯：对。

许倬云：这种现象不是很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福利是应有的事情。

凤凰网资讯：这种情况在您看来有可能改变吗？

许倬云：我刚才说过了，我盼望他们有智慧，我盼望他们自动、自发地了解大家的情形、心理，了解目前的情况；而不要等到揭竿而起，等到抗议的时候再抓人，现阶段抗议毕竟不是造反，只是上访、上告而已。如果这些机会都没有，不让人们有宣泄的机会，一直压在那，这是不好的。任何人在路上走，最好旁边常有一个人告诉你：小心，前面有坑！小心，有一个树枝在你头上，不太远了。但目前我看不见在结构上有这种提醒人的机制。

我觉得舆论是这种机制，所以中国历来帝王，都设谏官、言官，但亡国的帝国将言官谏官杀掉。开国兴盛的帝王，像唐太宗等等，听谏官言官的话；糊涂的皇帝就会说，天下都是错的，就我是对的，崇祯皇帝到了死还说是群臣误我。

理想中的未来中国

凤凰网资讯：您梦想中的未来十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许倬云：对外，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欺负人、压迫人的大国。是大哥哥对待弟、妹那样的，与人共处，有机会帮人忙，大家和平相处的，没有侵占心，也没有压人的大国。

对内，我希望社会是安居乐业，衣食无虑，生活充裕。但是也要有舒畅的精神，舒畅的精神可以使他们发挥自己天赋和才能，个人寻求自己的一片天。而在大社会里面，每个人知道大社会为他做什么事情，在他成长的时候照顾他，在老年时候有所依靠，幼年发展的时候有所教育，在他穷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晓得这个大社会给他帮忙。同时这个人也想到，他是大社会里面一分子，他要竭尽自己能力，回报社会，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敛钱为己。这种社会，我们知道有权利参与，有机会发展，但我们也知道，有投入的义务。这种国家、这种社会的统治者是老百姓选择出来的。

凤凰网资讯：那您对中国未来十年，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建议？

许倬云：目前国际上的活动，我觉得很好，可是我看见我们都在收买各处的资源，当然我们可以预先储备一些资源，免得将来不够用。可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世界上科技正在迅速的进展，在下面10年我可以预期，会有新的能源出现，新的产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材料。今天储备的原料，竟可能过时没用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还处在做世界工厂的位置，我们会发现，我们生产的东西是赶不上发展的，因为我们生产的是旧东西，而人家正在开拓新东西。这个落差，今天会是我们经济上保8、保9的一个优势，以后会逐渐逐渐流失，反而我们背上一大堆负债。

比如说以今天的价钱买了许多油、煤的矿藏，将来忽然发现这两个资源对我们没有用处了，这是经济上我觉得要担心的事情。我们自己必须有创新、开拓的能力，使我们能在经济上，站在未来科技产业的最前哨。就是说，不是抄袭人家的成果。我们必须要开发许多观念和技术，要自己寻找方向。

中国目前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是用廉价劳力去赚钱，我盼望将来不要这样做。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做的不错，在各处都交朋友，基本上还没有令人受不了的地方，---只是印度和日本常有不安的感觉。

关于国内的很多问题，真正宽大对待，反而可以减轻压力，不要让压力累积到爆炸。

注：以上稿件为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出品，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