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武汉空战 |
| 释义 | 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第二天，国民政府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的任何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中国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尽管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性能和数量远远不敌日本，但年轻的中国空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技术高超、敢打敢拼，连续主动出击，配合地面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这就是著名的武汉空战。 历史背景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在“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仍有许多重要机关，所以武汉仍是日军的轰炸重点。 当时驻防武汉、孝感地区得空军有第3、4、5航空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同时援助国民政府性能较好的伊－15（包括伊－15－3、伊－15比斯）和伊－16战斗机并派出志愿航空队。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空军损失惨重，几无战斗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也牺牲在日机的轰炸下。 简介1938年中国空军抗击日军飞机空袭武汉的作战。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溯长江西犯。翌年春，日军航空兵开始重点对武汉地区空军基地进行连续大规模空袭，企图摧毁其空中抵抗力量。中国空军在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合下，英勇抗击，1938年2～5月与日机多次空战，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 1938年2月18日12时许，日军轰炸机12架在驱逐机26架掩护下进袭武汉。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4驱逐机大队所属3个中队，在大队长李桂丹率领下先后起飞伊—15、伊—16型驱逐机29架迎击。12时45分，第21中队伊—16型驱逐机10架从汉口机场起飞，上升至2000米高度，在机场西北与日军12架轰炸机、10余架驱逐机遭遇，经几番空战，日机向东逃逸。中国空军飞行员奋勇追击，击落日机3架，击伤2架。同时，第22、第23中队亦与日机展开激战，中华民国空军击落日军飞机10架，击伤2架。大队长李桂丹等5人阵亡，损失飞机5架，伤5架。 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轰炸机、驱逐机共39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对此预有防备，集中飞机67架，以伊—15型驱逐机编队钳制日驱逐机，伊—16型驱逐机集中打击日轰炸机，经激烈奋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1架，被日机击落12架，牺牲飞行员5人，其中陈怀民击落1架日机后，在被敌包围，飞机多处受伤情况下，仍向敌机猛冲过去，与敌同归于尽。 日军遭此惨败后，又于1938年5月31日出动轰炸机18架、驱逐机36架再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英勇抗击，再次粉碎了日军空袭企图。中国空军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连战皆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2.18空战1938年2月18日上午，日本出动12架重型轰炸机和26架三菱96－1战斗机在安徽、江西两省交会处会合直扑武汉，第四大队奉命迎敌。代理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战斗机升空不久后便与敌机相遇，李命令第四大队分头迎战，由第22、第23中队担任主攻，第21中队负责掩护。 空战中第21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刘宗武四机协同作战首开记录，击落日战斗机一架。柳哲生在协同战友击落一架敌机后又单独作战击落一架敌机。该机队其他战鹰又击落三架敌机。与此同时第22中队的11架战机与日11架战机相遇，且被敌死死咬住。但他们并未惊慌，而是利用飞机的良好机动性与敌周旋。一两个回合后，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局面，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敌机，其他战友也相继击落敌机共四架。第23中队的8架战机飞抵汉口上空时见第22中队正处于劣势，中队长即命第23中队全体增援，一番混战后击落2架敌机。 这场以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只进行了12分钟，国民政府空军击落12架日机（10架战斗机、2架轰炸机），这也是我空战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但我空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共5人，壮烈牺牲。 四·二九空战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侵华日军出动36架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企图偷袭武汉三镇向天皇献礼。我空军出动第四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共计60余架战机迎敌，并制定了以伊－16对付日轰炸机，以伊－15拦截、引诱日战斗机脱离机群分而歼之。但在武汉上空第四大队只有9架战斗机，敌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面对劣势9架战机冲入敌机群展开混战。其中陈天民死死咬住一架敌机，不论敌如何摆脱都无法成功，并迅速将其击落。日带队机长气急败坏命令日机集中向陈开火，年轻的陈天民虽英勇奋战，却无法抵挡日机的轮番进攻，飞机多处被击中无法再战，但他没有跳伞求生，而是以邓世昌的方式与一架敌机同归于尽。在其后近三十分钟的战斗中共击落日机21架，令日军颜面尽失。 五·三一空战为报复“四·二九”的惨败，日军又于5月31日出动36架战斗机、16架轰炸机进袭武汉。我空军掌握情况后，即升空隐蔽伺机作战。当日机进入武汉地区时，我方采用合围攻击的方法，对敌进行猛烈攻击，日机只得且战且退落荒而逃，30分钟的战斗日军又损失了14架飞机。 空战中的防空图防空图武汉空战中的战斗机这张标注有“极机密”字样、名为《武汉防空总配备及判断敌机攻击来路图》的军用地图，现庋藏于湖北省档案馆特藏库内。 经过严密的保安及防护措施，亲眼见到这张70多年前的极为珍贵的机密军用地图。湖北省档案馆吕焰华先生介绍，该地图原糸(民国)湖北省政府机密档案。 该地图幅面与一张对开报纸版面相当，比例尺为1/80万。图中不仅用红色箭头和线条标注出了敌机极有可能从空中进犯武汉的线路，还用不同颜色的圆圈勾勒出武汉上空一道又一道严密的空中防御网。 特藏库工作人员赵岩先生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据他介绍，从图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早在武汉空战发生前，我们的军事部署就已将可能发生的武汉空战纳入抗战计划，制定了严密的空防地图，并预计日军飞机进犯武汉的线路将分为“两主”和“三次”：两条主要进攻线路，一是从北面由河南信阳，经湖北孝感空袭武汉，一是从东面，由江西九江，经湖北蕲春、鄂城进逼三镇；而三条次要空中进犯线路则用较浅红线标识，分别是从湖南、陕西及安徽方向进军武汉。 八道空中防御线“无论是2·18空战，还是4·29空战，及至后来的5·31空战，中国空军均取得了骄人的战果，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和抗击空中强盗的信心，这些战绩的取得均与我国空军的精心备战密切相关！”赵岩说，这张1937年制定的武汉空防军事地图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说，图中以汉口为中心的八道空中防线对保卫大武汉的安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据介绍，武汉上空的最外围一道防空线为“监视地带线”，至汉口半径约190多公里； 第二道防线为“空袭警报线，据汉口半径约150公里，进入此线，说明日军进犯武汉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我方发出空战警报； 第三道防线为“空军作战外弧线”，据汉口半径约80公里，这也是保卫武汉的首道空中狙击战线； 第四道防线是“紧急警报线”，据汉口半径约70公里，此时城内将拉响空袭警报，三镇市民迅速疏散； 第五道防线“灯火管制线”，据汉口半径约50公里； 第六道防线“空军作战内弧线”，据汉口半径约30公里，基本已进入今天的三镇上空。在此防线内，我军飞机可以实现“最小载油量和最多装弹量”，为战斗力最强，我方作战条件优越，因此也是有效打击敌机的区域； 第七道防线“高射炮射击地带”，据汉口半径约12公里； 最后一道防线“高射机关枪射击地带”，据汉口半径约4公里内，敌机若进入此区域，也就进入了我军布防的高射机关枪射程内。 专家认为，此军事地图的制定对1938年的武汉大空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数次空战的敌机进犯路线，基本与此空防图预计的一致。尤其是在“4·29”空战中，中国空军首先就是在“作战外弧线”设伏，等待敌机进入布好的口袋，迫使敌战斗机与轰炸机分离。继而又在“作战内弧线”，集中优势兵力与日机肉搏，经30分钟激战，一举击落日机20余架，取得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最辉煌的胜利。 空战中的烈士们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第二天，国民政府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的任何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中国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尽管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性能和数量远远不敌日本，但年轻的中国空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技术高超、敢打敢拼，连续主动出击，配合地面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的重要机构迁往武汉，武汉成了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日本军方亦将战矛直指武汉。 1938年元旦才过，日本飞机就连续不断空袭武汉三镇。中国空军为了夺回制空权保卫大后方，与日本空军展开了殊死激战。 芮冠雄芮冠雄，1916年5月出生，武进嘉泽人，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投笔从戎，成为中央航校第七期学员，抗战爆发后，曾多次驾机对敌作战。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诞辰日，日本人称之为“天长节”。中国抗日军民则蔑其为“鬼王节”。 1938年4月29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45架九六式舰载机，气势汹汹地向武汉扑来，企图炸毁我汉阳兵工厂和空军基地。 洞若观火的中国空军早已作好歼敌部署，从汉口王家墩机场派出19架战斗机，加上从南昌飞来的苏联航空志愿队的45架战斗机，总共64架升空拦截来犯之敌。芮寇雄在大队长毛瀛初率领下，与战友们一道，驾驶着刚从苏联购回的“E-152”战斗机投入战斗。双方战机在空中上下翻腾，你冲我撞十分激烈。被我空军击中的日机，拖着缕缕浓烟坠毁于田野山谷。就此一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20多架。芮冠雄后来进驻四川，1940年5月18日，在成都上空试飞由苏联援助的DV高空轰炸机的时候，因超高飞行缺氧而殉职。这天距他24岁的生日只有4天。 陈怀民在著名的 “4·29”空战中，还有一位年仅22岁的空军英雄陈怀民。陈怀民就读于常州无线电学校，1933年进入中央航校学习飞行，1937年9月19日在保卫南京的空战中，击落1架敌机，并负了伤，伤愈后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4·29”空战中，他驾驶着才从兰州接收来的E-152战斗机，直插敌机群中，开战5分钟就击落敌机1架。在遭到敌人5架96式舰载战斗机围攻时，陈怀民的座机中弹起火，他沉着地紧握操纵杆，扭转机身猛烈撞向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高桥宪一的96式舰载机，高桥宪一当即机毁人亡。撞机后的陈怀民翻身出舱，因为降落伞被烈火燃烧，陈怀民从3000米高空坠落直插江心。被英雄壮举所感动的百姓坚持在江中反复打捞，直到6月初，英雄的遗体才从淤泥中浮现。人们在烈士的飞行服里找到一块怀表和留给母亲家用的一枚大洋。 当年在武汉举行二万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于佑任题写的挽联是：“英风得天地，壮气作山河。”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也敬献了花圈，挽词写着：“捐躯报国”。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挽词是：“精忠神勇”。 武汉如今还有一条陈怀民路，以纪念这位以身殉国的空军英雄。 狄曾益1938年8月3日，早上9点左右，日本出动18架96式陆攻机，70多架战斗机空袭汉口。驻汉口的中国空军和苏联航空志愿队的4个大队派出52架战斗机进行拦截（20架E-152、13架E-16-10、11架斗士、7架霍克Ⅲ、1架E-15）。 1917年5月出生于溧阳的狄曾益，毕业于中央航校第六期，在这次“8·3”空战中，在第26中队的狄曾益随队长王汉勋起飞迎战。这次入侵敌机数量之多，来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中国空军方出战的第三大队队长吴汝鎏、第32中队队长朱家勋、第28中队队长陈瑞钿、副队长雷炎均、第26中队队长王汉勋和所有参战的队友们都是有着丰富空中作战经验的飞行员。 4000米高空氧气已经十分稀薄，为了弥补高度劣势，防止敌机俯冲攻击，中国空军不顾胸闷头昏继续向7000米高度爬升。敌机仗着数量上的优势，以多架飞机围攻我一架，但中国空军复仇心切，战友间配合密切，与敌人在高空展开厮杀拼搏。第28中队队长陈瑞钿击落一架敌机后，在自己飞机机翼张线被打断多根的情况下，飞机的右翼猛撞一架敌机的尾部，致使这架敌机在汉口近郊坠落。第26中队队长王汉勋在击落一架敌机后，返航时发现座机竟然中弹99发（后来王汉勋在1944年8月牺牲于芷江，其未婚妻郑萍如就是电影《色戒》中女主人公原型）。 驾驶着E-16的狄曾益在击落一架敌机后，不幸被敌机击落牺牲。在检查飞机残骸时发现狄曾益飞机的座舱周围有60处弹痕，可见狄曾益牺牲得十分悲壮。 在南京王家湾举行的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奠基仪式上，在刻着狄曾益名字的纪念碑前，遇到了狄曾益烈士的后代。在讲述七十年前的“8·3”空战时，狄曾益烈士的后代拭着眼泪说：“我们不会忘记他的。” 其他人们永远不会也不能忘记，在八年抗战中，在保卫淞沪地区、保卫南京、保卫武汉、保卫重庆、保卫芷江B-29重型轰炸基地等等一系列空战中，乃至在死亡航线-驼峰航线上牺牲的空军英烈们。他们中间有着常武地区抗日空军骄健的身影，他们是：高谟、恽逸安、沙兴达、沙荻洲（兄弟俩）、石干贞、芮冠雄、狄志扬、狄曾益、陈怀民、陈德奎、吴之骅、许葆光（1944年8月7日吴之骅和许葆光同在保卫芷江空战中牺牲）。 评价空军是现代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战斗力量，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宗旨。在八年抗战中，伟大的中国空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宝贵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战歌。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第二天，国民政府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的任何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中国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尽管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性能和数量远远不敌日本，但年轻的中国空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技术高超、敢打敢拼，连续主动出击，配合地面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著名的武汉空战，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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