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事件是指1935年上海《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闲话皇帝》一文，由于其中一段文字涉及日本天皇有“不敬之辞”，而引起的中日外交纠纷、国内当局对《新生》相关人员的惩处事件。

一 《新生》事件

二 杜重远与《新生》事件

三 从《生活》到《新生》

四 “攘外必先安内”的牺牲品

一 《新生》事件

1934年2月10日，杜重远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其中有一段涉及天皇的文字：

……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正真统治者……

此文刊后的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做出反应，称《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和日侨马上上街游行，表示不满。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在日本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迫于局势压力，国民政府开庭审判，查封《新生》，逮捕并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引起国内外舆论哗然。

1935年6月，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指责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的一篇文章对天皇“大不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以及多种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竟全部接受，下令封闭刊社，惩办杂志发行人、主编杜重远，几名新闻检察官也被革职，这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二 杜重远与《新生》事件

杜重远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实业家。他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的农民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时在沈阳创建肇新窑业公司，曾任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他为开展宣传跑遍了华北各地和大江南北。在上海，他结识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成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撰稿人；还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1年11月底，杜重远通过夏衍的联系，在申城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讲演，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杜重远汇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筹备经过,以及该会救济东北难民、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情况。这次会面使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实际由胡愈之主持，到年底遭国民党政府查禁。杜重远不畏强暴，决定要使《生活》周刊得到“重生”，并寓居上海金神父路安和村8号（今瑞金二路198弄8号），房间面积仅54平方米。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克服各种困难，在沪迅速筹办《新生》周刊。

《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问世，社址设于上海圆明园路，其发行人、主编为杜重远，实际由艾寒松负责编辑、徐伯昕负责发行。杜重远在《新生》周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族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

《新生》周刊系16开本，每期均以时事图片做封面。作为一份综合性政治时事刊物，它的立场极为鲜明，积极呼吁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政策，谴责腐败，要求民主；编排形式十分活泼，开辟有“专论”、“时事问题讲话”、“国际问题讲话”、“国内通信”、“国外通信”、“人物传记”、“青年园地”、“街头讲话”、“读者信箱”等20多个栏目。在此发表文章的有邹韬奋、胡愈之、毕云程、柳湜、李平心、章乃器、曹聚仁、陶行知、萧乾、周建人等。

《新生》周刊保持了《生活》周刊的战斗性，如《生活》周刊有个“小言论”栏目，笔触犀利，被视作该刊的“灵魂”，由邹韬奋亲自撰写；而《新生》周刊也有个“老实话”栏目，切中肯綮,被视作该刊的“脊椎”，由杜重远亲自撰写，所推出的时评一脉相承，都为民众的疾苦鼓与呼，维护正义，抨击黑暗。而且，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如主持编辑工作的艾寒松就是邹韬奋于1929年从复旦大学聘来的高材生，为提高杂志的社会影响发挥了很大作用。因而，邹韬奋曾赞叹“《新生》确为《生活》后身”，并在他的遗著《患难余生记》中进一步指出：“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

正因如此,《新生》周刊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每期销量最高时达到了10万余册。

《闲话皇帝》起风波

《新生》周刊的许多文章都强调国难意识，鼓动团结抗敌。杜重远撰写的“老实话”更是击中要害，如他在《辟邪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是从明治维新以来预定的国策。60年来有时送出甜蜜的糖果，有时拿出苦辣的毒药，或柔，或刚，或急，或缓，虽运用方法不同，而节节进攻，时时压迫，其侵略之主旨固始终不变。”有些朋友曾劝杜重远：“‘老实话’不要说得太老实罢!当心得罪了洋奴，触犯了权贵!要不然，刊物要遭当局扣禁查封……”杜重远却坚定地表示：“他们的忠告，记者却苦于无法领受，而且也不愿领受。因为办刊物而遭祸惹非，在现在的时候，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记者却毫不畏惧。”所以，日本侵略者对杜重远和《新生》周刊火冒三丈，一直视之为眼中钉。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时说：“日本的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情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些真实的叙述发表后，日本驻沪领事馆马上借此进行挑衅，掀起了一场风波。

5月5日，上海的日文报刊故意耸人听闻，以头条新闻发布消息，声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随即，日本浪人结伙在申城街头闹事，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上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都被捣碎。

6月7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约见上海市长吴铁城，递交了一份照会，内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声称《闲话皇帝》“妨碍邦交，侮辱元首”，必须为此“向日谢罪”，并“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同时，在上海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对此不敢拒绝，很快发布《敦睦友邦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慑于“友邦惊诧”，又训令上海市政府出面道歉，撤换公安局长，查封《新生》周刊社。

紧接着，就是“严惩编者”。正在江西筹建瓷厂的杜重远迅速返沪，劝艾寒松转移，自己出面应对。法院传讯时，《闲话皇帝》作者因“地址不详”（实是杜重远有意保护）没到场；杜重远申明《新生》周刊是经正式登记的杂志，且每期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批，所以编者不应承担责任。于是，《新生》周刊社散发《告别读者诸君》传单，要大家“记住这一屈辱，坚信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而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

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设于上海）开庭，庭内座无虚席，庭外数百人围观。杜重远的辩护律师吴凯声义正词严地指出，《闲话皇帝》纯是从学术角度研究各国政治的小品，作者对日本天皇亦无个人恩怨可言，根本没有诽谤之意，也不存在任何“损害友邦元首名誉”的问题。法官只问了几句话，便退入内室“集议量刑”，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居然蛮横地闯入监视；在日方的压力下，法官仅隔片刻便出来，以“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的罪名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这时，杜重远怒火满腔，大声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法官看到群情激奋，慌忙夹着皮包溜之大吉。

几乎在“《新生》事件”发生的同时，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新近美国《摩登社会》杂志曾刊登画家格罗泊的讽刺画，画面是日本天皇拉着一辆炮车，车上载着“诺贝尔和平奖”证书，意为日本高喊和平友善，实则穷兵黩武。日本外务省认定这幅漫画侮辱了天皇，就出面进行“严正交涉”；美国政府宣称对于出版物不负任何责任，画家则说此画本为谴责军国主义势力而作，日方因无奈而只好不了了之。这件事与《新生》周刊一案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

把牢房作为新战场

杜重远被判入狱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界人士义愤填膺，成立了“《新生》事件后援会”。一时间，出现“《新生》周刊话皇帝，满街争说杜重远”的情形，全国民众抗日救亡怒潮进一步掀起。

当时，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致函市商会，认为《新生》周刊一案的判决“违法”和“不合人情”，希望主持公道并“明示纠正办法”；上海律师公会呈文谴责法院“曲解法律”、“蔑视人权”；一些进步团体则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上海的《申报》《大公报》《立报》等都利用自身影响，对“《新生》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国内各报刊竞相转载。而且，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抗议。

还值得一提，在7月26日，上海日文报纸《每日新闻》曾发表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在沪的谈话，其中认为日方对《闲话皇帝》的反应是小题大做，“若以此类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的调整永无希望。欲调整中日关系，应将驻华日本武官撤出中国全境，同时减少关东军兵力十分之一。”这使侵华日军大为不满，于是《每日新闻》受到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处分，被停刊三天。

杜重远被监禁在江苏第二监狱（设于上海，俗称漕河泾监狱，在今习勤路东、康健路北），正好主管监狱的蔡劲军是他的旧友，所以他在这里可随时会见来访者。杜重远把牢房作为新战场，当东北军人士前来探视时，他努力劝导其积极抗日，并通过高崇民向张学良呈《建议书》，呼吁“应该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举起抗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不久，张学良赴南京开会，抽空到上海与身陷囹圄的杜重远见面,双方共同分析了形势。

中共地下党组织为营救杜重远，发动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律师吴凯声则借助国内外的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终于使杜重远在次年春得以交保就医，被移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虹桥疗养院软禁。隔了数月，张学良因事来申城，他独自驾车到虹桥疗养院把杜重远接到偏僻处，两人密谈了促蒋抗日等问题。此后，杨虎城也借治牙病的机会来沪，专门到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促膝畅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1936年9月，杜重远获释，他摆脱特务的监视，毅然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晤谈，积极推动“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从《生活》到《新生》

《生活》周刊是邹韬奋一手创办起来的，它比较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全国闻名，发行量一度达到15万册，影响力非常广泛，国内其他杂志无出其右。随着上世纪30年代初国内政治时局的变化以及人民大众关心的话题的转移，它的内容逐渐转向抗日图强，经常性地报道时事政治。这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不相符合，因此，国民党政府放出消息，说要查封《生活》周刊，邹韬奋被列入其暗杀名单。1933年，邹韬奋迫于压力，流亡欧洲，《生活》周刊在这一年被查封。

杜重远是东北人，出身贫寒，努力上进，年轻时获得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他在日本东京工业学校学习窑瓷业，学成回国后创办了一个生产瓷器的工厂，工厂迅速壮大，资产接近百万，杜重远成为远近闻名的实业家。

杜重远的工厂里，有很多工人订阅了《生活》周刊，杜重远也不例外，他对《生活》周刊极为推崇。有一次，他去上海办事，接着这个机会拜访了邹韬奋，两人相谈甚欢。回去后，杜重远成为《生活》周刊的特约通讯员。他在工作之外，为《生活》周刊写了很多文章，而且越写越好。

《生活》周刊被查封之后，韬奋流亡欧洲，眼看这个事业顷刻间化为乌有，杜重远感到非常惋惜，几经思量，他认为，“不能让十几万读者没有精神粮食”，于是决定接过韬奋手中的旗帜，将《生活》周刊继续办下去。他创办了一个新的周刊，名为《新生》。所谓“新生”，有两个意思，一为《生活》周刊的新生之意，一为“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中华民族之新生”。

闲话天皇，《新生》惹祸

《新生》几乎是《生活》周刊的翻版，尽管韬奋不在，风格与以前却无甚区别，一些王牌栏目，如“读者来信”、“小言论”等全数保留，《新生》的工作人员就是原来《生活》周刊的全班人马。

杜重远在每期杂志的前面开了个专栏，名字叫做“老实话”，就每期读者最关心的热点与问题进行评论。《新生》周刊里还有一位著名新闻人，叫做艾寒松，他也经常在杂志上发表一些言论，多以小品文的形式出现，针砭时弊，笔锋甚锐。

《新生》周刊创办不久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销量一度达到10万份。《新生》所宣扬的也是抗日救国的精神。

杜重远早就预料到，如果坚持《生活》周刊的办刊方针，他的压力会很大，但他没想到，噩运来得如此之快。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上，刊登了一篇艾寒松写的小品文，叫做《闲话皇帝》。这篇文章本来很平常，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就世界各国的皇帝泛泛而谈，属于介绍性的文字。文章中谈到了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其实没有什么实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日本的天皇喜欢研究生物学，如果是平凡人，说不定在生物学上能做出更多贡献。文章署名“易水”，系艾寒松的笔名。

就是这些文字，让日本人抓住了借口，大做文章称这篇文章“有辱邦交”。5月5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聚集区，一大批日本浪人走上街头，大肆抗议，砸掉了很多中国人的店铺。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总领事多次向上海市政府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提出以下要求：即日禁止《新生》的发行；严办杜重远以及文章作者“易水”；由上海市市长出面向日本方面道歉；没收这一期的《新生》，并要求其他杂志不得转载；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向日方保证以后再不发生同样事件。对于这些要求，国民党政府条条照办。这次事件被称为“新生事件”。

四 “攘外必先安内”的牺牲品

与“新生事件”同时，美国有一家报纸上也刊载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日本天皇拖着一架大炮，大炮上面放了个证书，上写“诺贝尔和平奖”，以此来讽刺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这幅漫画同样引起了日本的抗议，但美国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理会。发表该幅漫画的作者也发表声明，说自己本来就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这是个人意见，有发表的权利。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对“新生事件”中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条条照办？这有两个原因，《新生》周刊原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早就想查封它，只是苦无良机；另外，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再忍让，正在忙于清除另一个“眼中钉”——共产党与红军，无暇他顾。正因为这样，《新生》成为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