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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西夏文字
释义

“ABCD,甲乙丙丁”,这句在央视春节晚会中由宁夏送出的灯谜您或许并不陌生,而它的谜底“西夏文字”也随着开放的宁夏正逐渐从神秘的后台走向世人的面前。公元1038年,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党项民族英雄李元昊建立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在内的封建王国,自称“大白高国”,因其地处祖国西部,历史上称其为“西夏”,首都为兴庆府,即今天的银川市。李元昊建国后,实行了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在他的倡导下,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共六千多字。

字型

西夏文字的创制借鉴了汉字的形制,在构成上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其笔画多在十画左右,撇、捺等斜笔较多,结构均匀,格局周正,有比较完整的构成体系和规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文化

西夏文字创制后被作为“国字”推行,因此在西夏国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问的佛经等。西夏文字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使用在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过。西夏灭亡后,仍由其后人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成为我们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考证

右图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寿陵西夏文残碑,西夏王陵7号陵西碑亭遗址出土,均为阴刻西夏文,又楷、篆两种字体。碑文楷书,结构饱满、匀称,书写工整,每字边长约3厘米,字体鎏金,有的笔画内金箔犹存,碑额篆体,每字纵约7厘米,横约6厘米。此块残碑有五块残碑粘接而成,共11行44字,是拼合后可读文字最多的一块。

起源

党项在内徙以前仍处在原始游牧部落时期,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嫠牛、马、驴、羊以食”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内徙后,由于长期受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西夏社会形态的变更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文化发展的先驱。党项族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不断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生产力技术与先进文化,从而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特别是西夏建国前夕,由于政治与经济上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局面,文化也相应地需要从汉族文明的母体脱离出来。在生产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党项文化有了新的质变,而文字的创制则是这种质变的显著表现。在西夏建国前夕,元昊为了进一步突出民族文化的秀才特质,于是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西夏文。

创造

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建国前的公元1036年左右,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而成。文字的创制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给本民族的人民在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上带来莫大的便利,也使后人研究这种文化与党项民族语言成为可能。西夏文的创制参照了汉字创制的"六书"理论,采用合成法进行造字,即先创造了一些文字元素,即我们常说的字根或母字,然后再用合成法繁衍出更多的西夏字。

在西夏文中,除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直接采用文字元素创字外,绝大部分是合成造字。包括会意、音意、对称、互换、反切、长音等六种合成法。如:

会意合成法:西夏文“水”字中的一部分+“土”字合成(泥)

音意合成法:读音为“令”的西夏文的一部分+西夏文“绢”字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 ”

互换合成法:(指)——(趾)(逃)——(服)

对称合成法:(双)(唇)(中)(分)

反切合成法:读音为“妻”的西夏字的一部分+读音为“因”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合成汉族“秦”姓的西夏字。

长音合成法:读音为“阿”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含意为“长”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合成阿长音。

西夏文字创制后,元昊即下令推行国中,诏令国民悉用蕃书。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西夏文的地位,并于建国初期设立"蕃字院",选拔西夏贵族子弟加以教之,以期传播。因此西夏文字很快就在西夏国中通行。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一直到明代中期尚有少数党项后裔还在使用。此后便被历史所淹没,变成了一种死亡的文字。清嘉庆九年(1804年),《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被发现后,学者根据该碑上的汉字与西夏文对照及记年,才重新确认了这种文字即是衰亡已久的西夏文。

文献

西夏文字就目前发现的文献资料证实,大约有5900多个。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辞书《文海》与《音同》收字最全。这两部辞书是由西夏时期的党项族人编著的,为进一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它是用汉文与西夏文对音、对意的方式编成的,并收录了许多党项语词汇,因而成为后人解开西夏语言、文字的钥匙。近百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钻研,结合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字的结构与部分语音,使西夏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

意义

有学者认为,西夏语言的研究有相对独立性,在音韵、语法等方面都需要做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另有学者则强调西夏文的工具性,最终目的是通过解读西夏文献从而了解西夏社会、历史等。 史金波认为,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而且不是绝对矛盾的。他说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语言的研究和文献的解读可以结合起来。语言研究作为西夏研究的基础和门径,需要与其他研究如历史、社会、文化等研究结合起来。两者可以相互推动。”史金波还表示,应该有人比较全面地了解西夏学的各个学科,对语言文字、文物、考古等都有所涉猎。他期望国内学界出现这样的人才,“因为西夏是中国的,别的国家可以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国家需要有。”

曾有这样的言论,“西夏文已经灭绝,有待今人挽救。”从恢复使用的意义上说,挽救这种文字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从学术研究代不乏人、薪火相传的意义上,则“挽救”并非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西夏境内得到普遍使用的西夏文字反映了党项族怎样的文化特色?

史金波:语言是逐渐形成的,而文字不同。文字可以通过漫长的时间创造出来,也可以短时间内创制、推行使用。西夏文是根据汉文创造的,属借源文字,我相信历史记载,西夏文的创制者野利仁荣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思。西夏文属表意文字,创造者应该有很高的汉语、汉字方面的修为。

另外,西夏文在形态上与汉字不一样,表现了党项族标新立异的需求。

一种民族文字的出现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西夏在其文化发展中借助了当时的先进文化。他们与汉文化接触得比较多,我们推测,在西夏与中原王朝的往来中,党项、西夏上层的子女们可能要学习汉文,李继迁、李德明、元昊等人都可能懂汉语,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同时,党项族要表现其民族的自尊、自豪的意愿也很强烈,所以西夏字没有一个字和汉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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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2/28 23:5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