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种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王朔的诞生并非偶然。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

王朔的第一篇有影响的作品是发表于１９８４年的《空中小姐》。这是一篇非常纯情的爱情故事，现在重新阅读，仍感余香满口。然而这种过分的纯净似乎使它显得与王朔的真正风格不相谐调。只有到了１９８５年，先是《浮出海面》，继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得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编辑部的故事》等小说与影视剧的批量问世，才使王朔真正成为王朔自己。

那么，１９８５年意味着什么？１９８５年意味着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始发生明显的变革与转折，这种变革与转折的标志是多方面的，评论界已有诸多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便是文学理想主义的充盈到失落的变化。因此，以１９８５年为界可把新时期文学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进而以此为依据，我们还可把迄今为止的新时期作家约略分为三个代别：早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诸作家为第一代，寻根作家为第二代，寻根后新潮作家为第三代。三代作家各以自身的文学行为清晰可鉴地昭示出文学理想主义由充盈到失落的历史轨迹。

寻根文学从１９８４年打出旗号，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达到高潮并很快衰微下来。它横跨１９８５年而承上启下属于从充盈到失落的过渡阶段，因而便具有了过渡阶段的诸多特征，例如尴尬。这一代作家基本上都是知青，他们世界观形成阶段正处于文革时期，大起大落的现实处境造就了他们矛盾的痛苦心态：虽然“文革”铭刻在心头的痛苦记忆使他们对旧有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又不可能以一种新的姿态彻底摧毁之，残存的理想主义信念支持着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永恒的超越性价值，他们面对着民族现代化的艰难困窘的局面，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企图在民族文化层面中挖掘民族生存，民族心理的恒定结构，他们的视点是古典的人道主义。

毫无疑问，王朔应该属于这个时代，他不仅诞生于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中，而且也诞生于产生这一文学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众所周知，１９８５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由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新旧交替中体制的不完善，使诸如官倒、腐败等阴暗面日益暴露，旧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日益显出虚伪和过时。同时，西方第一世界的各种价值观念也蜂拥而入，成为左右人们生活趣味的重要参照系。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一种讲求实用，追逐实利的风气迅速在国民中滋生，价值失落了，理想主义成为滑稽可笑的代名词。所有这些都成为以王朔为代表的新文学诸人诞生的原发性情境。

王朔似乎是一匹不祥的黑马，当他以卓尔不群的彻底反叛姿态踏足文坛，就给正统的文学圈内一种非我族类的异样感，于是拒斥、争议，一会儿推给通俗，一会儿又判给新潮，他在通俗与新潮之间，难于确切地加以界说。当１９８８年电影界被称为“王朔年” 之后，评论界仍显得相当冷淡，甚至轻蔑地称其为“痞子写，痞子演，痞子看”的“痞子文学”。王朔塑造了这样一批人物，要么是孤儿或者半孤儿，要么是有家也不归，他们是真正的“无父的一代”。他们浪迹社会，放浪形骸，纵情酒色，违法乱纪，蔑视伦理纲常，成为地地道道的“小痞子”、新型的流浪汉。当然，他们并非是走南闯北地去流浪，而是一种精神性的流浪意识。现实社会的丑恶、价值观念的动摇，理想的幻灭，使得他们以彻底的决绝态度同过去告别，但同时又找不到新的理想，不能确立新的价值。

对于王朔而言，他的喜剧形式的最基本手段是调侃。调侃不仅成为叙述话语的叙述方式，而且成为作品人物的一种人生态度，说话腔调。调侃人人，也调侃自身，仿佛成为王朔的一种策略，一种向现存秩序挑战的策略。在他的人物看来，世界上本没有正经与不正经之分，只有不正经与假正经之别，他们毫不隐讳自己的不正经，并且通过这种不正经与假正经的对比，戳穿假正经的画皮，使其显出虚伪、丑恶的原形。这样，王朔的人物便要付出代价：不惜以自身的毁灭，同一切假正经假道学同归于尽。

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大众文化不是赵理式的，赵树理的文化指向是民间的或农民的。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指的就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报刊、广告等手段形成的一种通俗时髦的流行性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具有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特点。当然，王朔是一匹黑马，“一不留神”暴出当年那个时代的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