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盖

乌拉盖属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管辖

乌拉盖系蒙古语，是古部落名称。乌拉盖地区历史悠久，据境内发掘的贺斯格乌拉细石器文化遗址和乌兰察布嘎查挖掘发现的生活用陶器表明，远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为东胡、澹褴地。秦汉时期为乌桓、鲜卑地。东晋十六国时期为乌洛候、契丹二部落据地，唐代东突厥活动于此。金代为弘吉刺部据地，元代为岭北行省济南王部管辖地。明代为乌珠穆沁部落占据。1637——1948年属乌珠穆沁左翼旗。

1949年划归东部联合旗。1956年划归东乌珠穆沁旗。1957年锡林郭勒食品公司在胡硕庙储备繁殖牧场。1969年3月组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1975年撤销兵团建制，恢复农牧场体制，内蒙古农牧场管理局在乌拉盖设立农牧场管理分局。1982年国营农牧场体制改革，乌拉盖分局下放锡林郭勒盟管理，改称锡林郭勒盟乌拉盖农牧场管理局，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乌拉盖农牧场管理局变为政企合一的锡林郭勒牧工商联合公司乌拉盖公司，1985年整顿行政性公司，政企分开，恢复乌拉盖农牧场管理局，1993年2月，报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内党厅（1993）16号），锡盟委、行署决定（锡党发（1993）5号），在原农牧场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开发区，享受旗县级行政管理权。2000年12月14日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字（2000）283号文件升格为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盖绿色产业开发区。

从乌拉盖开发区的历史渊源到曲折的发展过程，兵团时期（1963---1975）是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1969年3月25日经国务院落、中央军委批准，来自四个军区和军区直属队后勤部等八个单位，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接收了内蒙古五七干校第五分校。同时，接收了哈拉盖图牧场、乌拉盖牧场、贺斯格乌拉合营牧场，分别成立51团、52团、53团。并开始接收天津、北京、唐山、山海关、秦皇岛、保定、呼和浩特、集宁、白城、乌兰浩特、阿尔山等城市知识青年，截止1971年共接收8209人。1970年组建57团（五七镇）、54团（满都宝力格公私合营牧场）、55团(东乌珠穆沁旗宝格达山林场）。到1975年，六师辖51团、52团、53团、54团、55团、57团六个团和乌拉盖、呼热图二个公社。全境总面积15271平方公里，有边境线175公里。总人口达到20182人,牲畜头数达到233391头只。这是乌拉盖经济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国家投入基本建设资金的高峰期。期间，投资1000万元筹建霍林河煤矿和发电厂；投资25万元筹建了乳品厂；同时，邀请河北省唐山市116勘探队及内蒙古勘探队，在霍林河煤田沙尔呼热露天区南部施工30个钻孔，控制面积10平方公里，探明褐煤储量7.49亿吨。在兴安盟大石寨设立物资转运站及石油储备站，在东风镇（现巴音胡硕镇）设立东风批发部，51团、52团、53团基层商店改称军人服务社；还自办电话、发电机组、建东风汽车、兵团六师医院、东风学校等等基础设施。为开发区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直到1975年12月，兵团体制撤销。乌拉盖和呼热图两公社、霍林河煤电厂、宝格达山林场先后划出。1984年，满都宝力格划归东乌珠穆沁旗。

根据历史记载，蒙古人大约于公元7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此很早以前，蒙古人的先民就活跃于蒙古草原。《敕勒歌》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它质朴地描写了他们对大自然的认识，是游牧民族文化写照的一个侧影。从地理环境来看，南抵中国长城，东达大兴安岭，北与西伯利亚草原连成一片，向西与广大中亚草原相通。在这地域极其辽阔的草原上，从匈奴、鲜卑、突厥到契丹、女真诸族，其社会发展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的还建立了显赫一时的帝国。虽然作为统治者的民族成分不同，文化也各异，但这些文化彼此是有一定继承性的。蒙古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上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元文化。同时，也可以说游牧文化发展到蒙古民族也臻于成熟和完善。

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农业文明比游牧文明要先进，而且，游牧民族是落后的。从来很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其实游牧民族开放式的“流动性”，比古代农业民族保守的“安土重迁”，有其进步性。游牧文化根植于广阔无边的大草原之中，人们的视野极其开阔，加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春夏秋冬辗转于不同的牧场和营地，因而多以流动、变化的角度去观察自然界，所以人们的思考方式，也就越具有辩证的思维方式。游牧民族长期同大自然搏斗，生活于艰苦的环境之中，因此具有充分的冒险精神和勇敢进取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由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对生活用品的需求，迫切需要与农业民族进行交易，有时甚至以战争的方式进行掠夺。所以说游牧民族文化还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蒙古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草原特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游牧文化。

公元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后，在蒙古人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两件大事：其一是西征中亚、东欧；其二是南下入侵中国。这两件事对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意义。西征和南下，使蒙古人开阔了眼界，广泛接触和吸收了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与突厥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接触。如西征中，蒙古军队就俘获了大批中亚工匠，并将他们带回蒙古，随着这些人的到来，一些中亚伊斯兰文明也相继传入蒙古地区，使蒙古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又如元朝的建立，使蒙古人与当时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其版图有所谓“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蒙古元朝，实为游牧民族文化与农业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结果。一时间出现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萨满教五教并存的局面，颇有相互影响、兼收各家所长之处，沟通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蒙古民族游牧生产方式与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使蒙古民族传统的文化产生了飞跃，显示出新的更强的活力。

蒙古文化思想史表明，一个封闭的民族是难有出路的。每一种文明都包含它独有的智慧和知识，多种文明对一个民族的启迪作用，不是相加，而是相乘。异质文化冲撞的结果，是成倍的增长。成吉思汗的伟大的一面，是他对异族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包容并蓄。正因为如此，

蒙古民族传统文化才在中世纪世界文化史上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占有一定的地位。

因此，在对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反思中，我们主张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强调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