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遵明(475～529)，字子判，华阴（今陕西渭南）人。北魏儒家学者，经学家，南北朝时期"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徐遵明从小好学，从十七岁开始，四处求学。曾在上党师事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又曾师从燕赵张吾贵、范阳孙买德、平原唐迁等学经。终身未仕，开门授徒二十余年，门生众多。

中文名：徐遵明

别名：子判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华阴（今陕西渭南）人

出生日期：475

逝世日期：529

职业：北魏儒家学者，经学家

信仰：儒家

主要成就：南北朝时期"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代表作品：《春秋义章》

简介

生平

《疏证》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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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徐遵明(475年～529年)，字子判，华阴(今陕西渭南)人。北魏儒家学者，经学家，南北朝时期"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徐遵明从小好学，从十七岁开始，四处求学。曾在上党师事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又曾师从燕赵张吾贵、范阳孙买德、平原唐迁等学经。终身未仕，开门授徒二十余年，门生众多。元颢入洛阳时，与任城太守李湛欲举义兵抵抗，为乱兵所害。

徐遵明博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诸经，为学守东汉郑玄之学，传郑玄注《周易》、 《尚书》和《三礼》。又曾得西晋旧本服虔注《春秋》，研究数年，撰成《春秋义章》三十卷，已佚。

生平

徐遵明，身长八尺，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乃私谓其友人曰：“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请更从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猛略谓遵明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千里负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师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于此。”乃诣平原唐迁，纳之，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又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本，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颇好聚敛，有损儒者之风。后广平王怀闻而征焉。至而寻退，不好京辇。孝昌末，南渡河，客于任城。以兖州有旧，因徒居焉。永安初，东道大使元罗表荐之，竟无礼辟。二年，元颢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将举义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间，为乱兵所害，时年五十五。

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表曰：“臣闻行道树德，非求利于当年；服义履仁，岂邀恩于没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闾之礼；民望攸属，终有祠墓之荣。伏见故处士兖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长于原野，匪乘雕镂之地。而讬心渊旷，置情恬雅，处静无闷，居约不忧。故能垂帘自精，下帷独得，钻经纬之微言，研圣贤之妙旨。莫不入其门户，践其堂奥，信以称大儒于海内，擅明师于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类，延首慕德，跂踵依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修受业，编录将逾万人。固已企盛烈于西河，拟高踪于北海。若慕奇好士，爱客尊贤，罢吏游梁，纷而成列。遵明以硕德重名，首蒙礼命，曳裾雅步，眷同置体。黄门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荐奏之恩，处心守壑之志，潜居乐道，遂往不归。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风靡，遵明确然守志，忠洁不渝，遂与太守李湛将诛叛逆。时有邂逅，受毙凶险。至诚高节，堙没无闻，朝野人士，相与嗟悼。伏惟陛下远应龙序，俯执天衷，每端听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晓。虽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门。况遵明冠盖一时，师表当世，溘焉冥没，旌纪寂寥。逝者长辞，无论荣价，文明叙物，敦厉斯在。臣讬迹诸生，亲承顾眄，惟伏膺之义，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陈愚，上喧幄座。特乞加以显谥，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风，下示学徒稽古之利。若宸鉴昭回，曲垂矜采，则荒坟千载，式贵生平。”卒无赠谥。

《疏证》

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在过去十多年中正经历一种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虽不像简帛文献的出土那样耸动学界的视听，但其意义却并不逊色，因为它为我们了解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层层面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使史家对这段历史的重构能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一走向多元，这正是现代史学所期望达到的境界。而推动这种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于墓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出土墓志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墓志在中古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意义日益突出，而对于这种意义，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史学界都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对墓志材料的利用也越来越普遍。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远远落在了后面。在中古的墓志中，唐代墓志的数量无疑是惊人的，而南北朝（包括隋在内）的墓志数量虽然不能和唐代相比，也已经非常可观。南北朝墓志中尤其以北朝墓志为主。而南北朝墓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作为一种书写的体裁，南北朝墓志对了解中古墓志风格的成型和演变有关键的意义。要真正了解唐代墓志的书写特征，就必须深入考察南北朝的墓志。第二，在南北朝墓志中，各族裔社会政治最上层人物的墓志所占的比重极大，这往往为研究政治结构的变化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许多很关键的线索和证据。所以对南北朝墓志的史学价值做全面性的整理和考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学术工作。新近出版的由罗新、叶炜两位年轻的学者编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值得学术界的重视，本文的目的是以对《疏证》一书的贡献的评述来进一步探讨南北朝墓志在史学上的利用价值，尤其是如何拓宽墓志研究的视野。

广义地来说，《疏证》一书继承了清代以来形成的金石学研究传统的优点，也就是将金石文字和正史材料做仔细的对勘考辨，以达到证史和补史的目的，一些清代有代表性的金石学著作如以端方名义作的《陶斋藏石记》，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李慈铭的《越缦堂文集》，罗振玉的《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等，都有不少为这种目的而进行的细致的考证工作。最能代表这种传统的优点的集大成作品是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下简称《集释》）。

从考订史实的角度来说，赵万里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有成积的，其学问的深厚和工作的细心都远非前人可比，这些特点在他对像《尔朱敞墓志》、《赵韶墓志》、《内司杨氏墓志》这一类墓志的精审考证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赵氏的眼光也有独到之处，比如在对《肃棕充华卢令媛墓志》和《元勰妃李媛华墓志》等的考释中，他也注意到了卢令媛家族和李媛华家族的婚姻对像均为当时北方的一流高门。不过这些超出史实考订范围的评论不很多。晚清以来的墓志研究的关注点基本还是局限于对人物的生平、行政制度，历史事件的年代和历史地点等史实的考辨，用赵万里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征前代之事实”和“匡史文之讹谬”。而且大多集中在那些和正史中有记载的人物有关的墓志上。但是传统的研究工作基本只能到达这一步。如果墓志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一时无法和传统史料中的记载相参证，或者这种信息在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的范围之外，诸如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方面的信息，那么就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更谈不上以此种新获得的信息为出发点去全面研究古代的社会。这种偏向也存在于像《集释》这样的巨著中。比如《集释》中对有些墓志讨论颇为详尽，但对另一些就几乎不加评论，而后者常常是和传统史料关系衔接较弱的墓志。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赵万里对于墓志文字所包含的讯息的意见和清代学者的意见，就不难发现赵着对于清代学术以来墓志研究方法是继承多于突破。比如对《刘玉墓志》的分析，赵万里虽然更明确的指出刘玉是外族，所以讳其所出，但是他的意见也只是停留在这一层次，大体上没有比李慈铭等人的看法深入多少。[1]在赵先生的时代，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少大家和重要的突破，但是赵氏的工作却对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和新视角借鉴不多。 虽然《集释》的成就有其内在的限制，对于南北朝墓志的研究来说是其贡献依然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长期以来学术界也缺乏能像赵万里这样对南北朝墓志的内容大规模加以研究的学者，虽然就个别碑志的史学研究而言出现了一些很出色的范例，比如唐长孺先生对《敬史君碑》的分析。[2]《疏证》可以说是对赵万里工作的继承，但其工作是《集释》的延续而非取代了《集释》的本身。《疏证》的出现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古墓志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一个证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从内容和方法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走向对墓志的内涵作全面的史学分析，而且和赵万里时代不同的是，这种工作和当前的中古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课题存在日益密切的关联。不少学者对个别或某些类型的墓志的重视和分析就体现出这一趋向，比如有关于粟特或来自域外的人士的墓志。比《疏证》一书出版稍早的《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也是近年对中古墓葬文字加以整理和研究的专著中比较出色的一种。（巴蜀书社，2003）由侯灿和吴美琳合著的这部著作不仅将吐鲁番出土的砖志收集得很完备，而且在较充分掌握了现代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砖志的文字做认真的释读。不过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毕竟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地域和像高昌国这样特定的政权，砖志所提及的志主也大都为社会中级以下阶层的人员，加上大部分砖志本身的篇幅短小，所以包含的信息量受到了数据本身的限制。另外这部著作在史学上关注的重点也放在对高昌和唐代西北地区的官职律令等行政制度的钩稽上面。所以并非全面研讨中古时期墓志的著作。相比之下，《疏证》的工作就更显得具有全面性。《疏证》的工作包括了墓志的汇集、录文、图版刊载、录文著录和研究的概况、《疏证》自身对墓志的研究等几个方面。《疏证》所收的墓志总数二百三十一方。其中魏晋南北朝的墓志基本都是过去二十年中新出的，也就是说这些墓志不见于赵超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同时《疏证》又沿袭了赵万里《集释》收录的标准，将隋代的墓志也包括在内。这种选择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许多隋代墓志的志主，其主要活动年代在南北朝时期，所以包括了隋志可以使《疏证》作者对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内容的研究工作更为完整。墓志的汇集和录文工作当然是很花精力也很有价值的工作，但这还不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

《疏证》最主要的目标在我看来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墓志的价值加以开发，为研究这些数据提供作者自己的视角。作者有心要提示读者：如果我们阅读这个时期的墓志，最应该注意的历史层面有那些，如何去注意。正是因为《疏证》的作者将宗旨确定在通过对墓志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历史讯息的解析来研究南北朝的历史，这部著作很明智地没有采取对墓志的文句做字字句句的注释方式，而是采用了近乎读书札记的形式将作者看来最值得注意的历史成分标示出来。

这种表述方式也和《集释》相当接近，赵万里的著作虽然汇集了前人对每方墓志的考释，但他个人的工作就是札记式的。但《疏证》的研究工作大大超越了《集释》所涵盖的范围，对微妙的历史变化在墓志文字中的反映也比《集释》要敏锐得多。《疏证》对当前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充分的利用，在每方墓志的讨论中都有将与这篇墓志有关的主要研究列出，这样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也使《疏证》本身得以集中表述两位作者自己的心得。虽然对一部分墓志来说，《疏证》的评论必须和其它学者的研究合观才能对墓志的史学价值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但《疏证》中很多墓志都是首次得到比较深入的探究，所以从此意义上说，《疏证》的工作和《集释》一样是具有开创性的。南北朝的墓志涉及的人名、地名、职官、纪年等等头绪纷繁，要了解墓志的史学价值则首先要解决这些技术上的问题，《疏证》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证很扎实，对各种文献的运用颇为自如，这些方面的具体贡献在全书的讨论中随处可见。如果从制度史的方面来评价，那么从北朝后期到隋代这一时期的行政建制各方面的变化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在正史的记载中常遭到忽略。《疏证》在这方面作了不少补正，例如从《吕武墓志》中志主在开皇期间的职衔推论隋代仪同府和开府的关系，以及置骠骑府的大约时间；通过《李冲墓志》所提供的数据纠正了王仲荦对武伯和司武关系的意见；对《李静训墓志》的讨论确定了隋汾阳宫的建造年代是大业二年而非四年；《姬威墓志》中，《疏证》的作者通过对墓志所任的西魏到隋代的宫廷职位之间的关联来说明志主升迁的原因；根据《独孤罗墓志》中独孤罗在开皇元年的“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名衔提出开皇初年仍沿用北周的散实官系统的意见；讨论《王昞墓志》时对“访第”的说明等等。 除了具体史实考释上的贡献，《疏证》的着眼点更多是通过对墓志的分析来探讨志主的生平及其所处的历史境况，有些对志主生平的讨论本身就是建立在《疏证》作者的单篇论文基础上的，还有些可以很容易地扩展成为独立的论文。《疏证》对《可朱浑孝裕墓志》、《李和墓志》、《陈宣帝夫人施氏墓志》的讨论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3]《疏证》以《徐之范墓志》为中心对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医学世家徐氏家族的谱系，家族成员的生平所做的讨论也是我所见到这方面最详尽和精确的讨论，超出了一般墓志考释的范围。[4]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变迁最为迅疾，相互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所以处理这一段的墓志特别需要有将政治史、制度史和民族史结合起来观察的能力。《疏证》的两位作者恰恰很擅长于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对许多墓志的解读能和历史的境况相吻合，而且分析也细腻。《疏证》对从后赵，北燕到北魏这一段短暂时期在政治和制度上的复杂变化了然于心，所以将这种了解运用于解释《染华墓志》中所显示的冉魏的建立者冉闵及其后代染华的职衔变化上。而在《张忻墓志》的研究中，《疏证》从墓志对于张忻生平的叙述开始于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元灏入洛这一细节开始，对张忻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对他个人及其家庭身份的影响等等都作了有说服力的说明，使得这样一位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地方人士的生平能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疏证》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正史和其它传统史料的记载，但《疏证》对传统史料利用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和墓志作相互间的参证补缺，而是为墓志的叙述提供一个能相关联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墓志中一些看上去似乎意义模糊的语句便具有了特定的内涵。比如在《若干云墓志》的讨论中，《疏证》首先通过将墓志所提供的若干云所参加的北周灭齐战争的路线和正史所载北周宇文宪的进军路线对比，推断若干云为宇文宪的部将。同时又结合正史所载宇文宪被杀的时间来说明墓志中“思有所不及，智有所不周。一匮未成，遽从朝露”数语，推测若干云并非善终和其人的事迹未在正史中出现的可能原因，都是有启发性的解读。

成就

徐遵明博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诸经，为学守东汉郑玄之学，传郑玄注《周易》、 《尚书》和《三礼》。又曾得西晋旧本服虔注《春秋》，研究数年，撰成《春秋义章》三十卷，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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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称赵猛为晋扬州刺史赵尚之后，赵尚不见于史，或出杜撰附会，或官职有误。其高祖赵永、曾祖赵辨、祖赵鱼，历仕西晋、前秦和后秦。据墓志，赵猛一家永嘉乱后定居关中，因而得以与前秦、后秦政权合作。赵鱼“迁官河左”，当是为姚秦守河东，与北魏对抗，北魏夺取河东，赵鱼陷于拓跋，“因而家魏”（这里的魏，是指魏地，具体就是指河东），赵鱼的妻父田背，仕姚秦为中书博士、冯翊太守，与赵氏都是姚秦集团的成员。赵猛娶妻之时，姚秦早已覆亡， 田赵二氏当时都在拓跋境内，可见入魏以后的姚秦集团成员内部还存在互为婚姻的传统。赵猛祖名鱼，妻父名背，都不似华夏之名。怀疑赵猛及其妻田氏本来就是少数族。墓志所提供的仅仅是赵猛先人的职衔及其家族所迁移的地区，《疏证》却能将这些线索和十六国到北朝期间的政治情势相连，细腻而又要言不烦地将赵氏家族的迁居背景说明清楚，并进一步指出赵、田婚姻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分析会出现在《集释》那样类型的研究中。南北朝时期家族的谱系、地位的升降、迁移和婚姻关系等方面一直是南北朝史研究者关心的重点，《疏证》所收的许多墓志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疏证》不仅注意出于门第原因的士族联姻，也同样注意到权势家族出于政治原因的联姻，比如在《常袭妻崔氏墓志》的讨论中将常袭和崔宗隆女的婚姻与慕容燕婚亲集团互婚的传统相联系。用《李丽仪墓志》的资料指出丽仪父母的结合是八柱国家族之间的一次联姻。和家族研究同样重要且关系紧密的是民族史的研究。当前中古史研究中发展最快而且成绩最显著的领域之一就是北方民族史的研究。而北朝墓志中包含大量有关入迁中原的西域、内亚和东北亚民族的资料，要做到从这些信息中整理出各民族的迁移轨迹和身份认同的过程，研究者除了民族史和政治史的知识之外，还必须对地理空间与族群移动的关系有相当的敏感，并对地理文献相当熟悉。而将对墓志中提到的志主及其家族活动过的地域、埋葬的地点等等地理方面的考察和种族迁移、身份认同等等方面一一联系起来分析，正是《疏证》一书另一个值得研究者参考的优点。

《疏证》在讨论北魏《员标墓志》时对原先活动于湟水，洮水流域而后来内迁的胡族员氏的情况作了很有价值的说明。从北齐《贺楼悦墓志》中提到的籍贯为高陆阿阳这一细节推断志主所属的那一支贺楼氏并未随孝文入洛的情形。根据隋《尉仁弘墓志》的出土地点和墓志中“大坟”一词的使用指出六镇移民在定州的定居。《疏证》对各种族建构自身世系的的原因和过程的讨论也很多，比如对《侯义墓志》、《高琨墓志》的讨论。特别是在《狄湛墓志》的研究中，《疏证》通过冯翊羌人狄氏的世系认同的演变，来说明外族人士构建自身身份的过程中，不仅以连接华夏的氏族为目标，而且有越追越古倾向。《疏证》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疏证》的作的研究重点有很密切的关联。关于外族对华夏的认同，《疏证》的作者之一罗新在一篇有关新出的北齐《丰洛墓志》的研究中也有进一步的说明。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说，考释出墓志文字的史料价值固然重要，透过文字去探寻在历史纪录中消失的那些片断往往更赋有挑战性。也就是说，墓志的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了解哪些方面是墓志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某种线索去追寻。这需要史学想象力的发挥，但这种想象力必须建立在对于文字细节的精确把握和敏感的基础上。《疏证》能很熟练地从称谓和卒葬年代等细节中推测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比如《高崧及妻谢氏墓志》中提到高崧为镇西长史，《疏证》由此入手推论高崧和陈郡谢氏集团的密切关联，为高崧在东晋荆扬的斗争中站在朝廷一边提供解释。根据《杨仲宣墓志》中官职的漏记的情况推断出对尔朱政权合法性的否定意味。讨论《裴良墓志》中结合北方政治情势的变化来对裴家归葬地点和时间加以考索，解释了裴子通夫妇及儿子的埋葬地点为何是在临汾而非在山西闻喜绛县一代裴氏家族的传统墓地。在讨论《席德将墓志》时，《疏证》从志主死亡的日期推断出大业九年杨玄感之乱中洛阳守备的虚弱，而志主是守将在仓促之间招募上阵的百姓，在六月十四日激战中死于阵中等等情形，甚合情理。最近出版的《邙洛碑志三百种》中有《疏证》未及收入的隋《刘度墓志》一种，其中提到“处士”刘度在大业九年六月杨玄感兵临洛阳之际“首先应募”，并同样在十四日这一天的激战中“矢尽兵阑，身没行阵”。[7]刘度被召入战阵和死亡的情况和席德将几乎相同，由此《疏证》作者的分析可以得到了坚强的印证。

最引起我的兴趣，也似乎最能体现《疏证》对历史想象力的运用的是那些篇幅极其短小的墓志的讨论。《刘宝墓志》、《李廆墓志》、《宋绍祖墓志》和《郑胡墓志》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疏证》用墓志留下的有关志主的很有限的线索来对志主生平境况作巧妙而大胆的推测。《刘宝墓志》和《李廆墓志》的时代很接近，所载除了纪年和志主姓名之外，至多还包含简单的官职身份背景等信息。《疏证》根据《晋书》和《水经注》中的资料，指出刘宝担任乌丸校尉的时间在张华和刘弘之间，并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推测张华很可能是推举刘宝任此职位的人。《李廆墓志》才短短十五字，但《疏证》却能从《李廆墓志》所采用的东晋永昌三年这一细节入手来说明为何在东晋改元多时之后，远在辽东的李廆依然遵奉东晋的永昌纪年，同时进一步讨论当时江东政权和石赵的对立以及东晋内部权利斗争对慕容鲜卑政权的影响。八十多字的《郑胡墓志》提到郑胡及其兄弟四人同时下葬。《疏证》作者一方面根据郭世军刘心健等学者的意见，从墓志上字迹的潦草，埋葬的时间，郑氏家族同时下葬人员数量之多等现象推测这次墓葬和尔朱荣之乱中郑氏家族成员死难有关。同时又进一步通过对北朝权门郑羲家族的史料分析，推测郑胡兄弟就是郑羲的兄弟，又通过郑氏家族受到地方力量仇视的正史记载来推测这次下葬的匆促和荥阳乡党对郑氏的打击有关。这种推测层层迭进，以期用小中见大的分析方式来解决墓志所带来的困惑。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疏证》的推论尚缺乏足够的旁证，所以一时还不能成为今后研究郑羲家族历史的出发点，但《疏证》却提供了一个如何最大程度地从墓志中提炼历史讯息的例子。《疏证》对于墓志的解读一般遵循的是严格的实证方法，但却并不怯于在合理的框架下提出假设性的看法，这本身是一种值得佩服的勇气。以上比较简略地对《疏证》的工作作出带有个人看法的一种评估，但也已经可以看出《疏证》将许多当代史学的方法和视野贯注到具体的墓志解读之中，使未来的中古史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隋的墓志可以产生很多全新的认识。这也一定会促使墓志解读采用新的学术标准。当然《疏证》所进行的墓志数据整理和解读工作是个开放性的工作，本身会不断接受新信息而更加深入，所以我接下来想对《疏证》的具体工作提供一些的建议，并对一些墓志的具体解读提出一些补充。然后我也想就如何扩展南北朝墓志的研究视野做一些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