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与“老三届”相对、相衔接，一种说法，新三届是指66、67、68级的小学生；第二种说法，新三届是指77、78、79级的大学生，即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

66、67、68级的小学生

77、78、79级的大学生

代表人物

66、67、68级的小学生

新三届“感受过‘文革’的理想主义气氛，在自己的思想中留有那个时代的所有底色，但又不曾付诸于狂热的实践。既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怀，同时对世俗也保持着一份理解；对社会丧失了普遍的道德精神纽带深感忧虑，也分外警惕绝对的、独断的理想原教旨主义；在理性层面不易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而在感性层面更亲近非古典的、非先锋的大众流行音乐。”

作为第三代（红卫兵的一代，60年代进入青春期）与第四代（60年代出生、8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一代）之间的边缘人，他们与第三代有密切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较多认同、接受第三代的情感－行为方式，但对第三代执著迷狂的毛泽东信仰、冲动暴烈的政治参与、至死不悔的理想主义、所经历的大悲大喜式幻灭，对现实强烈的介入意识等，在体验和由此而来的反思方面，均不及他们深刻；意识形态和文革经历的历史重负也相对少些。插队落户的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国问题（性质、困难）的认识，对苦难的承受力，接近老三届。对文革后，接着就迅猛而至的消费文化、世俗文化的认同、接受，开放心态，虽不及第四代全面、彻底，却远胜于第三代。如许纪霖所说，新三届“感受过‘文革’的理想主义气氛，在自己的思想中留有那个时代的所有底色，但又不曾付诸狂热的实践。当我们成年时，已经是‘文革’以后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开始接受思想解放和个性独立的时代洗礼，因而又具有第四代人的文化特征。……既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怀，同时对世俗也保持着一份理解；对社会丧失了普遍的道德精神纽带深感忧虑，也分外警惕绝对的、独断的理想原教旨主义；在理性层面不易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而在感性层面更亲近非古典的、非先锋的大众流行音乐……”

由于他们受教育时处于精神荒芜期，使他们在知识结构、情感倾向上既未从“过去”彻底放逐出来，又未被“未来”全身心地吸引过去。既怀旧又趋新，既崇实又权变，是其心理－行为特征。他们是老三届的弟妹，又是第四代（80年代进入青春期）超龄的兄长。所以徘徊于第三代（改革参与者、专家学者、基层骨干）和第四代（技术化从业者、高消费钟情者）之间。既走不出第三代，却又时而逛到第四代的范围兜一圈。

不少地方（如上海等），文革期间的学制延续没有中断。但这不能改变他们新三届的文化身份──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文革高潮期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是文革时空距离最近的旁观者，下过乡，出生、青春期起讫的时限，恢复高考后回炉等等，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价值取向、趣味偏好、命运轨迹等，都与典型的新三届毫无二致。

77、78、79级的大学生

77、78、79级的大学生，即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主流社会对这一新三届寄予过很大的希望，人们都以为这三届大学生网罗了中国的人才，文革十年撒落到社会的才俊之士都集中到这三届里了。人们希望，这个既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经历过知识饥渴也解渴了的新三届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带入到一个繁荣富足的境地；人们希望，这个新三届中能够为我们贡献出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师级学者。全社会都同意并进行制度安排，新三届理当是我们社会里的“国家干部”，他们是我们的“天之骄子”这个新三届确实成为当代社会的中坚力量。

代表人物

有美学硕士、神学博士刘小枫，文艺学博士生导师王岳川、艾晓明，历史学家雷颐、杨际开，政治学家邓正来，经济学家秦纲、钟朋荣、刘伟、范恒山、何清涟，社会学家李培林，哲学家李小兵，语言民族学博士纳日碧力戈，戏曲史博士孙玫，小说家王安忆、莫言、方方、池莉、铁凝、陈村、刘震云、张欣，诗人顾城、王小妮、欧阳江河、汪国真，演员刘晓庆、卢奇，漫画家康笑宇等。

[注]77级、78级、79级大学生，只是以新、老三届为主体（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年龄跨度大到十多岁，有阶层意义，而无代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