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王敬羲 |
释义 | 简介王敬羲(1933~2008),香港作家,江苏青浦人。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他乘船由天津来香港。上个世纪50年代他开始在台湾著名的《文学杂志》发表作品。1957年后他的短篇小说集《薏美》、《多彩的黄昏》、《七星寮》、《选手》、《怜与恨》、《青蛙的乐队》和散文集《圣诞礼物》、《挂满兽皮的小屋》等一部一部的出版。接着,他到了台湾师大读书,60年代又远赴重洋,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回香港后,除创作外还创办《纯文学》、《南北极》、《财富》等月刊,自任主编。在他的努力下,《纯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纯文学刊物。《南北极》也相当有影响,在刊物上常可看到对政治、对制度、对政府、对名人、对政策的不同见解与严厉批评的文章。北京时间2008年10月15日上午,即温哥华时间10月14日午夜,王敬羲因患癌症在温哥华一家善终医院病逝。 生平先生原名王载福,因景仰其先祖王羲之而改的今名。对于港台的广大读者来说,他还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笔名——『齐以正』。先生籍贯江苏青浦(现属上海),出生于天津。其父王承煜曾服务于四海保险公司(友邦保险的前身),是津门保险界的超级奇才。先生在家中排行第二,其大哥王企祥(原名王载一)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核物理学博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与钱学森等人一起回中国大陆效力,后来却传奇般地从香港转到了台湾,执教于清华大学,并在那里培养出了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其三弟王载宝同时拥有宗教学与心理学的博士头衔,是加拿大多伦多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神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心理学家,以在『生死学』研究的卓越成就而扬名于世,也是加拿大第一位办教堂的华裔神父,去年曾获有『生命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第十二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其八弟王嘉伦先生现为美国友邦保险香港区的执行总监。 1948年底,由于大陆战乱等方面的原因,正当年少的先生随家人一起从天津乘船南下,并于1949年元旦的第二天踏上了香港的土地。上世纪50年代,他以香港『侨生』的身份就读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曾一度留台工作,后来返香港发展。先生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读中学时曾向《星岛日报》的『学生园地』投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有『文化沙漠』之称,一个人,想靠写作为生,似乎不那么现实,因此他的父亲与大哥都劝他放弃其『文学梦』,但先生不听。有一次,先生向一位自己所景仰的大作家透露了想当文学家的年头,本希冀能从这位大作家那里获得某种精神鼓励,没想到那位大作家说:“我的老师从前叫我去学木工,我不听他的话,吃了文学这碗饭,现在苦不堪言。你若是肯听我的话,就去学木工吧!”倔强的先生没有去学木工,而是坚定地向文学的岛屿苦航,最后终于登上了成功的彼岸,成为了一位在港台都有重要影响的作家。 先生是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他那时自称『文丐』,学分尚未挣够,稿费就讨了不少。他最初在台湾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为胡适)的副刊(由著名作家聂华苓主编)发表作品,一时间在台湾文坛声名鹊起,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1954年,先生出版了其最早的短篇小说集《薏美》,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散文集《挂满兽皮的小屋》、《观天集》、《偶感录》,中篇小说《选手》、《奔潮山庄》等,短篇小说集《圣诞礼物》、《青蛙的乐队》、《康同的归来》等。 先生1965年曾获富布赖特基金的资助,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创作专业的硕士学位,1967年学成后返回香港。有人认为,先生从美国返回香港之后,即『逐渐消溶在香港的繁华盛景中』,其实不然。先生原本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但生性舛傲疏狂的他无法适应大学按部就班的生活,为了不让自己变成棱角被磨光的“鹅卵石”,他辞职投身出版界,在香港尖沙咀自办了一家文艺书屋和一个正文出版社。热爱文学的他在进入出版界之后,最先办的一件事,就是把林海音女士于1967年3月在台湾创办的《纯文学》搬到了香港。林海音主持的台湾版《纯文学》以学生书局为后盾,先生主持的香港版《纯文学》则以正文出版社为后盾。后来台湾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压制下被迫停刊,而香港版这一赔本买卖在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形下支撑了六年! 这个版本的《纯文学》在其鼎盛之时,作者阵容几乎囊括了整个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文学精英,并锻造了一批文学新秀,在香港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1998年,已经退休的先生在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又使已『休眠』了二十三年的香港版《纯文学》复活,这个新的香港版《纯文学》出到2000年,出版了三十一期。 台湾的文星书店在国民党的压制下惨淡收场之后,已返香港发展的先生不忍(或不甘)看着自己所曾付出过许多心血的文星从此走进历史,遂在萧孟能的默许下,公开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唱对台戏,让《文星丛刊》堂而皇之地在香港异地复活。在香港出版的《文星丛刊》,除了出版者不同之外,开本、装帧、封面都与台湾版没有二致,连书号也赓续台版。就这样,林语堂、李敖、殷海光、白先勇、柳存仁、司马长风、刘绍铭、高雄、林燕妮、江南……一路出下去,一直出到80年代,共出版了二百多种。 在香港出版界,先生更重要的贡献是创办了对如今的许多中年或老年人而言依旧记忆犹新的政论性杂志——《南北极》。关于『南北极』的意思,先生曾告诉过我,是暗寓势同水火的台湾与大陆。这份杂志政治态度中立,火药味却十足。它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报导和论述,往往都能做到直言不讳而不偏不倚。杂志以其彻底的批判精神和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赢得了香港和海外众多知识分子钟爱。它由先生独力支撑,在香港不间断地出版了二十六年,总共出版了三百一十五期(先生本人实际编辑了三百零四期),直到1996年9月先生退休才停刊。这在香港出版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先生在最后一期《南北极》的《编者的话》中自豪说:“这三百零四期《南北极》是我不缴白卷的见证”,“(我)至少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没有失去独立办刊物的立场”。2004年1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先生特意把我带入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书库,二人一起在那一大架《南北极》杂志面前留了一个合影。为了办这份杂志,先生曾得罪了两岸,有一段时间,他大陆、台湾两地都不能去,因为双方都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先生在香港,还办过一份财经月刊,叫《财富》。先生在香港出版界的成功,实际上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为了经营好书屋与出版社,他不得不逐渐疏离文学创作。他的优秀出版家形象,淡化了他原先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作家形象,让人忘记了他原本是写小说的。 退休后,先生与其家人一起,把风景美丽的加拿大温哥华作为生活的栖息地。但是天生不甘寂寞的他实际上很少在宁静而祥和的异乡安享其本应富足而闲适的晚年,在更多的时候,他独居在广州与香港,继续在文化阵地上发光发热。他曾写过一篇叫《两城》散文,大意是说虽然温哥华的自然森林美丽怡人,而香港的『石屎森林』浮华喧嚣,但是他宁可呆在香港。让人惊讶的是,他在淡出文学创作界多年之后,居然以古稀之龄重操旧业,再度杀回文坛。90年代末以来,他在广州和香港两地陆续修改、增删其旧作,然后在大陆出版。 恩怨与梁实秋先生在文学创作上能大获成功,与其恩师——大文豪梁实秋先生的奖掖,有密切的关系。先生在1948年底与家人一起乘船从天津逃亡香港的途中,在轮船的甲板上认识了梁实秋。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数年之后,这位文坛名宿竟会成为他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英文系的业师。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求学期间与毕业之后,先生曾获得过梁实秋的许多关照。当年先生与其同校艺术系的同学刘秉松——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结婚,证婚人就是梁实秋。先生的几位子女的名字也是梁实秋起的。1957年3月,梁实秋为先生的第一部散文集《挂满兽皮的小屋》作序,在序文中,梁实秋对这位得意门生的文学才能极表赞赏,并认为他『比一般少年还更为天真』。其实年轻时代的敬羲先生岂止『天真』?甚至可以说顽皮。请看其友人夏菁在《梁门雅趣》一文中的记述: 敬羲玩世不恭,常在叩门以前,疯言疯语。辞出后,他有时内急,就在梁府大门前念念有辞,效法悟空。(余)光中与我,虽不以为然,但也不能阻止这个『愤怒的青年』。那时,我们常行于梁公门下,自称『三剑客』。 这位『剑客』记下的这则趣闻,后来经过李敖之笔的放大而广为传播,先生桀骜不羁的个性亦因此获得了一番传扬。李敖说: 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了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从这则笑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在年轻时代多调皮捣蛋,也可以看出梁实秋多睿智幽默,更可以看出先生与其师关系多融洽无间。大学毕业后,先生与梁实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生在香港因谋食之需,曾『翻印』——严格说是盗印——了其师的《雅舍小品》,梁实秋知道了也不以为忤,不仅没问先生要稿酬,反而对弟子们说『敬羲在外边独力撑一个局面不容易』。梁实秋曾写过六封信给先生,先生都把它们当宝贝一般保存着。他曾向我出示过这些信件,其中一封写道:『敬羲:……我于十月二十三日入院割胆,割出大小石块一百三十三枚,色泽不如舍利子之鲜艳,总是道力不深之故。』话语充满了『梁式幽默』。后来梁实秋在其原配程淑季女士在美国遇难后不久即娶年轻歌星韩菁菁为妻,好管闲事的先生发表了一篇长文《黄昏之恋》加以评论,结果惹来梁实秋的不快,师徒二人的关系亦因此疏远,以至于梁实秋逝世,先生都未写文章悼念。不过90年代先生在我的鼓动下,写了一篇《梁实秋与我——从梁实秋的来信谈起》纪念其师,还了一笔感情债。这篇文章刊载在香港《纯文学》复刊第2期(1998年6月)上。 与李敖谈论先生的过去,不能不提到李敖。上世纪60年代,先生与李敖是至交。他们二人,曾一同在台湾著名的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的老板萧孟能(国民党大佬、『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之子)麾下效力,一个是『马前张保』,一个是『马后王横』。当时萧孟能为了发展自己的出版事业,看上了这两位差不多同时崛起于文坛、而且年龄与性格都很接近的年轻人。他们加盟后,文星顿然焕发了勃勃生气,书屋与杂志一时名声大噪。众所周知,李敖是以傲慢出了名的,而先生年轻时也不遑多让。先生当年的好友余光中尝跟人说:『王敬羲的性格与李敖最近。』在余光中的散文集中,就有先生与李敖逢见面必唇枪舌剑斗个不停的记述。据说当年先生与李敖见面,连打招呼的方式都与常人不同。一个说:『喂,他妈的王敬羲!』一个答:『喂,王八蛋李敖!』也许是惺惺相惜的缘故,先生当年与李敖走得非常近,在李敖被台湾『警总』跟踪、盯梢乃至逮捕的日子里,先生是李敖『以死命相托』之人。李敖曾于1967年2月3日和1968年3月31日两次写信给先生,信中说: 我如在台湾被捕,即烦敬羲兄独力或会同振亚、光逖诸兄,筹印李敖存放香港、日本等地全部已发表及未发表著作。我在这边,死活不论。切勿对他们姑息,对我妇人之仁。 这两封信的原件,先生都给我看过,后来先生把它们影印收入了《黑白讲李敖——从认识到批判》一书中。1980年李敖意欲侵吞箫孟能的财产,不惜向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反目,最后输了官司,再次入狱(李敖一直混淆视听,把此次入狱歪曲为国民党政权对他的『迫害』,这一点与今日陈水扁的做法很相像);而打赢了官司的萧孟能也鱼死网破,不得不逃亡海外,最后客死于上海。先生鄙李敖的为人,遂与断交,并在香港的《南北极》杂志上发表了《隔洋判案:李敖无耻!》、《李敖有什么罪?》等多篇文字抨击李敖,为萧孟能支持公道。在《黑白讲李敖——从认识到批判》一书中,先生批判李敖的依旧立场不改。 评价王先生青年时期的作品就表现出他的才华,曾被台湾大学教授、《文学杂志》主编夏志安称为“小天才”,中国社科院教授袁良骏在《香港小说流派史》中也给他很高的评价,赞誉他为当时文坛的“新秀”。他的小说个性鲜明,别树一帜。上个世纪50-60年代台湾当局提出“反共抗俄”的口号,许多作家都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难能可贵的是王先生冷静而清醒,远离政治的漩涡,把文学回归文学,这时期他创作的都是从现实出发的现实主义作品(有部分是现代主义作品)。马森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五十年代的台湾小说尚笼罩在战斗文学的氛围中,那时候出版的王敬羲小说,多少有些春光乍现,带着一股逼人的清新气息”。艺术上,他在把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对现代主义手法与技巧的运用也相当成功。如在《囚犯与苍蝇》中,对囚犯、苍蝇、火柴盒的描写就意味深长。可惜的是王先生后来因忙于办刊物和办出版社,就很少写小说了,以至于人们把小说家的王敬羲给淡忘了。 台湾的著名学者周弃子认为先生的作品“在文字风格上,每篇中总有几处特别吸引注意,并使人历久难忘,……在那些很普通的字面中,涵蕴着一种美,一种予人以‘清新’的感觉的美,这里是天机的成分多,而功力的成分少。就这一点来说,是最近若干年来颇为罕见的”。在平凡的事物中,能够电光石火般透露出飞跃的弦外之音,正是先生的功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出色而吸引人的地方。平淡,绵密,悲怆,这几个关键词似可概括其作品的意绪。对先生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台湾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新编》对他的创作则有这样一个总括性的评价:『王敬羲的文艺创作以散文及小说为主,他的散文多以温馨感人的情境为背景,并配合其顺畅之文笔,以抒发其所见所感。小说则擅于深入角的内心,捕捉人性那种诡谲多变,游移不定的性格。』在中山大学王剑丛教授撰着的《香港文学史》中,先生也有一席之地。 轶事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轰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做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槁,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愉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李敖快意恩仇录.根株纪》 王企祥来电告以:他为其弟王敬羲在香港盗印我的书十几年来没付李敖一块钱事,大感不平,当面责怪王敬羲不义,其母也不直王敬羲所为。(1991-11-22) ——《李敖随写录前集-王企祥责王敬羲》 他在酒店用餐,因侍应生服务不规范而与人生气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他用信用卡付款,侍应嫌他的签字过于龙飞凤舞,要他重签,结果他老人家双眼朝天花板一瞪,说:『我是文盲。』 ——杨权《悼念忘年交王敬羲先生》 家人妻子刘秉松是位陶艺家、画家;长子王人钧(1957~)画家,次子王人铎,温哥华律师,还有一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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