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

词：冯友兰 曲：张清常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1987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刊发了号称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张源潜的署名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以张清常的说法为主要依据，并辅以清华大学的档案材料，颇具规模地构建了联大校歌制作经过的历史现场，得出了罗庸才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的结论。1988年10月，由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南联大北京、昆明校友会，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对该文进行了全文转载。

此文出现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冯友兰及冯的女儿冯钟璞（宗璞）、女婿蔡仲德，都未对此作响应，从而给外界造成冯家老小已经默认的印象。一时间，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出版发行的报刊中，在提到联大校歌问题时，众口一词地说是罗庸。如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姜建、吴为公合编的《朱自清年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刘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等，皆把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帽子戴到了罗庸头上。同时，蔡仲德在其所编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对联大歌词的作者问题，也未作决断而予以回避了。

2001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中兴业 需人杰》一文。杨说：“‘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冯友兰教授写了一首校歌。他一生很得意此校歌歌词，晚年时候写《三松堂自序》时还将歌词录了进去。”又说：“校歌是一首词，词牌是《满江红》。冯先生显然觉得宋朝的南渡和当时的西迁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不但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牌，还做了许多对比。校歌第一阕开头几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我于一九三八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今天还记得当时唱此校歌时悲愤而又坚决的心情。”

2001年7月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桂苓在《中华读书报》撰文指出：“此为杨振宁教授记忆有误。——当时冯友兰先生也写了一阕较有影响的佳作，最终入选的却是中文系教授罗膺中（罗膺）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又说：“冯友兰教授在抗战胜利联大即将北归之时，受全校师生委托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碑文后缀以歌词，时人往往将此词与联大校歌混淆。”

面对如此局面，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翟志成放下正在撰写《冯友兰传》的工作，开始涉足联大校歌悬案。他经过反复推敲冯友兰与黄延复、张源潜的说词及其提供的证据，求证于清华、联大的档案材料，最终证实了冯友兰才是真正的联大校歌的作者。在长达四万余言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中，翟志成采取正向和逆向的双向思维考证法，对搜集到的证据进行考证与辩难。

1968年，冯友兰被“文革”造反派打翻在地，几乎每天撰写回忆自己的“反动历史”。其中有一份材料涉及到校歌问题。材料原文如下：

关于联大校歌的问题

1939年联大要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起草。我用《满江红》调写了首词。其中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稿子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的样子，但终于通过了。通过后，我找哲学系教授沈有鼎作谱。谱成以后，就正式公布，成为联大校歌。国文系有个教员张清常（现在内蒙古大学），作了一个西南联大进行曲乐谱，把校歌谱子也收进去。他把乐谱稿子交给我，我没往外拿，因为联大没有乐队。

我只记得校歌的一部分的词句。但就这一部分词句看起来，它表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愿望，我企图用校歌的形式，把这个愿望灌输给青年学生，使它们成为反动派的接班人。“中兴业，须人杰。”这个“中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兴”，这个“人杰”就是为这个“中兴”服务的“人才”。这六个字明确地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给西南联大的任务。“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就是预先就有的“下山摘桃”思想。碑文吹捧这个校歌，并将其改写为碑的铭文，现在看起来，校歌和碑文，标志着西南联大的始终。校歌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为联大所作的工作总结。

而张清常宣称他是从朱自清来信中，获知罗庸为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却始终拿不出朱自清的信件原件证明，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另外，在对朱自清日记的解读应用上，黄、张二人进行了歪曲、割裂和删改。

翟志成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尽管此言颇有点自负色彩，但也不能不佩服作者深厚的考证功夫和文章中施放出的足以摧毁反对者的巨大威力。

翟氏的文章于2001年12月在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后，又陆续在香港等地发表，并被多家报刊转载。此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可驳之。

1980年，冯钟璞重返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看到其父撰文的联大纪念碑，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小诗：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1981年10月20日，86岁高龄的冯友兰过杭州谒鄂王坟，想起岳飞那首传唱千古的《满江红》，不禁悲从中来，遂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荷去犹闻荷叶香，

湖山终古获鄂王。

“冲冠”“怒发”传歌久，

何事闲人说短长。

在经历了世间的风风雨雨之后，冯友兰不仅不能阻止“闲人”前来说长道短，最后连“证明自己”所写的一首歌词都变得如此艰难，甚至到了有口难辩的凄凉境地。这固然有“闲人”做祟，障蔽了历史的真相，但正如台湾学者翟志成所言：冯友兰在八十年代初期，可谓集天下之攻谤污辱于一身，真正是积毁销骨。如果宣称自己为联大歌词作者的人是梁漱溟，自然会片言折狱一锤定音。若是换成大陆学界普遍尊崇的陈寅恪、汤用彤，或者是金岳霖，他们的遭遇也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是毋庸置疑的。——围绕歌词事件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人心所向。西南联大校歌悬案，显然与人的行为、人格、道德文章等等有重大关系，这一事件不仅对冯友兰而言是个教训，对日后的所有学人同样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

以上是岳南先生的论证，但其结论并不是来自对史料的准确把握，而是来自对冯友兰记忆力的充分相信以及对翟志成考证结论的盲目认同。关于对西南联大歌词作者的讨论读者可参考清华大学校友网的文章《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及相关问题。冯友兰参加了西南联大校歌的修改和定稿，但原创作者应该是罗庸。罗庸除了创作西南联大校歌歌词外，在当时还为其他学校写过校歌，比如玉溪中学校歌中有一句“先优后乐希前哲，温故知新惜寸阴”，西南联大校歌中有，“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两歌中都有“希前哲”三字，这应是罗庸先生在创作两首校歌时思维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