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家，指从事写作且有一定建树的人。从字面而言，写家即作家。但从使用习惯和流行而言，二者略有区别。作家主要指文学创作类写作者，而写家则包括了前者及其他形式的写作者。

来源

老舍之“写家”说(“写家”“谦虚说”的源起 “写家”说不是谦虚 “写家”是“自称”也是“他称” 称他人为“写家”多于自己)

作家与写家的区别

来源

作家这一称谓，自20世纪中后期流行后，写家一直比较少用，偶尔被一些写作人当成谦辞或调侃之用，比如王朔曾自称是个码字的写家。现实地看，写家应包括作家、自由撰稿人及其他类型写作者。鉴于对于写家这一概念，目前尚无权威人士与机构给予界定，下面引用点相关资料供参考，并期待行家来修正补充。

老舍之“写家”说

“写家”“谦虚说”的源起

综观老舍先生的一生，文暂且不论，仅就为人，历来有口皆碑，为众人所称道。在集于一身的诸多美好品格中，平易、谦虚又为之最。诚如老舍自己所言：“我的职业中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老舍选集》》自序）

以文而论，老舍常表示他“没有诗的天才”，“不善写短篇”小说，“小品文，我也写不好”。提起作品的“思想”，他说：“我的作品，即使有那么一点‘意思’，都是游戏笔墨，未曾搔到痒处。”（《三年写作自述》）至于文学理论，那他就更是一向坚定地表示自己是不懂理论的。

从以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的平易和谦虚。老舍是一位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开始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可他却为什么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又偏偏多次说自己是“写家”呢？这一字之差不打紧，却引发出了不少的文章。

1979年2月9日，作为老舍先生挚友的曹禺先生，在“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之际撰文，以《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为题，刊载于《人民日报》。文中有这么重要的一段话：“老舍先生从不称自己是‘作家’，他好称自己是‘写家’，我理解这是他的谦虚，意思是他只是写东西，而他的作品不一定如何了不起”。曹禺先生的话，当然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致使老舍先生的生前好友黄苗子，在1979年7月修改他1978年撰写的《老舍之歌》时，都大段地加进了曹禺先生的以上论断（见《老舍写作生涯》）。自此以后的多少年里，老舍研究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凡论及老舍，必论及其人品；凡论及其人品，必论及其谦虚；凡论及其谦虚，便多以他“从不称自己是‘作家’”，而“好称自已是‘写家’”为据。由此可见，曹禺先生此论的影响之大之深之广之久。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老舍先生的“写家”说，进行一番探究。

“写家”说不是谦虚

不称“作家”而称“写家”是否就是老舍的“谦虚”呢？在查阅了几十篇他的有关论述之后，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到今天确有“正名”的必要了。

老舍使用“写家”一词见诸文字的，最早始于1931年，并基本上贯穿于整个30年代。在此期间，仅在《我怎样写《二马》》（1935）中用的是“作家”，原文是这样的：“《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得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

到了40年代，尤其是1942年以后，“作家”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加，但“写家”一词的使用仍然居多。

建国以后，老舍离美归国，自此，他就基本上不再使用“写家”，而一概通用“作家”一语了。

以上大约就是老舍在“写家”与“作家”用语上变化的三阶段。

诚然，前期（建国前）的老舍是“好称自己是‘写家’”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段文字出自《述志》（《宇宙》第129期，1942年12月15日）一文的结尾：“从一九三O年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经过抗战，我想连‘职业的’三个字也取消，而干脆说我要永远作个‘写家’，因为‘职业的’一词，含有挣钱吃饭之意，而我今天是身无长物，连妻小都饿死了。多咱我自己也饿死，我就不能不放下笔；但是在饿死之前，我总要不停的写作，因为我要作个‘写家’。”可能以“写家”为“谦虚”之论者，多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吧？

是否作“写家”就容易，而当“作家”就难呢？或者说在老舍看来“作家”就一定比“写家”要高上一个档次呢？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老舍回答说：“无论怎样说吧，一直到我活了二十七岁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可以写点东西去发表。这也就是我到如今还不自居为‘写家’的原因，现在我还希望去做事，哪怕先做几年部长呢，也能将就。”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认为作“写家”难，比当“部长”还难，所以发表了《老张的哲学》还不敢以“写家”“自居”。老舍的崇高理想是当一名“职业写家”，多少年来，他“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当《骆驼祥子》完成之后，他才兴奋不已的郑重宣告：“《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我怎样写《骆驼祥子呢》）由此可见，自称“写家”哪里是老舍的什么“谦虚”呢？

“写家”是“自称”也是“他称”

另外，“写家”也不是老舍专门用来自称的，决不是尊称别人为“作家”而自称自己是“写家”。可以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写家”是老舍的自称，也是对中国的与外国的所有作家的通称。因此我们说，“写家”是老舍在一个时期内所特有的习惯用语。

请看如下的例证：

那古典派的写家画家总是选择极高尚的材料，来帮助他的技术，……（《论文学的形式》。1931年）

职业的写家，在中国，并不很多。（《血点》，1938年）

动的文人产出动的文艺，武装的写家产出抗战的文艺。（《三年来的文艺运动》，1940年）

在这个运动里，写家们的眼睛确实的看到民间，写家们的界限也开始往外推展。……谁知道，明日的伟大的写家不是今天伏在战壕里的人物呢！（《文章下乡，文章入伍》，1941年）

写这种东西（指旧剧、鼓词——引者），应当写家与演员相处一处，随写随演随改，……（《三年写作自述》，1941年）

不错，写家是要生活，生活在抗战中，才能写出抗战文艺来。（《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1943年）

在当代的名著中，英国写家们时常利用方言……（《我的“话”》1941年）

以上引文，涉及到了老舍有关“写家”的主要篇章。在这些文章中，老舍着重论述了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具有极其深刻而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其中所说的“写家”，包括了中国的、外国的，业余的、专业的，平日的、战时的等等，在老舍眼里一概都是“写家”，而且在中国堪称“职业的写家”的还“并不很多”。所以，“写家”绝非老舍专为自己制作的一顶“谦虚”的桂冠。

称他人为“写家”多于自己

莎士比亚、但丁、拜伦、辛克来、陀思陀耶夫基等人，恐怕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世界文学的鼻祖与巨匠，如按“写家”“谦虚”论来推断，恐怕他们是断然不会在老舍“写家”的名单之中的。不料，毫无例外，老舍照例把他们都一一列在“写家”的文学大军之中。请看：

在文学史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写家怎样的在文艺工作之外去活动，莎士比亚写剧本，也拴班子与演戏；但丁是位政客，密而顿是秘书，摆仑（通译为拜伦——引者）为争希腊独立而死。……（《大时代与写家》1937年）

有件小事很可以帮助说我的意思：有一天，我到图书馆里去找本小说念，找到了本梅·辛克来（May　Sinclair）的……我很纳闷，馆中为什么买这么一本书呢？我问了问，才晓得馆中原是去买大家所知道的那个辛克来（Upton　Sinclair）的著作，而错把这位女写家的作品买来，……以文笔来讲，男辛克来的是低等的新闻文学，女辛克来的是热情与机智兼具的文艺。（《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1935年）

文艺，特别是幽默的，自要‘底气’坚实，粗野一些倒不算什么。Dostoevsky（陀思陀耶夫斯基）的作品——还有许多这样伟大写家的作品——是很欠完整的，可是他的伟大处永不被这些欠缺遮蔽住。（《我怎样写《离婚》》，1935年）

以上所论莎士比亚等作家，都是为老舍所十分推崇的，既无一贬词，却又一概冠之以“写家”，老舍何故要为莎士比亚们而“谦虚”呢？

更有意思的是，在《《猫城记》自序》中，老舍记叙了这样一段有趣的事，当他的二姐读了《猫城记》后，“二姐嫌它太悲观，我告诉她，猫人是猫人，与我们不相干，管它悲观不悲观。二姐点头不已”，表示赞同老舍的解释，可“外甥问我是哪一派的写家？”“写家”在这里显然不是“外甥”的原话，即令是，恐怕也是受这位“舅舅”习惯势力影响太深的缘故吧！

《谈幽默》（1936年）是老舍关于幽默的专论之一。在这篇专论中，他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对幽默作了深刻的考证、比较和论述。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所以Thackeray（萨克莱）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在这里，老舍将萨克莱的话，也用自己的惯用语——“写家”——翻译了出来，这与“外甥问我是哪一派的写家”如出一辙。

综上而论，在老舍看来，“作家”也好，“写家”也罢，同义词而已，并无高下、贵贱、优劣之分，根本不存在什么“谦虚”与否的问题。仅就“写家”而言，老舍用在别人头上的出现率，还远远超过自己，难道我们能说老舍是在贬低他人而抬高自己吗？

30年代的老舍惯用“写家”，40年代则“写家”、“作家”混用，到了50年代随了大流，通用“作家”一词了，如此而已。

老舍先生的谦虚品格的表现广博而丰厚，可挖掘者甚矣，然而，所谓“写家”“谦虚说”，是不足为据的。

作家与写家的区别

钱谷融在《东方文化周刊》1996年第3期撰文指出，一个写家，他只要有生活，有写作技巧就能写出作品来，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单有生活和写作技巧还是不行，他还要有一颗博大的心灵，一颗“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博大的心灵，一颗易感的、能承受巨大的苦难、而又坚韧不拔、为了人民和社会的前途而奉献自我的博大心灵。一位外国作家曾说:“有才能的作家写他所能够写的，伟大的作家则写他不得不写的。”不写出来他的一颗心就不得宁静。真正伟大的作品所表现的，都是发自灵魂最深处的至心至情。司马迁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过去，我们只强调反映现实，作家们一味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的模写和再现，作品往往缺乏高远的思想和情致，造成了创作上的偏颇。而现在有些作家的创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作品写得很玄虚，里面的人物不像是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所写的事件也令人难以捉摸。创作有各种流派，作家可以信奉不同的主义，但是这些流派、主义、手法都是从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从对具体生活体验、感受以及希望改变这种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孕育、诞生出来的。因而它们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当作什么时髦的东西，去随便搬来，随便套用的。作家只有对现实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作品，才能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

他认为近年来文坛涌现了许多新秀，于我们的创作队伍注进了新的血液，无论在创作题材，思想和技巧方面，他们都有新的开拓，但在高兴之余不免也有一点遗憾和担忧。这些新进作家似乎写得很匆忙，来不及仔细推敲和琢磨，在语言上、结构上还有许多毛病，在他们的作品看来还只是半成品时，就拿出来发表。还有一些青年作家以为文学创作并不是什么艰难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以为只要凭自己的才气，随意挥洒就成。甚至有“玩”文学的说法。而社会也似乎不知道怎样好好地去爱护他们，一篇作品成功以后，就拼命地向他们喝彩，并争相向他们索要更多的作品，使他们忘记了、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进一步认真地培养和锻炼自己，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要想在文学事业上有所成就，必须对它有真正的爱，肯为它尽心竭力、专精致诚、潜志凝神，把整个身心都扑上去。好作品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