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极端主义(极端主义 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

美国于2001年后的民族主义(9.11事件的影响 战争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

在稳定的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虽然对日常生活具多面影响，但却通常隐而不显。迈克尔·比利希（Michael Billig）的“平实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说法认为，日复一日，越来越不引人注意的民族主义，日日影响居民的想法。在西方民主国家，仇外与移民团体经常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以避免种族主义（racism）这种贬义的称呼。持此立场之政党可能有众多支持者，并进入国会。光头党（skinheads）等小而知名的团体同样也自称民族主义者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national-socialist）或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的婉转称呼。其他国家多称其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带着明显的贬义。参见爱国沙文主义（chauvinism）与爱国侵略主义（jingoism）。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为包含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意识型态之要素，极端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此处。但简单地将法西斯主义表述为民族主义之极端型式并不正确。法西斯主义在一般义意上为始自意大利的种族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结合，明显影响了纳粹主义。对于阿尔道夫希特勒在地理政治学的志向，可能帝国主义是较好的形容，且纳粹德国治下的广阔地域中有许多在历中上并无德国人的踪迹。纳粹德国在与典型的欧式民族国家相较之下，自成一格（sui generis）。

这也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约瑟夫·斯大林为民族主义专家，他对民族之定义广受引用。在其统治下，苏联于苏维埃共和国与各加盟共和国中定义并鼓舞民族认同。尽管如此，各共和国的主权仍遭否定，且俄罗斯化政策自相矛盾。于1945年遭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亦有类似的遭遇。其统治面临具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色却含义糢糊的“苏维埃”（实为俄罗斯）认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具有本国高于他国之信念，但实际上许多民族主义者的确这么想。偶尔会有认为他国可作为本国范例的情形，参见亲英派（Anglophile）。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有某种种族主义的影子，通常针对邻国与种族团体。

种族主义亦为19世纪末大行其道的殖民主义之特征。严格说来，成立海外殖民地有悖于民族国家的原则，因殖民地所在并非该民族的祖国，而其后裔很明显既非其种族，也不说相同的语言，没有相同的文化。实际上，民族主义有时是欧洲自决与亚非殖民化之结合。

明确的生物性种族理论自19世纪末大行其道。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于20世纪前半常以此种面目出现。纳粹可说是史上与种族思想最相符合的思想，纳粹德国各方面的政策都受种族观念所影响。纳粹德国之败及其种族灭绝政策，包括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于1945年后大大地败坏种族理论与种族民族主义。

然而种族主义持续影响民族主义。种族清洗通常被视为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共同的特征。国家为民族而存在是民族主义的法则之一，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皆驱逐境内之少数民族。新近的种族清洗知名案例于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发生；其他的例子有1950年代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及1915年鄂图曼帝国的灭绝亚美尼亚人。

美国于2001年后的民族主义

9.11事件的影响

九一一袭击事件在美国掀起一阵表达民族主义的浪潮。在国际上谴责暴行的狂潮及对美国的公开支持后，美国的民族主义变得令外人难以接受与理解。在二战后的西欧，尤其是法国、英国、与德国三国境内，许多美国人认为炫示国旗为过激行为。

许多人相信这场民族主义的冲击带起美国国家政策上的许多重大改变。于2001年10月26日签署成为法律的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虽（许多人表面上相信）是为反恐而设计，但被许多人认为系机构性地妨害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这场冲击可能也帮助乔治·沃克·布什的执政，导致美国入侵阿富汗与美伊战争。

战争与民族主义

跟其他战争一样，冲突自身在任何国家都会挑起民族主义情绪，非仅止于美国。例如说，包含加拿大人在内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自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戏剧性达到高峰2006 Liberal Canadian Press Room。随着伤亡增加，反对继续占领并重建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意见持续高涨，并使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促使美国自伊拉克撤军。2005年末的民调显示布什总统的声望为有史以来最低者之一，导因于高涨的反战声音。其他人认为这场“战争”目前已成为战后的占领，需要长期稳定的警政管理，以及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民主化。这项由双方提出的主张有似于60年代美国卷入越战时的民心凝聚。其主要的差别在于美国于越战是逐步扩大规模，而未能完全驱逐北越的反西方政府。

许多拥战者将反对这场战争与/或重建过程者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是、伪善。反战者则引用对民心凝聚的争论，令人联想到美国于19世纪昭昭天命的观念。有些人指控反战者不爱国，甚至于叛国。若干拥战的评论员表示，觉得新闻对美国的负面报道因破坏美国军队达到反恐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助长敌人气焰。因反战者对此种指控感到愤恨，这项政治争端造成彼此持续对立。

尽管军事主力在两国彻底获胜，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在改革阿富汗政治与重建伊拉克上进展缓慢。尽管两国于2006年一月迈出民主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朝向奠定长期和平、稳定、正义的基础Afghan Parliament Convenes, Impending Iraqi Nationwide Elections。许多在911后美国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者们拥护这些未完的改革与重建程序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在此缓慢的进程中，关于产生这场国家重建的军事行动的真正动机，与在伦理方面的争议，仍在持续，而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议为此中关键。例如，美国所领导的军事行动究竟是否构成帝国主义，或为审慎互利的新型世界主义。这些争议的激烈程度与撕裂性或因媒体偏差（Media Bias）导致恐惧的文化（culture of fear）而起。媒体朝向遮掩两国境内的暴力行为，尤其是伊拉克因反对外国占领者与“通敌者”所产生的暴动。

许多反对美国与其盟国入侵伊拉克与阿富汗者将这些军事行动称为帝国主义，以“石油之战”之名提醒世人石油帝国主义（Oil imperialism）之说。拥战者们认为这些主张荒谬，他们视这些军事行动为国际合作打倒阿富汗的塔利班与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等专制独裁政权；支持者们更认为这些入侵与占领为在所谓恐怖主义与护教圣战（jihad）猖獗之地改革社会政治背景的必要手段。论战于冷战期间的反共政策立场互异的鹰派与鸽派之间激烈展开，论战的中心为权衡美国及其盟国在民族认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上与其他国家之间孰轻孰重。

因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国社会政治的发展（选举、法制改革等）仍在持续，要历史学家评断孰是孰非或仍过早。支持两国战后重建者以现代西欧与日本的历史例示中东地区历经国际托管后可能的结果。尽管曾于二战后经历英裔美国人（Anglo-American）实质上的军事占领与重建达数十年（参见马歇尔计划），日、德等国后来自美国白人的占领下独立，今日已成为具国际影响力的顶尖经济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