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波兰的早年

旅居英国和报业生涯

传记作家和学者

简介

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stcher，1906年4月3日－1967年8月19日）是一位出生在波兰，后在二战爆发时迁居英国的犹太马克思主义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最为人知的身份便是列昂·托洛茨基和约瑟夫·斯大林的传记作者和苏联时事评论家。他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纪《先知三部曲》在英国的新左翼中有着巨大影响，迄今仍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权威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在波兰的早年

多伊彻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小镇赫扎努夫（今属波兰小波兰省）的一个虔诚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师从一位哈西德派的拉比，在学习摩西五经和塔木德时表现突出，被称为神童。但到了该受戒礼（bar mitzvah）的时候他已然失去了信仰。因为他在赎罪日吃掉了一位圣人（tzadik）墓上的洁食，借以考验上帝。当他发现自己平安无恙时，便成了一位无神论者。

多伊彻最早是以诗人的身份为人所知的，他16岁便开始在波兰的报刊上发表诗歌。他用意第绪语和波兰语创作的诗篇涉及到犹太和波兰的神秘主义、历史和神话，并试图把波兰文化和意第绪文化之间搭建交流的桥梁。他还将希伯来语、拉丁语、德语还有意第绪语的诗歌翻译为波兰语。

在这之后，他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克拉科夫的亚捷隆大学学习文学、历史还有哲学。18岁时，他前往华沙进一步求学，学了哲学和经济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1927年左右，他加入了不合法的波兰共产党，成为了党地下出版社的编辑。1931年，他访问了苏联，看到了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莫斯科大学和明斯克大学均请他任教，教授社会主义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拒绝了这些邀请，回到波兰，继续地下出版工作。归国后，多伊彻和他人一道创立了波兰共产党内首个反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并且对党执行的“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并非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一断言进行了控诉。这与当时第三国际所奉行的，视社会民主主义为共产党的最大敌人这一政策相冲突。于1933年，多伊彻发表了一篇名为“飘荡在欧洲上空的野蛮主义幽灵”（The Danger of Barbarism over Europe）的文章。在文中，他呼吁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合阵线（united socialist-Communist front）以抵抗纳粹主义。之后，多伊彻被以“夸大纳粹主义的危险... 在共产主义者中传播恐慌”的名义开除出波兰共产党。

旅居英国和报业生涯

1939年4月，多伊彻离开了波兰，前往伦敦。他的身份是一名波兰犹太人报纸的通信记者，当时他已经为那家报社作了14年审校员。这次离开波兰救了他一命，并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之后，他再也没有返回过波兰，也再没有见过任何家人。在伦敦，他继续为那家报纸撰稿。不久之后，他参加了托派组织革命工人联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

德军于1939年九月占领波兰后，他和报社的联系被切断了。他开始自学英语，以便为英文杂志投稿。很快，多伊彻成了著名周刊《经济学家》的定期通信记者。1940年他加入了流亡苏格兰的波兰军队，却被当做危险分子关了起来，直到1942年才被释放。获得自由后，他进入《经济学家》的编辑团队，成了该刊物在军事动态和苏联事务方面的专家和驻欧洲的首席通信记者。此外， 他也不时以游隼（Peregrine）的笔名给观察家报撰稿。

多伊彻于1946年放弃记者生涯，专心著书。多伊彻的名字随后出现在了奥威尔名单上。这是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3月给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下辖的信息研究部准备的名单，该部门主要负责对抗苏共对西方国家劳工运动的宣传影响。奥威尔的这一名单列举了当时有亲共倾向的报人和作家，认为他们不适合为信息研究部撰稿。多伊彻的名字上还有批注：仅为同情者（Sympathiser only）。

传记作家和学者

多伊彻于194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斯大林政治评传》。多伊彻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在该书中，多伊彻认为斯大林肩负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命。尽管从多伊彻的观点来踩，这种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的极大扭曲。

《斯大林政治评传》这部著作使多伊彻成为了苏联事务和十月革命方面当之无愧的权威。紧接着，他便开始撰写托洛茨基的传记。多伊彻的本意是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但他逐渐发现，托氏晚年的种种遭遇实际上源于早年的经历，于是他把写作计划扩展为托洛茨基的一生。1954年第一部《全副武装的先知》出版，其中叙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和革命活动，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并分析了托氏“不断革命论”的思想起源。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东欧事件吸引了作者的注意力，使他暂停了写作。他发现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评价彻底改变，但对托洛茨基的指责依旧，这使得多伊彻更加感受到自己给托洛茨基作传的重要性。1959年，第二部《解除武装的先知》出版，叙述托洛茨基在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和其他领导人争论，各次党内斗争的情况，以及他在阿拉木图的流放生活。作者说这两卷的书名是受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一句“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凡是手无寸铁的先知都遭到毁灭”。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流亡的先知》于1963年出版，描述了托洛茨基晚年的流放生活，世界革命理论的形成和最终的被刺杀结局。在撰写这三部著作的过程中，多伊彻对保存于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的档案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特别是第三部《流亡的先知》，其中提到的很多资料当时都是完全不被人知的，多亏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亚·谢多娃给了他见到那些秘密档案的机会。三部曲完成后受到了各方的好评，格雷厄姆·格林在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说：“多伊彻的三卷本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定会被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著作之中。”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2006年这样谈到三部曲：“（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养成了贯穿余生的对政治传记的热爱。”多伊彻本想把这个系列续写下去，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传，并且希望写《斯大林的晚年岁月》作为《斯大林政治评传》的补充。然而两卷本的《列宁的一生》因为他的猝然离世而戛然而止，其中也有政治原因：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没有那所大学愿意资助这方面的研究。

六十年代，随着越战而来的西方左翼思潮的高涨，多伊彻在英国和美国的校园内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他所信奉的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得更像一种马克思人道主义，尽管他从未抛弃托洛茨基。1965年，他参加了伯克利加州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关于越南的座谈会，在那，成千上万的学生坐在台下聆听他对冷战的抨击。1966-67年他成为剑桥大学的乔治·特莱沃林讲座教师，，同时得以受邀在纽约州立大学作了六周的演讲。 1967年的春天他更是得以访问纽约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哈佛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他的演说。 当年他在罗马猝然离世，他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以《未完成的革命》为题，整理成集出版。为了纪念他，人们设立了年度奖项多伊彻纪念奖（Deutscher Memorial Prize）授予那些那些“最具信服力和最具革新的的马克思主义论述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