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安启元 |
| 释义 | 安启元，男，汉族，1933年7月生，陕西省临潼县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 履历1956年参加工作后，历任石油部西安地质调查处助理技术员、技术员、松辽石油勘探局地质队队长、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第一采油指挥部计划科副科长、科长、油矿矿长、井下作业处处 长、党委书记。 1973年5月起，历任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局长、党委第一副书记。 1977年8月起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局长、党组书记。技术职称为高级工程师。 1988年6月起，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 1994年1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7年1月，任陕西省政协主席。 著作专著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党风廉政建设》、《抓大事抓落实兴陕富民》等文集。 《安启元文集》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集分上下卷，收录了安启元同志从1990年9月至2007年3月在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书记，省政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三个时期的讲话、调查研究报告、视察工作中的谈话及撰写的理论文章，共计161篇。 该文集是安启元同志在陕工作期间，结合陕西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汇，主要包括经济建设、党的建设、政法建设、科教文卫建设、统一战线、政治协商以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内容。作者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许多文稿非常贴近群众生活和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文集的出版，不仅是立资存史的需要，而且对建设西部强省有着启迪和借鉴作用。 生平他全程参与大庆石油会战；他在唐山地震后，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这位漂泊数十载的游子回到家乡，相继担任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委书记；１９９８年，他担任陕西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第十次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前，担任近十年全国政协常委的他终于等到了有关渭河治理的定锤之音，中央财政将拨款２２９亿元，这是他坚持九年吁请到的陕西历史上最大一笔中央拨款。 探明储量，参与会战虽然他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但一直没有见过，直到今年全国两会之前的２月２５日。那天下午３点，安启元乘坐的飞机从咸阳机场起飞，１７点５０分，他到达北京友谊宾馆。我采访他的时间事先已经约好：１９点３０分。 从１７点５０分到１９点３０分的时间里，他做了几件事：在餐厅里吃饭；把读书笔记本和两只圆珠笔、一根笔芯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放在写字桌右边上层抽屉里；把《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这本书拿出来，放在写字桌上面；再把为全国两会准备的一整套发言和提案材料放在写字桌中间上层抽屉里。 看到《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我小声读出了书名，他笑着问：“认识他么？”“当然，独臂将军，当过国务院副总理。”我答。 “他还是我的老上级。大庆石油会战时，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 豪迈而光荣的岁月。１９６０年２月２０日，中央决定在大庆地区开展石油勘探会战。５月，在余秋里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将４万名职工送到茫茫草原。而在此之前，安启元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在大庆驻扎一年，探明了２００平方公里的储油面积，估算了１亿吨以上的可采储量。 安启元１９５６年从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和同事们一道，先到达甘肃东北，后转战陕北，再到辽宁、吉林，终于在黑龙江大庆“扭转乾坤”，见到了“石油”。大庆，对于他们，对于新中国，都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 安启元戴上眼镜，拿起《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自言自语：“大庆会战写在哪儿了？” 历史书是安启元的最爱，而最爱中的首选当属“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关于那２０年的记述，他随意瞥上“一句半句”，往事就如潮水一般涌上前来。 他轻轻地抿抿嘴：“干完活儿，摘下手套，脱下衣服，它们就是能站着的冰壳子。”参与大庆会战的十年间，安启元担任过会战总部第一采油指挥部油矿矿长、井下技术作业处处长，从来没离开过一线。“跑野外，到井下，和工人干一样的活儿”。 那些年，他每天睡不到８小时。“三年困难时期，我每月定量２８斤粮食，一年不吃一顿白面，更没见过大米。”就这样，他每月还要省出３斤粮食支援工人。 饿着肚子下基层、写材料、开会记录连轴转的他，在开会做记录时，好几次从椅子上重重地摔在地上，“摔醒了继续记”。 从渭南到潼关，一路走来安启元“我为祖国找石油”的职业生涯结束于１９７８年唐山地震后，李先念副总理亲点其担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 担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局长的十年，是安启元在北京工作的十年。１９８８年后，他担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１９９２年返回北京工作两年后，他再回陕西，担任省委一把手。 那些年的水患时节，安启元一次又一次来到渭河边，穿着雨衣雨鞋，沿着河堤，从渭南一路走到潼关。 “渭河水患，始于半个世纪前。修建三门峡水库后，清澈、和缓的渭河变了，变成平时干涸少水、每逢汛期必定成灾的怪河。”安启元认为，三门峡水库蓄水是导致渭河河道冲刷动力减弱，过洪能力萎缩，洪水流速减缓的主要原因。 论证三门峡水库蓄水与渭河水灾的因果关系，在解决渭河水患问题上切中要害，在担任省委书记的四年里，安启元有所设想，但是没能完成，很遗憾，“甚至没能将这一问题推到一条解决的通道上”。 １９９８年，安启元卸任省委书记，担任陕西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政协，做了当省委书记时没有做成的事”―― ２０００年全国两会，安启元将《改变三门峡运行方式，综合治理渭河流域》的提案带到北京，如他所料想的，这份提案引起了新一轮“争议”。 ２００１年，针对安启元的提案，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率全国政协、中国工程院考察团深入５６个考察点对渭河流域进行实地调研。钱正英直言：“如果以现在的认识水平考虑黄河第一期工程，我们可能选择建小浪底，而不是建三门峡。” 考察团回京后，将加快渭河流域综合治理的调研报告呈报中央。２００５年底，《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出台，国家在２０１０年前，安排投资２２９亿元进行渭河综合治理。这是渭河史上也是陕西省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中央拨款。 “我也算完成任务了。”安启元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虽然规划方案并没有完全采纳安启元八次提案提出的三门峡停止发电、全年畅泄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不过，由安启元启动并激活的各方参与对三门峡工程的重估，对于中央当下乃至日后决策的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走到哪儿记到哪儿回顾多年一把手的工作经历，安启元概括：抓大事抓落实，要求别人之前，自己先做到。 要求别人下基层，他自己走在最前面，每次渭河发水，他都沿着河堤用脚走。他要求别人任人唯才，他自己首先做到了几十年不为亲属“说一句话”：老伴儿没有正式工作，他在大庆时，她参加生产队劳动；他在北京时，她在居委会服务；他当省委书记时，她在省委大院做“一般性的工作”。他的两个孩子都下岗了，他不想办法，连推荐也没有一句。 “在上层，要多理解人。”安启元轻轻地说：有的人能力强一点，就给他多一点工作，有的人平常一些，也有适合他的位置，做工会和后勤服务就不错。“没有人是没有缺点的，你有，我也有。”说到这儿，他突然有些沮丧：上大学时，我的历史和外文学得不好。“但我的数学学得好，我当过数学课代表。”他的表情多云转晴。 “学习的事情，总是要认真的。”所有来到他办公室的报纸杂志，他都看。他的案头总是有书，他坚持记读书笔记，即便是在担任省委书记时，都不曾中断。人到了哪里，笔记本和圆珠笔也随身到哪里。他时常翻看万花筒一般的笔记本，有些让他思索，有些让人忍俊不禁―― 什么是潜规则？就是权力意志规则，权力是一种力量，凭借权力的强制性去实现一定的利益意志，这样的利益意志背离党章规定。 老年人要走出三圈，一是走出心理障碍圈，进社会圈；二是走出缠绕圈，进自由快乐圈；三是走出孤寂圈，进朋友圈。 还有―― 把每天当成一辈子过，到晚上入睡时，人就死了，第二天又重生复活了，又获得新生。坐着读书，躺着思考，站着做人。清醒而不被同化，清正而不同流合污，独立又自尊。 我和他都对这个笔记本充满兴趣，他读着其中的句子，入神而享受，甚至听不到我在说什么了。 观点“许多人都在问，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假话张口就来，假文凭水涨船高，假合同、假名牌到处都是，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带头暗箱操作、欺上瞒下……为什么每年出台那么多法律，还管不住这些不和谐的行为？”全国政协常委、陕西省委原书记安启元在今天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祸莫过于无信，现在，社会信任危机加剧，‘老实人吃亏’的思想抬了头，也让市场机制和规则遭受了重创，现在必须花大力气应对诚信危机了。” 安启元委员说：“我国每年要为不讲诚信付出约５８５５亿元的代价。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只要有法律保证和制度约束就可以了，诚信等道德观念不是很重要。这是错误的。失去诚信，法律也会大打折扣，契约就是一纸空文。” 在安启元委员看来，社会诚信缺失，法制建设也要承担责任。“政府在市场准入、市场管理、市场监督、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缺乏完善的制度，法律不健全使得对于社会失信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不够，使失信者敢于违法。”他说。 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诚信这一重要保障。安启元委员建议：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尤其是加强对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时，健全法制、加大对失信者的惩治力度，并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使失信者无处可躲。“特别是要先行打造政府的诚信，因为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导向和示范，对社会诚信负有责任，政府的公信力对全社会影响极大。” 安启元委员说：“要打造诚信社会，政府首先要做好表率，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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