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发人深思的崭新视角论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作者认为现代性许诺为人类生活带来只有理性才能够提供的清晰性和透明性。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再相信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愈来变的偶然性。以及各种选择、身份和生活筹划无可挽救的矛盾性。现代性的许诺为何没实现？作者认为答案在于许诺本身。在所有试图履行这一许诺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损毁性。正是在后现代时代现代性筹划的自我损毁性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后现代时代是与矛盾性和解的时代。是学会如何在不可救药地充满矛盾的世界上生活的时代

书名：现代性与矛盾性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ISBN：710003713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装帧：平装

条形码：9787100037136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序

目录

文摘

内容简介

本书以发人深思的崭新视角论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作者认为，现代性许诺为人类生活带来只有理性才能够提供的那种清晰性和透明性。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再相信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愈来变的偶然性。以及各种选择、身份和生活筹划的无可挽救的矛盾性。现代性的许诺为何没实现?作者认为。答案在于许诺本身。在于所有试图履行这一许诺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损毁性。正是在后现代时代。现代性筹划的自我损毁性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后现代时代就是与矛盾性和解的时代。就是学会如何在不可救药地充满矛盾的世界上生活的时代。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阐释者》。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日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

……

目录

致谢

导引：对秩序的追求

第一章 矛盾性的丑闻

对立法理性的梦想，造园国的实践，造园抱负与现代性精神，科学、合理秩序、种族大屠杀，对非人性的叙述

第二章 矛盾性的社会建构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与不确定性斗争，与不确定性共存，转嫁包袱

第三章 矛盾性的自身建构

排斥到客观性之内。补论：弗兰茨。卡夫卡，或普遍性的无根性，知识分子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无根性的普遍性，威胁与机遇

第四章 同化社会学中的个案分析(一)：

囚于矛盾性的陷阱

德国犹太人的案例

犹太人同化的现代化逻辑

孤独的维度。想像真实的德国

羞耻和尴尬

同化的内魔

没有了结的旧账

同化筹划和反应策略

同化的终极

2 现代性与矛盾性

边疆

同化的二律背反和现代文化的诞生

第五章 同化社会学中的个案分析(二)：

矛盾性的报复

矛盾性的反击

弗洛伊德，或者作为权力的矛盾性

卡夫卡，或命名的困难

齐美尔，或现代性的另一端，同化的另一面

第六章 矛盾性的私化

对爱的追求，或专家知识的存在基础、技能的调换、专家知识的自身繁殖、推销专家知识、躲避矛盾性。专家设计的世界的倾向和局限

第七章 后现代性，或对矛盾性的宽容

从宽容到协同，《驱魔者)和《兆头》，或知识的现代和后现代局限，新部落主义，或寻求庇护，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协同性的种种未来，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最后立场，社会工程有前途吗?后现代政治的议事

日程

索引

译后记

文摘

书摘

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事后聪明，使得启蒙的幻象与东欧政治空想家们(知识分子，或更宽泛些，“有知识的阶层”)的梦想和渴望彼此呼应。没有其他的社会定位(10cat，ion)，能如此完美地体现在，超前于社会现实并带领它向前的社会理想的意象(im—agery)之中；体现在，社会是一可塑的原材料，可以由建筑师根据恰当的设计塑造恰当的形状这样一种幻象之中；体现在，如果随其自然，社会就不能改良自身，甚至不能理解什么是改良这一意象之中；体现在，知识是力量，理性是现实之法官，是裁定并力促应然(ought)高于是然(is)的权威这一概念之中。

正如尼科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令人信服地指出那样，“由于接受了功能性分化，个体的人已不再可能牢固地定位于社会的某个单一的子系统中，而是必须被先验地视作具有被社会所替 代的性质”。这就是说，个体可定义为一个“被替代的人”。因为， 他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被完全归类于众多功能性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这些系统只有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他生命过程的完整性(换言之,他其实并非完全属于任何一个子系统，同时也没有一个子系统 能够得到他的不二效忠)，正是这一完整性史它成为一个个体。

心灵感应和预先规定的和谐都不是可行的主张。因此，心灵切交流都注定要涉及到曲折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尤其是翻。考虑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可以肯定，交流将无法达到的目的。因为，会存在着没有被覆盖到的意义残余。对进释的渴望也就永远不会结束。“因此，现代人典型的问题现了：他的存在感被难以估量的文化元素包围着。这些文对他而言既不是毫无意义的，从最终的分析看来，也不是的。”②齐美尔发现，这就是被抛人现代状况的人的最终命美尔比他的同时代人提前到达了那里(抑或他是被推到那里的？)。……

书摘1

对区分的持久性(以及对支持这一区分的、原则上彼此协调的行动的多元性)的接受，与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宏大设计的寿终正寝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等于是对造园或外科姿态(surgical stance)的腐蚀。在整个现代时期，造园或外科姿态均成为制度化了的权势们——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权势们——所具有的那些态度和政策的特征。现代性表明了社会秩序所具有的本质的人为性，表明了社会在独立获得其有序存在时的无能为力。现代性还表明，社会秩序的建立有赖于能动性(agency)的非对称分布，即将社会区分为行动者及其行动的对象。对能够明确秩序状态有别于混乱这一所选定的能动性的惟一主张，已在理智优越于情感、理性行为优越于非理性驱力以及知识优越于无知或迷信这一意识形态中得到表明。这类抽象价值间的对立，既产生又反映了实际的社会分工。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对立成了社会分工的自主和选择的一端与另一端上的自主意志的去合法化之间的长期凝缩。同样，一旦内在的主宰冲动消散于共存和(自愿或强迫的)宽容的气氛之中，这一对立就会丧失其绝大部分的区分力。社会工程抱负被淡忘之后，它可能(仅只可能而已)也就长不了了，因为前者正是后者的意义和理由。它从那些使命般的筹划和圣战般的改革运动中，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它不可能比后者更为经久。

然而，对这一对立的记忆，促使着人们去想像它已堕落为非理性的复兴和理性的投降。但是，每当计划和设计好的、人为的命运(man-made fate)不再在那些被选定要发挥支配作用的生活形态与那些被标定为移植或消灭的生活形态之间作出区分时，以此方式所感受到的那一切，仅仅是差别所具有的那种突然的、尚无完全被掌握的无意义性。非理性是理性产业的废弃物。混乱是秩序之生产中积聚而成的废弃物。异乡人所具有的令人可怕的不一致性，是那个已经被明确分割成称作“我们”的这一块和标定为“他们”的另一块的世界所丢弃的垃圾。矛盾性是符号清晰性(semiotictransparency)生产中的有毒副产品。非理性、混乱、异乡人特性、矛盾性，这一切都是那种无名“超越”(beyond)的名称。对于这一超越，那些自称为是理性、是秩序的主力、是本地人、是意义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势们很不喜欢的。它们是设计抱负的副产品，正像杂草是园林设计的副产品一样。除了让特定的人(someone)拒绝对之宽容之外，它们没有任何意义。抑或确切地说，一旦经验的溶剂被脱水之后，惟有价值的硬质结晶留下。它们的那些多重意义，结果都成了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地点拒绝与之共存的那种差异。

正如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10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认识问题和后认识(postcognitive)问题。前者已失去很多自身的吸引力，而后者被提到的频率却越来越高。认识问题植根于世界当前或未来的整一性(oncness)这一自明之理之中。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一个遭受无选择之苦的世界之中，要做的事情是，要彻底搞清这个世界对那些希望在世界之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们到底有什么要求。因此，所提的问题也就是：“我该如何诠释我是其中一部分的这个世界?”后认识问题享受不到传统自明之理所能给予的奢华。其实，它们没有任何自明之理可以用来作为一个靠得住的起点。它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址。在它们着手探究世界之前，它们必须搞清楚有(些)什么样的世界要探究。因此，可按下述顺序进行追问：“这是哪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以做什么?我的哪个自身将去做?”

后来，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将惯用的话语方式抛在一边，并将希金斯的问题重新命名为现代主义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他还指出，根据正统哲学的划分，认识问题属于认识论，后认识问题则主要具有本体论性质；因此，“后认识”问题则根本(至少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具有认识性。这些问题已超越了认识论。抑或确切地说，它们已回归到那个具有根本性的存在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必须在认识论认真着手于本职工作之前得到解决。它也是在现代时期假定自身已经确定的那个期间，绝大部分认识论问题曾追问过的问题。因此，典型现代的问题是，如：“什么可以被认识?谁认识这个问题?他们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并有多大程度的确定性?”典型后现代的问题走得没那么远。它们试图要找出知者本人，而非知者的任务。“世界是什么?存在着什么种类的世界，它们是如何构成的，彼此又是如何区分的?”即便是在对知识有着共同关注的时候，这两种类型的追问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知识是如何从一个知者传到另一个知者的，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与之相对的问题是：“当不同的世界处在对抗的位置时咸者当这些世界的边界受到侵犯时，会发生什么?”请注意，后现代问题不喜欢“确定性”，甚至不喜欢“可靠性”。在后现代本体追问首先安命其中，后来又专事于此的多元主义实在中，现代主义认识论的那个胜人一筹之处看来是绝对没有市场。那种对终极性的寻求有着激励作用的压倒性权力欲(仅这一权力欲就能激励这种对终极性的寻求)，在此唤不起任何激情。只有双眉因自信而上扬。正是这种自信，曾使得对绝对性的追求看似一项貌似合理的筹划。

在具有异乡人特性的普遍矛盾性的世界中，异乡人再也不一门心思于是然的矛盾性和应然的绝对性。这是异乡人的一种新经验。而既然异乡人的经验是我们绝大部分人现在共有的一种经验，那么这便是世界的一种新境况。由于这一新经验的存在，异乡人以及他的那个世界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会有什么结果呢?

理查德·罗蒂最近以下述方式对普鲁斯特(Proust)的成就作了总结：

像尼采那样，他也曾使自己摆脱这样一种恐惧，即在他身边有着某种先行的真理，一种他人一定早已发现的真实本质。但是，普鲁斯特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又不需主张一定要从其早年的权威人物那里了解那种藏匿的真理。他能够拆穿权威的假面具，而又不自命为权威，能够拆穿权势者的抱负的假面具，而又不拥有这些抱负。

后现代性的巨大机遇，是大规模地复制普鲁斯特的个人成就。后现代性的可怕危险，则是(如果丧失了那个机遇)它可能会使青春期的现代性所具有的那些已死的(抑或仅仅是冬眠中的)抱负得以复苏，并使自己的同时代者充满着再次身体力行(re-livc)这些抱负的欲望。马克思说，历史总会再次发生。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