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觉非(1923-2010)，河南省安阳市林县人。南京大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欧洲近代史、英国近代史。代表性著作有《欧洲史论》、《近代英国史》（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5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欧洲五百年史》（主编）、《克伦威尔传》（[英]查尔斯·弗思 著，与左宜合译）、《欧洲历史大辞典》（主编）。

一

王觉非教授1923年出生于河南省林县太行山下的一个小山村。因父亲在郑州一家报社工作，7岁时便与母亲一道来到郑州，进入了郑州县立第一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河南沦陷，先生又随母亲和妹妹流亡的湘、桂、皖等地，后在安徽屯溪进入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毅然穿越日军封锁线，到大后方求学。他一路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历经3个多月的艰辛，终于抵达战时的陪都重庆。1944年9月，先生考进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业精进。抗战胜利后，先生随中央大学迁都南京。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先生思想日益进步，先后参加了中央大学的历次学生运动，其中包括著名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O运动，并加入了“历史学社”、“立社”等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后又成为中央大学为数不多的中共地下党员之一。解放前夕，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年轻教师共同组织了“中共七学院助教联合会”，先生被选为该会的理事，并担任了该会发行的刊物“助联”半月刊的主编。

解放后，中央大学改成南京大学，先生在历史系继续任教，担任过一段时期系行政和教务方面的领导工作。1957年整风反右时期，他应学生的邀请，作了一场主要内容为“政治民主是学术繁荣前提条件”的报告，结果被指责为思想右倾，长期受到批判，及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生与其他许多知名学者一样，多次被遣送到农村和工厂接受“再教育”和“劳动锻炼”。

四人帮被粉碎后，王觉非先生也迎来了科学上的春天。他满腔热情地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先后招收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2年，先生应邀请访问英国，与许多著名的英国失学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加深了中英两国史学界之间的联系。先生努力扩大中英学术交流，被英国历史协会选举为荣誉会员，成为该会10余名会员中唯一的一位亚洲学者。此后不久，先生又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理事会选为通讯会员。这是该学会所能授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此外，先生还担任过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现仍担任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世界史研究会会长。

1987年5月，在英国大东电话电报公司的赞助下，先生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关于英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于英、美、德、法等8个国家数十位世界知名学者。会议期间中外学者济济一堂，相互交流，气氛热烈而融合。这次会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1989年初，北美英国研究会会长施沃尔教授从华盛顿大学来信，聘请先生为改悔大荣誉会员。1989底，先生再次应邀请访问英国，被聘请为爱丁堡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此后，他又应邀前往英、法、德、美、丹麦等国的一些大学进行访问和讲学，并于1990年秋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出席了第17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

先生常说，他的基本历史观可以归结为这样几句话，即：历史的真理，从一个方面来看，是客观的、绝对的，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就永久无法改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们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却是相对的、永无止境的，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对历史真理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和全面。

二

王觉非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欧洲近代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史。

以前有许多著作和教科书，对英国近代的政治制度都抱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英国的议会制。立宪君主制度和两党制，都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妨碍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因素。对此，先生在有关论著中指出，近代英国的政治制度与欧洲大陆和东方君主专制的国家相比较，不但具有较大的民主性，而且还有较强的弹性和适应性，它可以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近代英国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改革而实现的。其进程虽较为缓慢，但反复波动较少，社会因变革而受到的破坏也较轻。在政治领域，各种政治力量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这便在客观上防止了权利的过度集中和政治上走极端的倾向。

不过先生也指出，在近代英国，政治民主化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并未得到彻底实现，许多民主激进人士不断遭到迫害，英国殖民主义者挟其船坚炮利，以血与火的手段，在全世界到处侵略扩张，将这些地区的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英国近代历史的阴暗之处。

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十分注重专题史学的研究。他常常告诫学生，在研究某一问题之前，首先应对前人就此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又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基点。为此，先生撰写了“当代英美历史学家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史学思潮”、“研究克伦威尔的历史评述”、“关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的修正派史学”等论文，专门研究了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史学。他既肯定了300多年来许多学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指出了他们所在的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英美历史学家大都忽视了革命时期中下层人民斗争的作用，以至长期以来以来，托利派、辉格派、社会学派以及修正派史学家，围绕着“乡绅问题”、“长期议会”议员政治与社会成分的问题争论不休，但又得不出公认的结论。

英国革命时期的平等派，也是先生的重要研究对象。在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平等派得到了社会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新模范军中绝大多数士兵和部分中下级军官都是平等派的重要成员。从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到1649年共和国成立前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民主措施，实际上都是平等派主张的体现。但在西方、前苏联和我国的许多著作中，对平等派的评价都是消极与否定的。针对这些看法，先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了平等派的纲领、文献和有关论著，详细地翻阅了“普特尼辩论”的记录，从而在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先生明确指出：平等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和政治运动的整体，其民主派的性质是勿庸置疑的。

同时，先生对平等派失败的原因，也认真地进行了探讨。有些学者把它简单地归咎于平等派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但他对此问题却另有看法。先生认为，平等派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他们为主权在民的原则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时候，却忽视了现实物质力量的问题，即建立独立的组织和领导中心问题。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虽然在一些政治原则问题上有时也表现出公平商量的姿态，但对领导权却寸步不让。当他们不知圈套准备就绪后，就利用领导的权威，将平等派打倒在血泊之中。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先生认为它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他所撰写的“对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意义的再认识”这篇论文中，先生回顾了10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各派学者围绕工人生活水平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然后以具体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指出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世纪上超过了一般个政治革命，为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大大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但在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后，社会混乱，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类刚刚有可能摆脱自然的奴役，却又陷入本身编织的罗网。因此，在“第三次浪潮”滚滚而来之际，如何吸取历史上工业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关注。此外，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先生的见解也有独到之处。以前我国的有关著作都沿袭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强调以暴力为基础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先生就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片面强调暴力的思想，不仅有悖于历史发展的真实，而且还会产生及其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论是从科学上或者实践上看，这个问题都应该重新加以探讨。

三

除了英国近代史之外，先生还结合教学对近代法国史和俄国史进行了研究。50年代时，他曾执教俄国近代史多年，1962年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的俄国部分，即出自先生的手笔。先生时常谈到，在研究俄国史时候，他的心情感到特别激动。因为在俄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残暴。农民的苦难。平民知识分子倍受摧残，以及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压制，都深有感触。先生还认为，在本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两大重要事件，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二是新中国的建立。前者是发生在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后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情况对两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应予以认真地思考。

在研究俄国近代史时，先生特别注意到了俄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欧各国的明显差别。他指出：在西欧各国，当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起来之后，封建农奴制即趋于瓦解，农奴逐渐获得了人身自由。但俄国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农奴制不但没有消弱，反而有所加强。1649年，俄国的农奴制在法律上正式形成，而这一年正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到18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实际已与奴隶制度没有多少区别。因此，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在近代俄国，最先担负起反封建重任的是那些先进的贵族，以后是平民知识分子。到19世纪后半期，民粹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民粹派迭遭失败，走投无路的时候，它原来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国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它从国外带到了俄国。

关于法国近代史，先生的总体看法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节奏分明。先是节节上升，热月政变后又 步步下降，直到复辟的逆流在抵达一定限度后，又折过头来向前发展，导致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1848年革命一开始就从高处不断跌落，1851年12月终于发生政变，一年以后，路易·波拿巴登上帝位。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随着普法战争的爆发，帝国便颓然崩溃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新型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公社失败后，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制订，才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在经过多次曲折反复之后，在法国得以确立。

先生对法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1789－1830年这样的一段时期。在他所写的“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国”的论文中，通过对拿破仑帝国内外政策的仔细研究，认为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拿破仑对外战争就完全成了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战争，必然引起被侵略国家入西班牙、俄国人民的抵抗，结果惨遭失败。不过，先生也指出，拿破仑对外战争的失败只是帝国崩溃的外部条件，导致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拿破仑在国内倒行逆施，高压统治，以致民不聊生，众叛亲离，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其统治基础。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先生还对历史学和文学种存在的“拿破仑神话”细致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崇拜拿破仑之风掀起于法国复辟时期。人们由于对复辟王朝不满，便十分留恋过去的革命年代，特别是个别革命领导人。拿破仑是离他们最近，且又最有名气的人，于是他们便把革命和拿破仑等同起来。实际上，拿破仑是一个残暴镇压本国人民，对外肆意进行侵略的刽子手，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先生曾提到，一个荷兰的著名学者在谈到有些人对拿破仑的盲目吹捧时，曾将之比做那些被迫建金字塔的人，反过来歌颂强迫他们这样做的人，那些被凌辱的青楼女子，反来歌颂那些欺压她们的人。先生认为这种挖苦虽过于辛辣，但有些人在个人崇拜中所表现出来的做法实在令人反感。

四

先生在研究欧洲近代史时，对英、法、俄各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能够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并对它们的发展特征和实质，做出精辟的总结。除上述有关问题之外，先生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兹略举数例：

第一，关于“棒民”运动的性质问题。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英国西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棒民”运动。许多历史学家都对之进行了研究，但评价各异。前苏联的一位研究17世纪农民运动史专家甚至认为，“棒民”运动客观上帮了反动派，因而具有反动性。针对这一问题，先生在研究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同代人的记载后，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指出了棒民运动的客观进步作用。先生认为：作为一种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棒民运动不仅遏制了西南各郡封建贵族和王党的气焰，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迫使议会改变态度，采取坚决的措施同王党进行斗争。

第二，关于普特尼辩论中平等派代表皮蒂的身份问题。在普特尼辩论的记录中，平等派代表皮蒂的发言于其他代表有所区别。他主张将仆人和领救济金的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皮蒂为什么会有此言论，他究竟是何须人也？许多学者都对此感到困惑。他们普遍找有关材料，包括现存于大英博物馆2.2万件托吗斯文件，都找不到有关皮蒂的纸片只字介绍，因此产生了种种猜测，有人甚至怀疑皮蒂是克伦威尔派到平等派的奸细。先生在研究平等派时，为此查阅了许多材料，终于发现在伦敦市政厅档案——“杂货店学徒花名册”中，有皮蒂的名字，并得知皮蒂曾在杂货店当了8年学徒。据此，先生在参照其他材料的基础上，对皮蒂的发言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指出了皮蒂之所以主张不给仆人和领救济金者以选举权，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财产，而是害怕这些人受到主人和实施的利用。在当时的社会和选举制度的条件下，皮蒂的顾虑不无道理。先生的这一观点，驳斥了有些人对平等派的否定评价。

第三，关于俄国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问题。先生在研究俄国近代史时，常常提到农民战争的几个一般性规律，其中之一便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当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已经促使农民阶级发生一定程度的分化时，往往会触发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农民阶级分化加剧，城乡资产阶级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后，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就不再可能发生，俄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普加乔夫农民战争。此后，虽然农民起义连年不断，但在规模上已是小巫见大巫了。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农民踊跃参加了反侵略战争。因此，有许多论著都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民族矛盾占据了主导地位，阶级矛盾便退居其次了。先生通过对新出版的俄国农民运动史资料以及其他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指出1812年俄国农民反封建的斗争依然尖锐激烈。俄国农民当年起义的次数，大大超过了往年的水准，多达60次，这充分说明了俄国的农民将反侵略斗争结合起来的事实，反映了俄国农民企图通过民族解放来实现社会解放的愿望。

第四，关于阶级斗争历史观的问题，先生曾写过一篇专题学术论文，深入探讨了法国复辟时期几位主要的史学家米涅、梯也里、基佐和梯也尔等人阶级斗争历史观的形成及其特点。先生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理性主义以君权神授、万世一统的绝对观念相对立。理性主义在鼓舞人民奋起进行斗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然而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却表明，在理性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其进程和结果和理性主义的理论大相径庭。于是理性主义的影响骤然消弱，人们根据法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工业革命以来社会阶级界限日益分明的现实，得出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观点。

先生还提到：阶级斗争历史观最早萌芽，可上溯到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学家布维叶和杜勃。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巴贝夫逐渐将之系统化。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又加以发展成为理论。而被马克思称为历史学中“阶级斗争之父”的梯也里，年轻时便做过圣西门的学生和助手。后来，梯也里的阶级斗争历史观显然是受了圣西门的影响。据此，先生认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可以说首先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