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是西方七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的机制。它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产生，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它对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客观上有助于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和全球治理机制。

简介

背景

起源

发展(从朗布依埃到东京 从威尼斯到多伦多 从巴黎到里昂)

议题

对华政策

作用

制度化

历届回顾

简介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G-7 Summit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七国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召开的首脑会议。简称G7。1975年11月由法国倡议，在巴黎召开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首脑会议。首次会议有六国首脑参加，1976年起加拿大首脑参加后变为七国经济最高级会议。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各国召开。会议起初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旨，自80年代以来，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该会议作为西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旨在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从整体上协调共同的和各自的政策，缓解内部矛盾，以维护成员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防政治中的地位。会议已形成一种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21世纪，俄罗斯正式加入该组织，改称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简称G8。

1994年7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那不勒斯召开，图为会前七国首脑与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合影。

背景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能为力，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困难重重；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限量提价政策，并对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禁运，给西方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矛盾彰显；在金融动荡、石油危机以及农业萧条的冲击下，1973-1974年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急增，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覆辙，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急于寻找平息危机的出路。

起源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与当时西方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定期会晤机制，还受到了当时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

首先，二战后西方阵营内部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界限日益模糊，“政策外溢效应”显现，传统的主权观念受到挑战，各国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需要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

其次，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以及西方阵营内部美日欧“三架马车”态势的出现，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国际治理体系。

再次，随着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各国领导人不得不改变将经济问题视为“低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开始关注国际经济事务，同时也只有最高领导人出面，才能将政治与经济、对内与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解决多重危机并发带来的困难。

总之，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产生并机制化，是当时西方世界复杂动荡的局势与国际体系结构性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发展

撒切尔夫人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经济议题首脑会议、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和多元议题首脑会议三个阶段。

从朗布依埃到东京

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金融动荡、石油危机和农业萧条等多症并发，使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陷入了“滞胀”危机状态，因此如何克服“滞胀”危机，实现经济增长，成了这一时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每次会议都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评估，以便为七国的经济决策指明方向。针对会议前七国经济出现复苏的势头，朗布依埃会议提出各国政策的重点应是防止通货膨胀，这对七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具有积极意义。从1976年开始，由于世界经济进入“停止”状态，七国经过协调，决定携手并进，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努力，在1977年的伦敦会议和1978年的波恩会议上，先后提出了“火车头”计划和“护卫舰”计划。

在货币金融领域，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肯定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五国财长集团等多边机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值关税与贸易总协议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期间，谈判的进程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1973年和1979年两次发生石油危机，朗布依埃会议和1979年的东京会议就此发表了声明，协调了七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

从威尼斯到多伦多

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逐渐主导着七国的经济政策，使得七国首脑会议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降低了“调门”；同时，由于东西方关系的再度紧张，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下，首脑会议的议题开始扩展到政治领域。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 这一时期，由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成了七国的官方经济学，七国的经济政策呈现明显的趋同性，因此在每次首脑会议的公开声明中，都倡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对各国的国内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特别是1980年威尼斯会议提出的编制经济业绩指示器，这对各国把握国际经济的走向具有重要作用。

从巴黎到里昂

多元议题首脑会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政治局势出现剧烈动荡，推动苏联（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轨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同期，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这不仅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等传统经济议题仍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凸显了环境污染、毒品走私、核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议程中的地位，首脑会议的议题呈现多元化。政治经济议题首脑会议发展成了多元议题首脑会议。

在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上，七国比20世纪80年代前进了一步。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推动这些国家向资本主义转轨，成了西方七国的共同目标。为此，七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俄罗斯）东欧加速“民主化”和“保护人权”，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了七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作。苏联解体后，七国从经济上拉拢俄罗斯，继续对其进行经济援助，推动俄罗斯的转轨进程；同时让俄罗斯总统沿袭苏联总统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惯例。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推行大国外交，积极谋求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这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经历了“7+1”模式（1992到1993年）、“七个半会议”形式（1994年到1996年），直到1997年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了西方八国首脑会议。

议题

七国领导人抵加出席八国首脑会议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最初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随着国际形势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首脑会议除讨论经济问题外，世界重大的政治问题也列入了议程。近几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除讨论有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成为会议的议题。

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上，尽管七国认识到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必然会殃及自身，但是在具体的解决办法上，七国仍分歧重重。

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从1992年的慕尼黑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每次会议都对七国的经济形势进行评估，并倡导各国采取相应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德国的高利率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在其它国家的压力面前，同时也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德国作出了让步，几次降低利率。在贸易领域，美欧之间分歧尖锐，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讨价还价，乌拉圭回合谈判推迟三年才结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宁，七国为了防止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合作，并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问题显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环境、毒品、核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全球问题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及其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因此七国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较易达成一致。如1989年的巴黎会议和1990年的休斯敦会议就解决环境问题的原则达成了一致，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1991年伦敦会议关于环境问题的声明，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成功召开具有重要意义。从1989年的伦敦会议到1991年的伦敦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提出新的解决毒品问题的方法，虽然毒品威胁并没消失，但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于动员国际力量向毒品开战具有积极意义。西方七国防止核扩散，主要是为了维护其核垄断的地位，但是客观上有利于人类和平与稳定。国际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七国采取的反恐措施虽然无法从源头上根除恐怖主义，但毕竟是进行了国际合作反恐的尝试。

对华政策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对华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从敌视到合作的转变。1989年的巴黎会议粗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在制裁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缓和了对华立场，对中国进行“接触”，希望“以触促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七国不得不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开始在相关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甚至出现了吸纳中国加入的呼声。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指出，“将迅速崛起的中国排斥在外，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就缺乏合法性和有效性”。

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宴请出席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其他七国领导人，为在俄罗斯领土上首次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拉开了序幕

从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到1996年的里昂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举行了22届，1997年俄罗斯正式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展成了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它的形成首先是着眼于大国关系的协调，但同时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当前治理机制的中枢所在的区位。它对全球的影响从经济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直至全球问题，成了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并行的治理机制。

由于西方七国无论是在经济力量、政治影响力上，还是在社会先进程度方面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因此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无论是就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协调，还是就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协调，都对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要进行辨证的分析：一方面，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个西方主要大国和富国的俱乐部，其各种活动和采取的相关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利益服务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性加深，各种问题的全球性凸显，全世界日渐成了“地球村”，七国在世界体系中主导性的影响力，决定着它们相互之间矛盾和与其它国家间矛盾的协调，客观上有利于整个世界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西方七国及现存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客观上需要加强与七国及现存世界体现的联系，因此面对七国伸出的“橄榄枝”，中国采取有选择地介入是明智之举。

制度化

赫尔辛基

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

西方几个最强大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坐在一起，一本正经地讨论经济问题，是否是小题大做？基辛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当前这种危机已经严重到不能交给财政专家们去解决的程度了”，因为这种危机“最深刻的后果不是经济性的，而是人们对他们的社会逐渐失去了信心……这种世界性危机”的解决，已经不是经济专家们的能力所及，而各国首脑们却责无旁贷。

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也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历届回顾

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1月15—17日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古堡举行，参加国为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建立“新秩序”，协调宏观经济，共同对付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会议基本同意刺激经济增长措施，接受浮动汇率，提出“最紧急的任务是保证经济恢复和解决失业”。

第二次会议于1976年6月27—28日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举行，加拿大总理也参加进来。自此，每年一次的首脑会议随即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本次会议呼吁重视平衡增长，强调存在着发生新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未提出具体措施。

第三次会议于1977年5月7—8日在伦敦举行。欧洲共同体主席首次参加会议。会议提出减少通货膨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意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政策。

第四次会议于1978年在波恩举行，会议就经济增长等问题达成战略协议，决心减少石油进口，强调发展核能和煤炭工业，承诺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经济。

第五次会议于1979年6月28—29日在东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能源问题。

第六次会议于1980年6月22—23日在威尼斯举行。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会议公开地表示关注国际政治形势，讨论了阿富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苏联对西方的威胁问题。会议确认降低通货膨胀率是首要任务，要求减少石油消耗量；会议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

第七次会议于1981年7月20—21日在渥太华举行。会议争论最激烈的是美国的高利率和国际贸易。西欧与会国既对美国的高利率表示不满，又在贸易问题上指责日本。在对苏贸易问题上欧、美分歧尖锐。会议宣言称，与会各国将在这方面进行磋商，改进同苏联进行战略物资和技术贸易的现行制度，以保证在东西方关系方面的经济政策继续符合西方的政治和安全目标。

第八次会议于1982年6月2—6日在凡尔塞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的共同对策，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对策。会议就如何对苏实行制裁方面达成了协议。会议在讨论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武装冲突时，支持英国在马岛冲突中的立场。

第九次会议于1983年5月28—30日在美国的威廉斯堡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东西方关系和经济货币问题。会议发表了关于裁军谈判的声明，这是七国经济首脑会议首次就安全问题发表的文件。

第十次会议于1984年6月7—9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经济问题、东西方关系和裁军问题。在讨论西方经济复苏问题时，西欧国家谴责美国的高利率、高赤字政策，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损人利己的政策。会议发表了《伦敦七国首脑经济宣言》，但对上述问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十一次会议于1985年5月2—4日在波恩举行。主要议题是国际政治和经贸问题，并发表了《政治宣言》和最后公报。宣言中第一次提到朝鲜问题，“希望创造政治环境，消除朝鲜半岛的分裂”。在讨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时，西方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会议文件对该计划只字未提。

第十二次会议于1986年5月4—6日在东京举行，会议广泛讨论了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发表了宣言和声明。《经济宣言》呼吁解决失业问题、贸易不平衡和保护主义问题。要求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

第十三次会议于1987年6月8—10日在威尼斯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西方经济形势，并发表了《威尼斯经济宣言》。宣言强调为保持经济增长，需要与会国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和外贸逆差、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等。

第十四次会议于1988年6月19—21日在多伦多举行。会议发表了《七国政治声明》和《经济宣言》。宣言认为，严重的贸易失衡、外汇汇率急剧波动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给西方经济蒙上了阴影；呼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稳定美元汇率，呼吁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

第十五次会议于1989年7月14—16日在巴黎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再次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预算赤字和协调政策的必要性。并第一次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重要议题。

第十六次会议于1990年7月9—11日在休斯顿举行。重点讨论了多边贸易谈判，对苏援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会议发表了《经济宣言》，阐述了与会国对西方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经济、环境、社会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

第十七次会议于1991年7月15—17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就当前一些最紧迫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以及关于军备控制的宣言。由于本次会议邀请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所以西方舆论界又称它是“7+1”会议。本次会议突出讨论了对苏援助问题。尽管七国首脑原则上都同意对苏提供经济援助，然而会议并没有决定采取实际行动。

1992年7月6—8日第十八次会议于慕尼黑举行。按照惯例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由于会议涉及的问题七国首脑各有自己的打算，因此未取得惊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