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航行海外经商贸易。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安海成为贸易重镇，许多安海商人出海经商。到了明代安平商人的贩海贸易活动达到鼎盛时期，清中叶以后，安平商人走向衰微。安平商人既从事国内贸易又从事海外贸易。安平商人行商区域广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乃至西南夷地，海外则泛东西洋。他们“贸海则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至”，有的且能夷言。

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航行海外经商贸易。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安海成为贸易重镇，许多安海商人出海经商。到了明代安平商人的贩海贸易活动达到鼎盛时期，清中叶以后，安平商人走向衰微。　安平商人既从事国内贸易又从事海外贸易。安平商人行商区域广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乃至西南夷地，海外则泛东西洋。他们“贸海则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至”，有的且能夷言。

安平商人从事海外贸易以吕宋（今菲律宾）贸易居首位。“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如李寓西、陈斗岩，首航吕宋，获巨利归。颜嘉冕先后到顺塔洋（今印尼爪哇西部）和旧港一带经商，陈士勋商于咬留吧（今印尼雅加达）而卒。郑金沙，少经商仰光大埠。柯叔均，由宁波往文莱生理。据日本的《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记载，安海商船经常出没于长崎港，如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6月26日、7月1日、7月4日、就有安平海商的3艘货船开到长崎。

安平不同层次的人物可以通过从事小型商业贸易逐步向中型、大型的商业贸易趋近，从而使安海出现小贾、中贾、大贾的名堂。明·李光缙（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缙》）《景璧集·卷14》曾描述一例：“处士（陈斗岩）甫垂髻，避难入安平市，市人亡知之者。颜君道谋睹其状貌，大奇之，遂许以季女……多挚金钱财帛以界之，处士借以运筹鼓策……处士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币或如流水，若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共用事，终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阅，而处士收息反倍之。处士行贾，北走齐、吴，南走粤。吕宋洋开，鬻财吕宋，转贩所致，人多重之，倚所祭酒，竟以致富……”

安平商人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从海外采购的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以及吉贝、苎、丝、锦、绮、荔枝、龙眼、柑等。

明、清安平商人有几个特点：

第一，“欧洲中古后期的商人，以冒险远征为目的，有开辟新天地的宏愿，安平商人则刚刚相反，以收为主，这是中外海商性格的不同点。”（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第二，“中国商人有与官僚勾结的一面，也有不勾结的另一面。这个不勾结，固能摆脱封建特权的纠缠，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凭借，每易起落无常，不似徽、苏、山、陕大贾之以盐筴为本业，有某些政治奥援，故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维持其地位于不坠。”（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第三，“安平商人虽善服贾……他们还是农贾兼业，以农为本，就是说，中国的商人资本始终没有脱离土地权力的羁縻。”（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曾泉公就是“用本守末”的典型。他“自垂髫时，业已从兄伯贾闽广间，其后转赀荆湘，从业吴越，北极燕越，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玑、犀象、香药、丝?、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公成大贾矣。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赀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

第四，贾儒兼营，从儒入贾。“孺人”、“处士”等社会阶层的人士均可能从商。如上述处士陈斗岩。又如赠公“伟姿观，善心计，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贾”，杨乔“安平人，十岁通经史大义，会父及伯兄继殁，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辍儒之贾”，“陈洁家贫，弃儒就贾”等。

第五，“安平商人与乡族势力关系的密切，这亦造成安平商人身上所具有脆弱的性格”（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但同时，也形成了安平商人的勤俭节约，乐善好施的优良品德。他们或捐资修路造桥，或赈济孤独鳏寡，或倡建堂庙，或置祀田、塾田等。

安平人经商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是善于运用智力经商。如赠公“伟姿观，善心计”，曾友泉“倾赀延士，设财役贫，善有儒侠之风”，李寓西“贾先敏也，知福智也”。运用智力经商，是决定能否致富的关键。“大都贾之为道，春贳贷郡国，可以览胜；其争时斗智，可以获嬴”。

二是临财有信，拾金不昧。为商之道，讲求信用，取信于人，拾金不昧，诸商敬重。如王瑞“所挟赀最下，能和煦袭人，临财有信，人爱而重之”。伍荣辰贾于粤，有客遗百金于其寓，越数日捡得，呼还之。其人愿刈半以谢，却之，自是诸商益加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