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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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运动与雅典社会政治生活

智者运动同雅典的社会政治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智者运动实为雅典社会政治生活之需要的产物；另一方面，智者运动本身又对雅典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而对雅典的文化繁荣发生很大影响。

1、 智者运动的起源、

在第二章关于启蒙运动的背景的讨论中，已经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哲学前提几方面对启蒙运动的背景作了一般原则性讨论。智者运动正是这些背景的具体化的产物。

公元前五世纪，随着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的奴隶制度经济进入繁荣时期，尤其是雅典的奴隶民主集中制，人在自然和神灵面前的地位已不像公元前8-6世纪的古典哲学时期，人类已逐步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而拥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技艺的人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技艺的范围也从农业、畜牧业等方面扩大到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比如讲演、写作、咏唱、治国、治家、诉讼等。这样，早期哲学家面对变幻莫测的天体、自然界的惊慌被对法律和制度的完善、道德规范的制定等的注意所代替，人们感到社会和人的本身有许多惊异的现象需要加以探讨。

与此同时，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人们的眼界也扩大了。从前人们曾将斯巴达的莱喀土法和雅典的梭伦法视为神所授，人们的行为规范也是神定的、不变的，祖宗王法、道德风尚也是天定的，随着同异城异族的交往，他们逐步发现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比如，希腊人烧掉父母的遗体，在印度有的民族吃掉父母的遗体；兄妹联姻在希腊是不允许的，可在埃及是天经地义的；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于是，传统的观念动摇了，人们需要重新认真探讨人类社会的形成，国家的产生，伦理道德规范等问题。

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必然导致人们认识的改变。因为人类社会是人们自己活动的结果，而参与活动的每一个人又带着各人的动机和目的。社会问题是不同于自然界的，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标准。从现象上看，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人为的、相对的，没有什么共同承认的固定的东西。打官司，辩得赢就算胜；发表演说，能吸引人就得到支持；法律和制度，各个城邦公民爱怎么定就怎么定。于是乎，国家人、法律和道德等究竟是人为约定还是自然的，便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智者们就是从这些问题出发开始他们的活动的。

与智者的活动联系更为密切的，则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教育的发展。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传统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已不能满足需要，这在雅典尤为明显。由于它的民主政体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它也便成为智者运动的中心。广大公民在政治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言权，在有关国家大事、法律诉讼官员的任免上可以发挥一定影响，在文化上可以参与各种竞赛、演讲和表演。因此，不仅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而且所有公民的治国才能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正如柏拉图所记述的：雅典人是有理智的人，当事情涉及建筑、造船等具体事务时，他们便召集有关的工匠讨论，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国家事务时，每一个人，不管是工匠、修理工、皮匠、水手、无才干的人，也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高贵人还是低贱的人，都可以参加，谁也不会指责他们。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执政时，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都可以上台演说，参与政事；都可能抽签担任某种职务。这样，谁想在公共事务有更大的作用，在诉讼中打赢官司，就不仅要有传统的教育和知识，而且要在思维、语言、修辞、论点以及行为举止、演讲姿势等方面得到特殊的训练。于是，智者运动应运而生。

正如文德尔班所说的：“这是世界史中最伟大的时期，这个时期带来了种种理智力量的火热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有一种思想得到普遍承认：在各行各业中，有知识的人最有能力，最有用，最成功。在实际生活上，每个部门中独立思考和个人判断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取代了被习俗控制的旧生活。人民群众怀着炽热的欲望，想把科学成果据为己有。但是，特别在当时，对于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说来，家庭传统、习俗、个人的品格的优越和才干的优越已不像从前那样顶用了。形势变化多端和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以及他必然共处、必然共事的人们的智力水平，使得政治生活的理论修养变成必不可少的事。需求招徕供应，智者走出校门参加社会生活，将自己学到的或发现的东西教给人们。”

2、 智者

智者一词古已有之。在荷马时代，其含义是指某种精神方面的能力和技巧，以及拥有这种能力技巧的人。在那个时代，“智者”就是聪明的人，灵巧的人，有技艺的人。后来，诗人，音乐家，医生，自然哲学家，各行各业有专门知识和技艺的人，都被人们称为“智者”。随着其含义的引伸和发展，有治国能力的人也称为智者。

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智者一词获得了特殊的含义，成了以收费授徒为职业的一批巡回教师的专有名称，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智者运动的主体。他们活跃在各个城市及奥林匹亚赛会、泛雅典娜庙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施展雄辩的才能，教授青年们如何辩驳、诉讼、演说、参政、处理公务和家庭事务。其首批代表人物有普罗太哥拉、高尔吉亚、普罗迪科、希比亚等。这批职业家不占有生产资料，不执掌政权，他们靠自己的知识为奴隶和公民服务，取得经济报酬。他们各处巡回传授，或是在公共场所发表长篇演说、示范表演，开展讨论，请听众出题以解答；或者是小范围内传授和讨论。遇有盛大节日，高尔吉亚、希比亚等到人往往穿上紫袍，乘机把自己的新作公诸于众。

智者的活动中心是雅典，而名门望族加尼亚（伯里克利的儿子）的住所则是他们进行小范围活动的场所。柏拉图的《普普罗太哥拉》中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加尼亚家住满了智者及其门徒，主人只得将仓库改为客房，那里住着普罗迪科，体弱多病的普罗迪科穿着睡衣，披着羊皮袄，躺在床上，周围坐着聚精会神听讲的青年。走廊对面坐着希比亚，一批雅典青年和外邦人以及从母邦埃里斯跟着来到雅典的人，把他团团围住，聆听希比亚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引人注目是漫步在走廊的边走边讲的普罗太哥拉，听众们分成左右两排，一边是主人加尼亚，另一边是伯里克利的另一个儿子及普罗泰哥拉的得意门生，此外，还有许多从各个城邦带来的外地人。可见，当时智者是相当活跃而且有相当群众基础的。

智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学派，在学术思想和政治见解上有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他们都抛弃以往的自然哲学`，注重于社会和人类自身的问题；都重视修辞和论辩，擅长逻辑和修辞，讲究实用价值，而不管什么事实和真理，而且那些交费求学的学生也是着眼于现实的目的，对纯理论并无兴趣；他们在讨论和争论中多采取对立和批判态度；他们熟悉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算术、逻辑等，善辩能言，出口成章；他们讲演和教授的题材广泛，有一般哲学和政治内容，或者去歌颂一个城邦，替一个死去的英雄辩护，在葬礼中去咏读一篇感人的悼词，甚至不惜在关于孔雀、老鼠、盐巴等一些细小的题材上施展自己的才智；他们在法律、宗教、道德风尚等问题上大多持人为约定的观点，而哲学上则有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倾向。

在普罗泰哥拉时代，做个智者是光彩的，备受尊敬的。但是到后来，智者人数激增，其中一批人醉心于诡辩、文字游戏和表演，成了诡辩家和江湖骗子，于是晚期智者便成了一个耻辱的称号，变成了诡辩家的同义词，以至柏拉图称他们为“批发或者零售灵魂粮食的商人”，“他们带着知识的商品周游各地，把它批发或零售给需要它的顾客。”

3、作为启蒙运动的智者运动

智者运动由于其后期的极端发展，遭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其多德的反对，而且也由此弄得声名狼藉，亚里斯多德甚至说：“智者的技术就是无实在内容的、似是而非的智慧，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智者的学说是一种貌似哲学，其实并不是哲学的东西。”这里不能排除学者和历史的偏见。但是在这里，我要把智者运动作为启蒙运动来研究，正如黑格尔说的：“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从它的积极的方面，严格地说，即是从科学的方面，来考察智者们在希腊究竟居什么地位。”

（1）雅典人的教师。智者是适应雅典社会政治的民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目的和责任就是教育雅典人，“将自己学到的或发现的东西教给人们”，以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需要。“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他们代替了从前的公众老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智者们以智慧、科学、音乐、数学等等教育人，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以教育为职业。他们周游各个城市，青年跟随着他们，受到他们的教导。”智者们给了希腊人以知识和教养，使他们知道如何对每一个对象都有话可说以及如何找出对于每个对象的各种论点。“希腊人得到这种教养应当感谢智者们，智者们教人向对他们有权威的东西去运用思想。”黑格尔评论到。当然，智者们更教会了雅典人演说的艺术，柏拉图在《普罗泰哥拉》中就记载到，当苏格拉底问希波克拉底，他希望学习的智者们的智慧究竟是什么时，希波克拉底答到：“是演说术；因为智者是善于使人说话有力”的人。柏拉图自己也承认，“智者们在各个城市中漫游，于是，有许多青年人抛弃了父母和朋友，追随着他们，深信与他们交游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好更聪明，”甚至还因此“给自己招来了许多猜忌和妒忌”。

智者们不仅传授希腊人演讲术和具体的知识，而且他还“给人以精神教育”。他们将教导人们道德秩序、沉着精神的等作为自己教育的目的。青年们要求智者：“我们要成为有教养的人，请教导我们，使我们成为这样。”于是智者们便教导他们“培养出一种正确的见解，来对自己家庭的利益作最好的考虑；也同样在于政治生活，要使人成为最有才干的人，一方面对各种国家的事务发表意见，一方面要尽其全力为国家服务。”所以，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说到：“智者们的艺术是一种比一切艺术都更伟大的才能；它能说服人民、议员、法官，使他们相信智者们所愿意的事。”

（2）传统习俗的挑战者。当希腊人还关着门时，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既定的，神授的，也是最好的；但是，当大门外的东西涌进来时，他们便有些吃惊了。比如雅典，梭伦法被看作神授的，人们以服从法律为最高职责。他们只知道服从命令，而不问命令从何而来，命令是否正当。“法律存在，摆在那儿，有道德的法律也有法庭的法律；它们既存在也就永远存在，个人只能服从。在智者学派以前，无一人曾想到来检验一下法律，问一问法律自称的合法权力究竟是什么。”智者们则从他们的基本命题出发，对传统习俗发起了挑战，“广泛而深入地对现实进行批评，直到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深刻而彻底的改革。”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响亮的口号，要求人们从自己的感觉知识出发对一切现存的东西进行评判。这样，一切东西都变成相对的了，因为一切都相对于个人的感觉而言的，法律的合理性，道德律的合理性，贵族制的合法性，神的地位的不可动摇性，都遭到了破坏。普罗泰戈拉甚至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而高尔吉亚则提出了怀疑主义的准则：“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智者们就是以这种相对主义、感觉主义和怀疑主义来向一切既定的神圣的东西挑战的。

由于这种挑战，一切都变成了相对的，那么每一个人在每一件事面前也就变得是平等的了。这无疑是对奴隶主贵族的当头一棒。因为传统希腊思想认为，只有奴隶主贵族才具有美德，而且他们的美德是天赋的，而智者们则认为，通过教育人人都可形成这种美德。这从普罗泰戈拉同苏格拉底对政治艺术是否可以教授的问题的著名争论中可以明白地看到。他引用神话强调，宙斯要求把廉耻和公正“分给所有的人，因为假若只有少数人分享那些品质，就不能有任何社会组合存在了。”

（3）理性精神的倡导者。在上一章我们已经在阿那克萨拉那里发现了理性精神的萌芽，但是，阿那克萨哥拉作为理性的“努斯”还只有一个空的外壳，只是一种如柏拉图所说的形式，努斯只是一个不包含任何东西的自同一的原始的启动者。智者则给这个空的形式赋予了“我的”、“主观的”内容（苏格拉底赋予它以“自在自为”的内容）。智者们将知识运用到社会对象上去，并且使它深入到一切人事关系，去影响那不是思想的特定事物。这样，在智者那里，“自身同一的思想把自己的否定的力量指向理论和实践的各种规定，指向自然意识和各项真理与其他各种自明的法则和原则。”于是，“思想探索着一般的原则，用这原则来判断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凡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就对我们没有价值。”其结果便是，“凡是自由思想所能获得的，都必须来自自由思想本身，都必须是自己的信念。它不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对象。”智者们就这样以提倡自由思想来宣传理性精神，以批判宗教和习俗。

黑格尔甚至把智者们称为“思辨哲学家”。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让人知道，究竞是什么东西在道德世界起决定作用，是什么东西使人满足。宗教把人置于诸神之下，传统法律则将人看作只是执行法律的动物，但是智者派则要求人们重新思考，通过对这些东西的反思，就象普罗泰戈拉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不再满足于把法律和神当作权威和外在必然来服从了，而是在自身中获得了满足。人通过思考，使自己相信什么是约束他自己的东西，什么是他的目的，和什么是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自己所必须做的事。这就是智者们所倡导的。

（4）哲学领域的开拓者。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们通过观察思考和讲授提出了一些新的哲学原理，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心，对修辞、逻辑的重视，拓宽了哲学研究的领域。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主张反对神学权威，树立人的权威，充分体现了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人本主义精神。在此之前，哲学家只是把自己的眼睛投放到那令人惊异的自然现象上，借用常识观念和神的权威来解释自然万物的存在与流变。在早期自然哲学家那里，为知识而知识乃是哲学的本质所在，而有关人的问题则只不过是在“宇宙万物一份子”的角度来看待罢了，即使阿那克萨哥拉比他们的先辈前进了一步，努斯也只是一个最初的活动者而已。这种思想方式的结果是人本身的物化，而物化的结果乃是根本丧失人作为人的特殊地位。智者尤其是普罗泰戈拉将人的视野从天国拉回人间，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文主义精神便就此确立。当然，由于这一命运所包含的相对主义成份，已使得他在拓展哲学人本主义时显得有些矫枉过正。

智者派将哲学的注意力由自然转移到了人类，这大大拓宽了哲学的研究领域。以前的哲学只是研究自然，偶尔涉及人的认识问题；而自智者始，哲学不仅研究自然，研究人对自然的认识，也研究人对自身的认识，同时还考察人的道德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在这各个方面，智者们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他们在逻辑中对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发现，对范畴、定义的规定等等。这样，哲学就不再只是包括物理学和狭义心理学的学科了，而是包括伦理学、政治学、逻辑学等在内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亚里斯多德式“哲学乃百科全书”体系的先声。

总之，智者运动并不是在哲学史上和希腊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的运动。他们认为社会政治制度是人为约定的这一点并没有什么自然的依据，因此贵族统治秩序是可以改变的。民主制可以代替贵族制；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而形成美德；他们教人怎样具有美德，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怎么样具有能言善辩的本领，在政治活动中出人头地；他们讲究实际，可能知识必须服务于人生，服务于社会，有的更认为奴隶本身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与自由人的区别只是因法律而存在，并不是自然的”。他们的根本精神是启蒙的。也正因为此，黑格尔甚至认为近代欧洲的“启蒙运动，不但在形式方面和智者们采取完全相同的立场，就是从内容方面说，也是如此。”

智者运动的含义。

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的城邦中出现了一批以教授演讲、雄辩和政治知识的职业人群。他们被称作智者。由他们倡导而引起思想和社会认识的巨大变革称之为智者运动。这场运动马克思.韦伯称之为“哲学的突破”“它对构成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意义有了新的理解。○1”智者活跃于希腊的各个城邦，尤其以希腊雅典城邦最为著名。智者们在城邦中发表演讲，教授城邦中的青年各种知识，教会人们如何应对诉讼，如何辩驳，帮助人们打官司并收取一定的费用。智者关心的问题大多涉及当时的政治，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

智者运动——作为一股思潮，在思想史上被认为是自然哲学和柏拉图哲学之间的过渡阶段。与自然哲学相比，智者运动在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思想史的研究发现，从公元前6世纪起到公元前5世纪初，对“本原”问题的思考（不论以什么形式）一直在思想中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在此之后，对本原的思考被抛弃了，以智者运动为代表的新思潮取代了自然哲学的地位，哲学家们探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本原”而是人的行为与社会生活的秩序○2。那么为何在公元前5世纪会产生智者运动？本文试图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把智者运动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以此来分析智者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第二，结合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变化和人类认识规律来分析智者运动的内在原因。也就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对智者运动进行一个全面的探讨。

二，智者运动与雅典城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意识形态领域的任何一次变化都必须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相适应。也就是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有其经济变化的基础的。智者运动是产生在具有民主政治的雅典城邦之内的。毫无疑问，分析智者运动的产生原因，必须从雅典城邦入手。

智者运动和智者职业的出现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得益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制度（最主要的是体现在雅典城邦之中）。同时期的斯巴达无论在其强盛程度还是爱国精神都不逊于雅典，而正是因为雅典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同于斯巴达的专制，才使得雅典的智者活动最为活跃。

任何东西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考察希腊民主制度和智者运动的关系之前，有必要描述一下当时希腊城邦的历史社会背景，认识这些基本的问题更有利于我们探求事物的内在联系。

希腊是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公元前4-6世纪，希腊本岛开始摆脱原始氏族关系的束缚建立起了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希腊通过和邻邦的各个文明（波斯，巴比伦， 埃及）的交流和学习，把一些现进的东西引入了希腊。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接受了东方的商品经济和小亚细亚半岛的金属铸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属货币的广泛使用促使希腊城邦残余的原始氏族生产关系进一步瓦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制遭受破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产生了新的阶层，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3。希腊民族成了商品货币处于支配地位的“商业民族”○4。

与此同时希腊通各邦的交流之中也吸收了东方世界先进的制度和思想文化，接受了东方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奴隶制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在早期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繁荣。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催生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变革。新兴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为了保障和发展经济，必然要求参与国家政权。旧的部落氏族贵族的统治显然大大阻碍了新兴势力阶层的发展，他们倡导民主政治，积极地参与国家的各种事务。梭伦改革到雅典僭主政治到克利斯提尼政治.改革，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之后，希腊的雅典城邦成了一个典型的奴隶制民主制国家。一个比较理想的城邦制度形成了。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地位。针锋相对的论辩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一切涉及全体利益的问题，现在都要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5。这就涉及到了城邦的第二个特点，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这是一个涉及民主化与公开化的双重过程。希腊文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而思想在传播的过程中，在变为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被带到公共广场上去进行论辩，接受公众的评判○6。论辩从一开始就是思想与政治的必要手段。城邦制度的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公民的平等性，而不论其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这样，在城邦的范围内，人与人的关系（当然只是限于“公民”即城邦奴隶主）便表现为一种相互对等的形式，取代了服从和统治的等级关系。这样的人类社会图景在公元前6世纪的一个概念中得到严谨的表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一理想正是从城邦建立之初人们就一直在追求○7。希波战争后在希腊的一些城邦理奴隶制民主政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希腊半岛上的佛西斯，底比亚，亚各斯和伊利斯都推翻了贵族政治，确立了奴隶主政治。希腊打败了波斯，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发展显得更为显著。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的伯里克利连选连任首席将军的这十多年间，雅典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盛的局面。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了高度的发展。这时执政官及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官职都对每个等级的公民开放…….公民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每隔十天召开一次，凡是年龄达二十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可以在会上提出任何建议和批评公职人员，讨论一切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做出决议○8。 雅典更因为其制度完善和实力强大而成为各个城邦中最富于吸引力的一个。从此，雅典成为了希腊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中心

在民主政治之下，城邦自由公民成为对社会负责的公民，他们关心城邦的命运，努力促进城邦的经济发展并努力的维护城邦的秩序。他们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这种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才激发了城邦公民的积极性，他们对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兴趣。

与此同时，人们便需要应对城邦之中的选举，诉讼，竞选等活动。演说，辩论和治国之术成为最主要和最急需的东西。智者应运而生，他们拥有渊博的知识，伶俐的口才，尤其擅长雄辩。他们教会人们如何应用自己的知识为自己在城邦中更好的参与管理，应对日常的事务。现实的政治需求迫使人们需要知识，而那批具有渊博知识的“爱智之人”就成为人们的教师。伴随着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繁荣和雅典的兴盛，智者的作用也大放异彩。

与希腊民主政治并行的事希腊社会上兴起的学术自由，为了探求真理，必须破除禁锢和束缚。“民主制保护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力，对于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德批评言论都予以容忍。这就为希腊社会思想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宽松的政治环境。○9” 的人们用理性去观察这个社会，各种价值观和世界观都能得到包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智者才能够在城邦中兴起。智者学派提倡相对主义，奉行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智者运动的兴起可以看成是希腊社会从王权制度向城邦民主制度的转变的一个产物，它是希腊城邦发展历史的一个产物。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阶级阶层的出现。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都要相应的发生转变。民主政治的兴起催生了智者的出现。

三，智者运动在哲学发展上的实质

智者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学术运动或者机械的政治经济上的反应。智者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人类认知史上的意义。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这场运动是“哲学上的突破”他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的处境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10。智者运动的兴起开启了一个时代。

单纯的对希腊雅典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进行分析进行归纳是不够的。智者运动，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哲学上的突破”虽然不是纯粹的哲学上的转变，但是作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变，是由其哲学上的实质的。

恩格斯曾经写到：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通过对历史上的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研究，从中找出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性…..○11 所以，对于智者运动的产生，必须通过考察人类认识（认知）史上的发展，同时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方可作出科学的解释。人类从原初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必然伴随着对事物（包括自然物和自身）认识的飞跃。古希腊早期的哲学超出了原始直观的认识，反对过去流传的种种神话创世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水、气、火等；或者说构成世界的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比如“数”，“是者”等）。他们最早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生成从而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最一般的抽象概念。在对本原思考中早期的哲学家主要是围绕着一和多及变和不变着两条线索。但是在一与多，变与不变得关系的思想框架中思考本原问题，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已经穷尽了一切的可能性，它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终止了 。智者运动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契机。○12

哲学实质上是关于思维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中的哲学思维都是表明该历史时期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水平○13。智者以前的时代，希腊各邦刚建立起奴隶制国家。传统的氏族贵族统治占着统治地位。此时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由于摆脱了对神灵崇拜的束缚，希腊的先贤们-开始了对世界本原，自然存在的的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长足的自然探求结果给希腊留下了大量的知识源泉。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希腊的哲学家对自然的探索几乎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手工经济工商业的发达。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得日益的复杂。原先的简单的单一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社会。各种国家机器建立的完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利益的各异而变得繁杂。战争的过程使得希腊同自身以外的国家也都有了不少广泛的接触和深刻的了解。“哲学起源于惊异”---一刹那间，人们发现自己原先的知识已经不够用，许多新的东西需要认识。对于此时的“爱智者”来说，变幻莫测的天体自然已经不能像城邦社会本身那样让他们感到惊异。自然的探索已经积聚了足够的知识，他们的认识兴趣转向了人类自身和其所处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等成了智者及苏格拉底，柏拉图共同关注的主题。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客体—主体—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认识过程和逻辑规律。希腊的智者运动正是迈出了从客体到主体认识转变的重要的一步○14。但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问题上来时一个不可避免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过程就发生了。社会问题本身就异于自然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用解释自世界的方法来解释社会，他们没有将人类社会和自身所处的环境区分开来而是试图在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大环境中找到一个“本原”来解释囊括所的万事万物。解释出发点的单一性和解释对象的多样性复杂性，往往使得他们难以自圆其说。很显然，自然哲学的分析方法在复杂纷繁的城邦社会中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智者应运而生。

智者运动虽然不能称得上是一场纯粹的哲学运动，但是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实质。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标志着人类的认识开始打开了崭新的一页。人们开始了对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生活的秩序问题惊醒思考。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他经历了一个为智慧而智慧到从为人身而智慧的转变。在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意识里，人身边的所有事物--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然界以及宇宙--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15。这个整体就是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没能将社会与环境分别。在这个整体中，变化与运动无处不在。哲学家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发现有些运动是有规律的。因此，希腊人认为，在世界这个和谐的整体中必定有着什么支配着一切的运动与变化，这就是“自然”。自然理论对社会已经渐渐失去解释能力。它在本原与世界的紧张中陷入了困境，无法兼顾本原的绝对性与城邦社会的多样性。在建立民主制的过程中，由于城邦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氏族的组织形式，在不同的组织中存在着不同的组织规则，这更使得自然哲学无法自圆其说的一面凸显出来。可以说民主政治的兴起和智者运动是一个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逐渐认识，并以此将社会和自然分开的过程。即人们的认识从客体转向了主体。

实际上，无论自然哲学还是智者运动都是以城邦为母体的。二者的目的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为了解释城邦的秩序，也反映了希腊社会的发展变革。从自然哲学向智者运动的转变体现了希腊社会从王权制度向城邦制度的转变以及城邦自身的成长。

结语

从哲学的发展来看，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出现，标志着古希腊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从此哲学的主要对象从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现象转向社会起源和社会现象。开始着重探讨有关自由民生活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是哲学的防法也起了变化，以往是寻找共同的“始基”，然后以此为根据来解释宇宙和自然现象。现在是从人们的政治生活的经验和事例出发通过表象和例证进行理智的推论，“从特殊过渡到普遍”○16。

总的说来智者基本上还是一些奴隶主阶级的的思想家，由于政治斗争得需要，他们过渡的重视辩论艺术，结果对概念的研究超过了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因此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倾向就发展起来了。在肯定智者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所具有的批判传统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思想倾向对以往的哲学成果的破坏作用早期的哲学家已追求真理为己任。怀疑主义和县对主义却否认确定或为以的真理标准，智者片面的夸大了感觉的现对性和主观性，把知识归结为因人而异的感觉○17。后期的智者甚至成了诡辩的戴名词。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产生于城邦民主制种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极大地为公民所青睐。民主制激发的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智者提供了这一热情所需要的论辩技术。因此，希腊思想中从自然哲学到智者运动的转变，智者运动对前者的取代，是一个时代的，更是一个公众的选择。是公众的政治热情与政治需要，决定了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转变。

智者运动——作为一股思潮——在思想史上被认为是自然哲学和柏拉图哲学之间的过渡阶段。与自然哲学相比，智者运动在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自然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自然”为观察和思辩的对象。当然，他们思索的“自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自然事物和现象总和的自然界，而是特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性。[1]在希腊人的意识里，人身边的所有事物--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然界以及宇宙--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希腊人眼中的世界。在这个整体中，变化与运动无处不在。但是希腊人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发现有些运动是有规律的。因此，希腊人认为，在世界这个和谐的整体中必定有着什么支配着一切的运动与变化，这就是“自然”。亚里士多德将这个意义上的“自然”明确定义为“运动和变化的本原”，[2]即本质上属于这些事物的，使它们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行为的某种东西。[3]思想史的研究发现，从公元前6世纪起到公元前5世纪初，对“本原”问题的思考（不论以什么形式）一直在思想中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在此之后，对本原的思考被抛弃了，以智者运动为代表的新思潮取代了自然哲学的地位，思想家们探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本原”而是人的行为与社会生活的秩序。[4]这一转变发生的如此迅速与彻底，思想在前后呈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以至于当后人在面对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也是本文面对的问题。

在研读有关思想史的著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着比较统一的回答。他们一般认为，自然哲学与智者运动的不同在于人们关注问题的不同，转变是人们的思考从天上回到人间，从为智慧而智慧到为人生而智慧的过程。转变的原因则在于：随着希腊人的理性进一步发展，自由思考与个人主义的倾向逐渐在希腊普及起来，并最终导致对自然哲学家的近似于武断的结论的否弃。

但是，如果将从自然哲学到智者运动的转变与希腊社会从王权制度向城邦制度的转变以及城邦自身的成长过程这个希腊社会的巨变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这两者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它们分开进行研究。而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却似乎忽略了希腊社会这个因素，其结论也略显流于表面。对这一思想的转变的解释，应该廓清两个问题：（1）自然哲学与智者运动在思想上的不同是什么意义上的不同；（2）为什么在公元前5世纪智者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之所以对问题（2）采用这样的表述方式而不用“转变”这一词，是因为后者容易在解释过程中引起混淆，这一点下文将有详述。本文将把这一“思想上的转变”置于其所处的社会转变之中，以期给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运动背景

智者教育活动产生的背景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进入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逐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许多天才人物在此降生。雅典的强盛以及自由民主的空气，像磁石般吸引了许多杰出人物来此讲学、办学。智者运动就产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首先，希腊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认识到决定人类生活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神。“从这些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出宇宙不是服从于不可解释的上帝，预言是来自事物因果关系的分析结果。”[1]在荷马时代，希腊人认为，神和神的意志支配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活动，人在自身活动中只具有从属的地位。而在希罗多德《历史》所描述的希波战争中，决定战争结果的主要是人的因素。神不再是战争的主题，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希波战争以后，希腊人逐渐认识到，法律、社会的行为规范等并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由人自己通过思考、选择、讨论决定的东西，因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智者能够广泛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教育的重要条件。

其次，雅典的强盛促进了智者教育运动的产生。经过梭伦改革，雅典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梭伦的革命“基本是一次从自给性生产的农业改变成商品性生产的农业”[2]。公元前5世纪，雅典经济迅速发展，到前6世纪末，阿提卡的农民和贵族都卷入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漩涡，达到了古典城邦经济的最高峰。希波战争后，雅典利用自身的优势把盟国变成附庸，建立了霸权地位。这一地位对于吸收东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加强同周边的文化交流，促进本地区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他为本城邦及外邦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为适应这种要求，智者采取了相应的教育活动。

再次，雅典民主政治对智者教育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发展到顶峰。语言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3]语言是国家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工具。希腊人后来甚至把话语的威力塑造成一个神，即说服力之神“皮托”(Peitho)。[4]民主化要求政治活动的公开性，而“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和知识逐渐回到社会集团手中，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之下”[5]。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双重运动在思想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激励公民参与政权，但是无论是谁想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他都不仅要有广泛的知识，而且还要在思维和言语方面接受过相当的训练，而智者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