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中出现一个特殊群体：“无地农民工”。也就是指，哪些没有土地区经营的农民工。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基层官员建议，应对“无地农民工”现象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对策。

提出

现状

分类

特点(“移民化”倾向明显 对城市公共服务渴求迫切 对农民身份普遍不认同 不“恋土” 务工动因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 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

与失地农民区别

解决办法

提出

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无地农民工”的概念。“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现状

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她家因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她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

目前，“无地农民工”数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阜阳市政府劳动部门已经关注到无地农民工现象。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汝天彬粗略估计，阜阳市228万外出农民工中有“无地农民工”60万人，估计今后每年有10万没有土地的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

以安徽界首市魏窑行政村魏窑自然村为例，该自然村目前共有2200多人，上世纪90年初，魏窑自然村对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分配；当时有50、60名计划外出生人口没有依法缴纳计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即计生罚款)，没有分到土地；1990年8月以后出生的人口，也不能分到土地。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干部魏天和粗略估算，截止到2008年底，魏窑自然村无地农民累计人数在400人以上。

基层乡村干部分析认为，土地资源不均衡分配目前还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当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毕业就会选择外出打工，不选择留在家中种地。没有土地的年轻农民的父母都是有土地的，从农村习俗来看，这些土地不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们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保障。所以土地资源不均衡目前尚不足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但以后如果土地分配不均趋势加剧，则无论是回到农村的“无地农民”，还是留在城市的“无地农民工”，都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分类

“无地农民工”群体分化为三类：第一类能在城市定居并成为市民，有着医疗、养老等保险。在当前户籍、社保、教育等现有制度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能在城市拥有稳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并定居城市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第一类；第二类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随着青春消逝，其就业选择范围越来越窄，甚至面临失业，但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愿回农村，仍选择留在城市，成为城市中的赤贫者；第三类将返回农村，耕种父母或亲属的土地，或者租种他人土地，以此为生。后两类人将可能是“无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去向。在社会经济平稳的条件下，当他们丧失劳动力时，不管他们滞留城市还是返回农村，他们的未来生活保障和养老问题都会面临难题；如果遭遇社会经济环境突变，这些无地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同时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来保障基本生活，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特点

无地农民工，是新生代农民工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也有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他们不再是迁徙的“候鸟”，他们携妻拖子，使尽浑身解数，渴望能在城市寻一片遮风避雨屋檐。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个典型群体。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与父辈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举家”外出务工，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对土地依赖性降低，“移民化”倾向日渐明显。

“移民化”倾向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季节性、流动性较强的务工形式相比有所改变，表明农民工流动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以在原籍务农为主、农闲时节外出务工的季节性流动，转变为以外出务工为主、以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全年性、多年性流动，乃至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形式，原来的以个体劳动力为单位的劳动力流动形式转变为夫妻两人同时外出甚至携带子女前往劳动力输入地的形式。他们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在现居住地稳定居住的持续时间逐年增加，返回户籍地老家的次数减少，融入现居住地的趋势比较明显。这一系列现象表明越来越多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举家外出务工，“移民”化倾向渐趋明显。

对城市公共服务渴求迫切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以个体为单位的劳动力转移，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以户为单位的转移形式。这种“举家迁移”的方式，决定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等方面的愿望极为迫切。他们希望能得到更多尊重、公平对待、平等权益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更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渴求。子女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制度阻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流。这种返流是城市化水平的倒退，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对农民身份普遍不认同

虽然在老家也不愁吃穿，但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仍选择来城市务工。谈及外出务工的目的，他们说，“想趁现在年轻，出来跑跑，挣钱并不是惟一的目的，主要是可以见些世面，长长见识。”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输入地纯粹的雇佣劳动力，产业工人特点鲜明，心理定位更趋向于产业工人。

引引

不“恋土”

在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代农民工当中的很多人虽说从事着工业生产，却把自己定义为农民，对城市的感觉是边缘的、疏远的，对产业工人阶层的归属感相对较低。目前，这种对产业工人的心理归属感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正在发生变化。

同样是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妻子儿女和父母都在农村，对土地充满感情，心理更倾斜于农村，他们经常会在农忙期间回家务农，即使回家的车旅费成本比庄稼收成还贵，但他们还是会选择回家帮助收割庄稼，就像中国人对传统春节的感情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则不谙农事，他们的心理更倾向于城市生活。他们从小学读到初中或高中，一旦毕业，就外出务工，几乎没有做过农活。尤其是那些跟着父母外出在城市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求学生活，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恋土”意识较为淡薄，不适应农村生活，也不愿意回到农村。

务工动因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

与老一代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见世面、开眼界，已经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因。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调查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其外出动因已经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他们受到老一代农民工的示范作用影响，看到外出务工明显改善了生活水平，普遍认为留在农村是没出息、没前途的表现。

外出动因的改变，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把挣钱作为唯一目的。调查数据显示，54.2%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因为要外出开阔眼界、提高自身素质，9.7%的人是因为家乡生活单调、打工所在地生活较为丰富，还有4.2%的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把自己的农村户籍改成城市户籍，仅有31.9%的人外出目的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

在农村地区，年轻人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在农村地区，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年轻人留在村里种地，不外出打工，会被乡邻们认为没有本事，不能挣钱。“连女孩都能外出打工挣钱，小伙子在家里闲着，讨个媳妇都难。”

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只有8.7%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工人群体，7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把自我身份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较少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这一身份名词持认同态度。该调查发放问卷2500份，调查对象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采掘业等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特征，他们希望能够融入城市，但又认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普遍存在城市归属感弱的边缘化意识。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增强有助于加速农民变市民的进程，这对未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利好消息。安徽省总工会研究室主任赵子席说，中国社会未来现代化取决于城市化，城市化取决于农民转变为市民或工人，即农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水平。政府应当积极发挥引导作用，让农民工有序、平稳地成为新市民，不仅要避免市民化速度过低阻滞城市化进程，也要避免市民化速度过快导致城市无法容纳吸收。

与失地农民区别

“无地农民”和失地农民不同。失地农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其丧失土地过程是显性的，失地农民不仅有一大笔土地补偿款，还会被政府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系，在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顾。但“无地农民”一直处于隐性状态，游离于政府的目光之外，还无法享受到政府的额外关照和重视。

农村耕地资源日渐紧张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日益逼近的难题，“无地农民工”是由此产生的一个典型群体。汝天彬认为，由“无地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可以看出，农村中土地资源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农村，有的家庭女儿多，女儿出嫁后，剩下两个老人种着10多亩地；有的家庭儿子多，常常10多个人口，土地还不到5亩。对于一些人均耕地连0.2亩都达不到的家庭，土地已经逐渐丧失了基本社会保障的功能。务农收入不再是他们日常收入的主要来源。“无地农民工”的出现凸显出土地资源不均衡趋势现象。

解决办法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从未雨绸缪的角度来看“无地农民工”问题，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对这一群体进行完整系统的统计调查，对这一群体在地区分布、大致人数等方面有宏观的数据掌握，以便对其有宏观的把握，了解这一人群的动态，从而能有的放矢，进行合理的统筹和管理，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根本工作。

第二是对于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进行适当的调节和改革。在不违反大前提、不引发新矛盾的前提下，允许部分这类矛盾相对尖锐的地区进行试点改革，探索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方法。

第三是继续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水平，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在这方面，破除农民工进城务工、定居的户籍、教育、社保等政策壁垒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和调整。在城市化过程中，继续加大中小城镇的发展非常重要，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大量移民迁入中小城市将带来各种资源，并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业和服务多元化、收入和消费升级加快、就业机会更多，单一功能城市逐渐变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逐渐成长为大都市。江苏等长三角等地的“新市民”运动可以说是农民市民化的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