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我的最后一口气 |
| 释义 | 图书信息作 者： [西]布努艾尔 著，刘森尧 译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3-7-1 字 数： 172000 版 次： 1 页 数： 218 印刷时间： 2003-10-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63340101 包 装： 平装 编辑推荐“电影馆”出版的本意而言，是为了拓出一个关于电影、电影史、电影作者、电影理论的对话场域，我想，这也是我对“中转”这一系列的期待。多元化的时代与独白的文化结构，间或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悖谬之一。凭借电影，我们重返20世纪，尝试理解和探寻新世纪别样的世界与多元的表达，多种可能的生活与多个维度的生命。 内容简介本书是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艾尔的自传，书中讲述了作者平淡而传奇的一生。作为与20世纪同行的电影导演，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曾被流放到墨西哥。但所有这些磨难都不能消减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他独特的个性；平易近人、幽默诙谐，但有时对人对事却有着强烈的偏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代电影大师活生生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的造作和伪饰，只是一份真实。 作者简介路易斯·布努艾尔（1900-1982），西班牙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家庭，一生导演了三十多部电影。其中《被遗忘的人》获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奖，《纳萨林》获戛纳影展国际奖，《比里迪亚娜》被评为戛纳影展最佳影片，《毁灭天使》获戛纳影展国际影评人奖及电影电视作家协会奖，《沙漠中的西蒙》获威尼斯影展审查员特别奖，《青楼怨妇》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目录丛书总序 1.记忆 2.童年琐忆 3. 卡兰达的鼓声 4.萨拉戈萨故居 5.康吉妲的回忆 6.世俗的乐趣 7.马德里（1917-1925） 8.巴黎（1925-1929） 9.梦幻与空想 10.超现实主义（1929-1933） 11.美国 12.西班牙和法国（1931-1936） 13.爱与爱情事件 14.西班牙内战（1936-1939） 15.永远的无神论者 16.回到美国 17. 好莱坞续篇 18.墨西哥（1946-1961） 19.正反两面 20.西班牙—墨西哥—法国（1960-1977） 21. 天鹅挽歌 译后记 布努艾尔电影作品年表 书摘插图到酒馆喝酒，如果纯为刺激思考和想像，那么我建议你不妨试试英国的琴酒，特别是混为马丁尼酒之后，那就更棒了。我的日常生活是离不开马丁尼的，如果要我谈马丁尼，那恐怕又要长篇大论，大费唇舌了。跟其他的鸡尾酒一样，马丁尼主要由琴酒、苦艾酒以及柠檬水混合而成，这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的一种鸡尾酒。会喝马丁尼的人，他的马丁尼一定要很辣口，加在杯子里头的冰块一定要既冰又硬，不能马上溶化，因为渗了水的马丁尼是最难喝的了。喜欢用马丁尼招待客人的朋友，我在此不妨教你一招做马丁尼鸡尾酒的妙方，这是我自己长期实践下来的结果，保证绝对有效。如果你在某一天要招待客人，那么在客人来之前，先把杯子、琴酒、调酒器等放到冰箱里头冰冻，至于冰块，要让它冷冻到摄氏零下20度以下。客人来了之后，将冰块拿出来，洒一些苦艾酒和柠檬水，然后将冰块摇晃一阵，最后再倒入琴酒，这时就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了，这种方式调出来的马丁尼，那才真正的味道十足!不知何故，我总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喝琴酒，对于思考和想像运作的刺激，最具效果。 我们这些人支持某种革命的观念，当然，我们绝不是恐怖分子，但我们挺身和我们所鄙夷藐视的社会作战，我们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枪械大炮，而是愤慨。愤慨是革命的有力武器，这种武器能够揭发社会上诸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殖民帝国主义，以及宗教迫害等种种罪恶。总之，它能让一个腐化败坏的社会瓦解。超现实主义的真正目标并不在于鼓动一种新的文学的或艺术的，甚至哲学的运动，而是在于推翻社会的旧有秩序，并使生活脱胎换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有些成员转入了共产党，他们认为只有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才有资格叫做“革命”。 也许我今天对萨德的兴趣多少已经淡化了，毕竟人对事物的热情都是短暂的，然而他对文化革命的真知灼见，我还是十分佩服的。他的许多见解对我影响很大，像我以前拍的《黄金时代》一片即是深受他影响的一大证据。莫利斯·海涅曾对这部影片大肆挞伐，并声称我这部片子从头到尾都在实践萨德的论点。这不知是贬抑还是抬举，但我知道我不是有意在自抬身价，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我的巨大影响是无所不在的。 我很喜欢瓦格纳的音乐，从《一条安达鲁狗》到《欲望的隐晦目的》，我曾经在好几部片子当中使用过他的音乐。我下半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我的耳聋，这个毛病已经绵延有20年之久了。回想以前，音乐对我的影响多么重大!我时常在想，要是我现在能够恢复听觉的话，那将会是我在这风烛残年之际最大的安慰，因为音乐是最温和的鸦片剂，它会让我慢慢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 我的妹妹康吉妲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为一份叫做《正片》(Positif)的法国电影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头描写到我们的童年，她写道： 我们家里有七个小孩，路易斯(布努艾尔)是老大，接下来是三个妹妹，我是这三个妹妹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笨的一个。路易斯会生在卡兰达纯属偶然，他后来在萨拉戈萨长大。他常常说我老是喜欢谈我们出生以前的事情，我现在就从我5岁的时候谈起——老是躲在客厅门后抓大腿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那时候路易斯已经在耶稣会学校上学，他每天早上老是为戴校帽的问题和母亲争吵。路易斯是家里的老大，母亲最疼他，但她坚持他出门上学一定要戴校帽，而刚好路易斯是最讨厌戴帽子的了(他十三四岁的时候，每次上学母亲仍会派一个女仆跟着他，看他是不是把帽子拿下来塞到夹克口袋里——路易斯经常如此，喜欢把帽子塞人夹克口袋里)。 路易斯很会念书，他在学校的功课都很棒，每次考试都稳拿高分。有时候为了怕学期末了又囊括所有奖状和奖品，引起难堪尴尬，他甚至会在期未考的时候在某些科目上故意考差一点。每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他都会讲一些白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给大家听，我们总是屏息倾听。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吃饭时，他说他白天在学校吃中饭时，在汤里看到一件耶稣会教士的内衣。我父亲一向尊敬学校的老师，当然不会相信此事，路易斯坚持有这么回事，最后父亲命令他离开饭桌。路易斯慢慢站起来，理直气壮走到门口，突然转身大叫：“看呀!那里有一件内衣，不知是谁的?” 路易斯大约在 13岁的时候开始学小提琴，在那之前，他早就很想学了，而他在这方面确实也有几分天才。我记得他那时总是等我们上床了，才提着小提琴到我们的卧房来演奏。他那时候号称最为醉心于瓦格纳的音乐，其实天晓得，他和我们一样，对瓦格纳知道得相当有限。我甚至还怀疑，他那时候拉出来的音乐，是不是真正的音乐。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他那时演奏的小提琴确实曾激发过我的许多美好想像。他小提琴拉到一个程度之后，曾经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室内四重奏乐团，每逢宗教节日，就四处演奏献宝。 那时候我父母常去巴黎，有一次他们从巴黎回来，给路易斯买了一个戏台玩具。这个戏台有两个景，一个是王宫，另一个是森林，王宫里有木偶做的国王、王后、弄臣，以及武土，透过铁丝，可以很轻易加以移动操作。后来他用纸板做了一只狮子和一个埃菲尔铁塔，跟那些人物角色摆在一起。 他每次都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排演他的戏剧，开演的晚亡，他只允许少数的小孩来看他表演，而且规定年纪必须超过12岁。我们三个姊妹遂被排拒在外，最后由父亲出面，警告他如果不给妹妹看，就要强制取消表演，路易斯最后只有妥协一途。 我对运动的热爱，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那时我每天早上都习惯赤脚穿短裤在学校运动场作跑步运动，后来我还组织了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田径队伍。我同时也爱好打拳；有一度还成为业余的拳击手(在两次比赛里，一次是对手始终不肯现身，我赢了；另一次是打到第五回合时失分太多，我输了。我只记得在那五回合的比赛里，我始终处于挨打的状态)。 总之，我爱好各种运动，我那时练就一身结实的肌肉，我一辈子身体坚实硬朗，都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我甚至有一个铁胃，我的腹肌坚韧无比，我那时常常躺在地上让同学们在我肚子上踏来踏去。把胃训练得坚强无比。我有另一个特长，那就是腕力，进入中年之后，我还常常在酒馆或餐厅里和人比腕力。 我终究还是必须面临我的人生问题，我那时实在拿不定主意将来要做什么。影响我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那时候正在西班牙如火如荼进行的文学运动。除此，那时候的西班牙大致上还算平静。1921年，摩洛哥发生暴动事件，西班牙派去镇压的军队被打败了，就在这一年我被征召入伍当兵去了。 西班牙的传统法律允许有钱人的孩子可以免役，用花钱的方式去抵消服役年限。但是1921年因为摩洛哥战事的关系，这条法规只得暂停使用。因此，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发觉我已经是炮兵团里头的一名炮兵手了。不久，我们接到命令要开拔前往摩洛哥参战，就在部队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考虑要当逃兵，事实上我有两个朋友还真这么干了。第二天命令临时取消，我就这样留在马德里当了一年两个月的兵。在马德里当兵很轻松舒服，除了轮到要留守营房以外，每天晚上可以外出游玩，甚至不必回营房睡觉，我常常借这机会去看一些朋友。但是轮到守卫的晚上就很苦，我们必须全副武装睡觉，相伴为伍的是跳蚤和蟑螂。隔壁的班长却可以围着火炉，喝酒打牌，简直舒适极了。我那时候真羡慕他们，心里常想着，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我能当班长。 当兵的岁月虽然单调无聊，却像以前耶稣教会学校的那段日子一样，充满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也让我学到了许多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退伍之后，有一次在音乐会里遇到了以前当兵时的一位班长，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以前是个好军人!” 西班牙多年来一直被长枪会的创始人李维拉统治着，我们称他为“慈悲的独裁者”。当时劳工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已经蠢蠢欲动，开始组织西班牙的共产党。有一天，我从萨拉戈萨搭乘火车回马德里，一下火车即听说内阁总理达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无政府主义者狙杀于街道上，我坐马车经过那里时还可以看到散落四处的弹孔。隔了不久，萨拉戈萨的总主教也被暗杀了，凶手据说也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位总主教恶名昭彰，人人恨之人骨。那天晚上，我们即在宿舍里喝酒庆祝他的安息。 坦白说，在那之前，我们的政治意识始终处于一种沉睡状态，现在终于整个被唤醒了，那是1927年到1928年之间的事情，也就是共和政体真正建立之前。那时候我们对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还不太注意，他们不断透过刊物跟大家介绍列宁和托洛斯基，但大家的兴趣并不大。我参加过几次政治聚会，都在市政大楼旁边的布拉特利亚咖啡馆内举行，这类讨论政治的政治聚会在那时候的马德里是很少看到的。 但一般的聚会在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里却是很平常的，主要都在咖啡馆内举行。参加这类聚会的人不一定只限定知识分子，不同职业阶层的人在固定的咖啡馆形成不同的聚会圈子，聚会讨论的内容则因人而异。时间上大多是下午3点到5点，或是晚上9点钟以后。聚会人数从8人到15人不等，清一色全是男人(1930年代初期也有女人加入，却遭到恶意的批评指责)。在布拉特利亚咖啡馆内的政治聚会上，常会遇到一些名人，像山姆·布兰卡特，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自阿拉冈省，他为许多报刊写稿，写的文章很偏激，颇有几分名气。那时候西班牙境内如果发生无政府主义者干的任何暗杀事件，第一个被抓的人一定是他。另外一个叫山多拉利亚，他那时候主编一份无政府主义者支持赞助的杂志。其他的名人还有尤金尼欧·多斯以及那位诡异著名的诗人皮多洛·加菲雅。这位诗人怪僻很多，他可以为一个形容词的字眼而苦思焦虑两个礼拜。我每次遇到他，我都会问： “怎么?你的形容词想出来了没有?” “还在想……”他一副没睡饱的样子，然后溜开。 他的诗写得很好，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首诗叫做《朝圣者》，后来收入他一本叫做(南风吹来时》的诗集，我现在还可以背得出那首诗的内容： 地平线自他眼中升起 他带着指间细沙的声音 以及一束破碎的梦 扛在他颤抖的肩膀上 两只猎狗蹦跳着 当他走过山和海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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