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天子﹑诸侯以及卿﹑大夫等征收的众﹑庶人等生产者土地上的各种产物和工﹑商﹑衡﹑虞的收入﹐以供“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春秋以前﹐天子﹑诸侯﹑大夫具有土地世袭所有权﹐他们向劳动者征收租和税合为一体的剩余劳动产品﹐实行贡﹑助﹑彻之制。春秋﹑战国时在保持井田的形式下﹐进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商鞅变法以后﹐民得买卖土地﹐确立了私有土地制﹐租与税才分离开来。

租税改革(原始社会末期 虞﹑夏时期 周代 秦代)

租税用途

租税改革

原始社会末期

租税是由原始社会末期﹐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后﹐公社首领侵占“公田”上的收获或由社员代耕其占有的土地﹐逐渐变成经常化的贡献而形成的。

虞﹑夏时期

相传虞﹑夏时就有了贡赋﹐《史记.夏本纪》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但有关虞的贡赋内容﹐连传说都没有流传下来。夏代的贡﹐《孟子.滕文公》说是“夏后氏五十而贡”。即分给每家土地五十亩﹐不问年岁的丰歉﹐按历年收获的平均数献纳十分之一。此外﹐还有直接取自庶人耕作的“藉”敛。殷代甲骨卜辞有命令众为王耕作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说:“殷人七十而助”﹐“惟助为有公田”﹐“助者﹐藉也”﹐即把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分给每家“私田”七十亩﹐让他们共耕公田。《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这就是把“公田”的收获献给王﹑侯﹑大夫﹐私田不再缴税。

周代

关于周代的租税﹐《孟子.滕文公》说:“周人百亩而彻”﹐“虽周亦助也”﹐可见﹐“彻”是一种类似“助”的制度。但由于孟子说“彻者﹐彻也”﹐使人无法知其确切涵义﹐故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孟子鉴于周代国人服兵役﹐野人不服兵役﹐国﹑野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向滕文公称述应该实施的制度是“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九一而助”﹐即在郊内“国人”地区﹐分给每家土地一百亩﹐各自交纳土地上收获的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在郊外“野人”地区，分给每家一百亩﹐八家同井﹐共耕其中的一百亩“公田”﹐“公田”上的收获就作为交纳的租税。

西周中期根据卫 ﹑卫鼎﹑格伯簋记载﹐周穆王﹑周共王时出现了贵族交换﹑质押土地﹐这是先王“田里不鬻”之制的变化的先声。

西周后期由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周宣王只得“藉千亩”﹐废除由天子亲耕其收获用来祭祀鬼神的公田(即藉田)的藉礼。废除藉礼也就是役使人民耕种公田的制度的废除。取而代之的租税制度﹐因史无明文﹐已难详知。但据《周礼.地官.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已由“八家同井”变为“九夫同井”﹐当是废除了其中的“公田”﹐即在郊外“野人”地区废除了助法﹐改为“履亩而税”。至于各诸侯国的租税改革﹐估计要比周王朝中心地区晚一些。

秦代

从西周后期到商鞅变法为止的租税改革是在保护井田制形式下﹐进行“履亩而税”的改革。“履亩而税”的内容﹐在《管子》中有简略的记载。诸侯国中首先改革租税制度的是齐国。齐桓公十九年(前668)采纳管仲的建议﹐实行井田制下的“相地而衰征”﹐即取消公田﹐以九夫为井﹐视土地的美恶及年岁的丰歉而征收田税。其后晋国于晋惠公六年(前645)“作爰田”。爰﹐易也﹐变易的意思。有人认为作爰田就是像齐国那样“案田而税”。《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初税亩”实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此后﹐楚﹑郑等国似乎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秦简公七年(前408)“初租禾”﹐即案田禾收入的多寡而收取租税。商鞅变法﹐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制辕(通爰)田”﹐“訾粟而税”﹐即建立辕田制﹐计算粮谷收入的多寡而征税。同时﹐废除井田﹐民得买卖土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三十一年(前316)“使黔首自实田”﹐命令黔首申报占有的土地数量﹐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私有土地制﹐租税发展为地租和赋税两种形式。

租税用途

原始社会末期﹐公有的工商业﹐一部分逐渐为公社首领所侵占﹐演变为官府的工商业﹐直接为满足国君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和买卖货物﹔另一部分则演变为“通工易事﹐以羡(多余)补不足”的民间工商业。公有的山林川泽也演变为国君的私产﹐所出成为国君的财富。周文王治岐时﹐置官员管理关市及山林川泽而不征税﹐西周以后对关市及山林川泽始征收实物税﹐即“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关市之赋﹐主要用以供给王之膳服﹐但也作其它用途﹐如晋平公收市赋作为供养食客的费用﹔李牧防备匈奴﹐得以便宜置吏﹐收取市租为士卒费用。“山泽之赋”则主要用于丧事。其税率﹐据《管子.幼官》说是“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大匡》又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都是降低关市之征税率的意见﹐实际的税率当高于此数。至于山泽的税率﹐则未见有具体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