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位于山东省嘉祥县，其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古代画像石，是我国东汉晚期一座著名的家族祠堂，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一处画像遗存。

武梁祠

自然征兆批评时政

美术史里是第一次个人表现

孝子

总结

武梁祠

武梁祠“个人”进入美术史

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梁祠是我国东汉晚期一座著名的家族祠堂，其内部装饰了大量完整精美的古代画像石，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一处画像遗存。它从宋代起就受到赵明诚、欧阳修等金石学家的重视，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些图像表现了怎样的内容？以怎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设计者是谁？他的想法是什么？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巫鸿教授就此在京举办了专题讲座。

自然征兆批评时政

武梁祠对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有关键作用。早期美术作品大都是为了墓葬、祭祀、祖庙而制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谓的礼仪美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顾恺之、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于是美术作品开始和艺术家个人联系起来。尽管武梁祠是一个墓地里的祠堂，但是它体现了设计者的一些个人观念，体现了从礼仪美术到艺术家的美术中间的发展过程。

从流传的武梁碑文来看，武梁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隐士，从腐败的政坛上逃离出来保持自己的清白。官府曾经请他做官，被他拒绝了。武梁祠上有一个画面表现了这一事件，这个画面的位置非常重要，在祠堂西壁的左下角，按照古代自右向左的阅读方式，它相当于武梁祠墙壁上的最后一个画面。有意思的是，司马迁修《史记》的时候也把自己放在最后一章，这表明史家本人决定着记录历史的视角。武梁延续了《史记》的传统，武梁祠的图像记述了历史，体现的却是武梁对历史的观察和选择。

武梁祠屋顶上是征兆图像。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各种自然征兆表达了上天的意志。比如皇帝做了好事，上天就会通过祥瑞以示表扬。然而当时的政治在武梁这样的儒士看来却是最糟糕的，皇帝没有道德，整个朝政被太监控制。《后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委任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在这样现实情况中，祥瑞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祠堂屋顶上的祥瑞图像一方面成为武梁政治理想的表达，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当时政治的批评。由此我们就能够体察到汉代退隐的儒生是如何通过征兆和图谶来表达思想。

美术史里是第一次个人表现

三面墙壁上的图像是对历史的宏大表现。从创世神话中的伏羲和女娲开始，在他们中间出现一个小孩，象征最早的人类。伏羲和跟随其后的祝融、神农，也就是“三皇”，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一个自然和谐的乌托邦时代。接着是五帝时代，这五个形象戴着王冠，穿着宽敞的衣裳，表示人类进入到一个文明阶段。随后进入到朝代史。

“本纪”之后的图像包括几个系列：列女、孝子、忠臣和刺客，它们等于四个“列传”，主要根据西汉刘向编写的《列女传》和《列士传》描绘。刘向的书里包含的人物非常多，比如《列女传》包括一百多位女性，可是武梁祠只表现了八位列女，而且其中七个都出自《列女传》的“贞顺”和“节义”两卷，这样的选择表现出武梁个人的一些目的。因为这两卷记录的女性，一类是寡妇，一类是兄长死了以后的姊妹。武梁通过这些故事灌输了一种观念：自己死了以后，夫人和姊妹要尽心抚养自己的儿子，保证武氏的兴旺。武梁祠是一个家庭祠堂，每年家里人都要到这里祭拜，祭拜就要看画，就得接受这种教育。

孝子

第二个系列是关于孝子。汉代人讲孝，一般指父子关系，可是武梁祠里表现的主要是母子关系，而且图像中好几个都是寡母。设计者甚至为此改变原来的故事情节，比如《孝子传》中记录了一个叫丁兰的孝子，刻了亡母的雕像，继续向雕像行孝。可是在武梁祠上，“刻木为母”变成了“刻木为父”。孝子系列可以看作是父亲去世后对儿子的一种期望。

正壁下方中央有一个两层的楼阁，一个体积很大的人物坐在里面接见其他人，有的学者认为表现的是死者，而我认为表现的是理想的君主。围绕着这个中心楼阁都是政治人物，包括大臣、刺客以及王后，组合在一起具有一种政治性质，他们都忠于各自的君主。

总结

总之，武梁祠的安排让我们发现了一个人，他是一个儒士，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对家人和后代也提出了期望。这样的个人表现，在美术史里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