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顾名思义是指存款或者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民户。万元户这个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那个年代万元户是个相当了得的人家。“万元户年代”的1万元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了。(米价0.14元，肉价0.95元，走亲戚送礼2元左右，压岁钱0.1-0.2元)可以想到1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并且那个年代存款有1000元的就比较少了。工人工资一般是每个月28元左右。家庭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称之为万元户。不过因为时代好了，人均收入增加，这个词已经成了历史概念。

简介

名称由来

时代背景

相关新闻故事(黄新文 赵汝兰 徐金生)

万元户的消失

简介

存款在万元以上的家庭，称之为万元户。这个词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特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他们大体上是由农村的专业户和城镇的个体工商户构成。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许多农民通过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经商、打工等方式，使家庭年收入超过1万元；城镇居民通过经营个体生意使年收入超过1万元。在那个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年代，万元户就成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每个地方万元户并不是很多，因此万元户就成了当时富裕户的代名词。

万元户，既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代表了当时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最直接、最明显的目标。一些地方甚至以万元户的多少来衡量当地的发展速度，出现了不少“万元户”村、“万元户”乡镇等。

在那个1公斤粮食2角钱，国家工作人员月工资20元的时代，能成为万元户确实了不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在逐步提高，万元户也就不再是最富裕的人家了。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万元户的说法已演化成了“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的调侃。这一变化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更反映了人们对合理财富追求的肯定以及对富裕生活的向往。

名称由来

万元户的由来，始于新华社的两篇报道。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到，1979年末，甘肃兰州雁滩公社社员李德祥，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作“万元户”、“村里的高干”。1979年11月17日，新华社又以图片报道了山东临清八岔路镇赵汝兰一家植棉纯收入10239元的事情，先后被国内外50余家新闻媒体转载采用。自此，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时代背景

万元户的出现，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思想。此后，党对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在农村，推行农业承包责任制。一些农户靠个人或全家的埋头苦干，加上懂技术善经营，迅速成为农村致富的“尖子”。在城镇，企业实行层层承包，按劳分配。一批接一批的城里人或迫于生计压力，或为了实现人生价值，纷纷“下海”，从事个体工商业或者开公司。有了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保证，人们不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也不再担心劳动所得会化为乌有。

1981年，中央明确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随后，国务院颁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对个体经济重新定位，个体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从此，个体经济的地位正式得到了认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个体经济实行的是限制型发展政策，与后来的大力支持和扶植不同，工商局在那一时期对个体户主要是管理和限制。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再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解放后个体经济发展政策的变化，人们对个体经济心有余悸，认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政策又会改变，所以对个体经济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限制型发展政策首先表现在对个体户的经营范围方面。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只限手工业、修配业、服务业等行业，其他领域都不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对经营人员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当时能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只能是待业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等无工作人员，退休人员从事个体经营要开具家庭生活困难证明才能办理执照。在这样的经营环境和背景下，部分个体经营者通过勤劳致富，率先成为万元户，其努力和辛苦可想而知。

相关新闻故事

黄新文

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黄新文”这个名字。但改革开放之初的年代，他可是全中国数亿农民艳羡的对象。1979年2月，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

这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一时间，全国各地或亲临、或来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络绎不绝。

赵汝兰

山东省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大队社员赵汝兰带领全家勤劳致富，当年家庭纯收入10239元，盖起新房，还添置了自行车和缝纫机。赵汝兰一家成为山东省首个见诸报端的“万元户”。

1979年冬天，村里把地承包到各户，她老两口，光泽他兄弟4个，还有两个妹妹，再加两个刚过门的媳妇，共10个劳力，承包了21亩地，第二年又开垦了9亩荒地，总共种了30亩“鲁棉1号”。当年，每亩地收棉花110多公斤，30亩地一共产棉花3300多公斤，每公斤棉花平均卖到5块2毛钱、总共卖了17000多块。除去棉种、农药、化肥、柴油等投入，净落1万多块钱。从那年起，她家不愁吃不愁穿了，添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2块手表、1个座钟、2台收音机，1982年，又盖了6间新房。后来直到现在2008年，她还一直用着28年前买的“北极星”牌座钟。赵汝兰是村里有名的“老上访”，初包产到户时顾虑重重。28年前新华社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过去上访尽是为政策的事，轮到上河工，年年都有俺爷儿们的事，可没见一分钱工资，有时连饭也不管。集体欠老百姓的钱，一分钱也要不回。今年春天闹分田单干，俺儿媳还哭了一场，她不是想捆在大堆里过，就像黄豆芽似的，一个个长得又瘦又长，没有好样子。她愁的是队里欠的多年结余款400多元。队分了，这钱不就随黄河水淌了？没处要了。我找公社上访，公社说包产是你自个村愿意搞的，又不是上级逼迫的。回到村里，俺儿劝俺超支能超上天，盈余只划个圈。搞集体有啥可留恋的。你住院看病，到队里支个50块钱也拿不到，那个400元就当大水漂走了。俺一家人10个劳力只要公家真的让包产到户，说不定年底就能挣个千儿八百的。从头过日子，管保比捆大堆强。听俺儿这么一讲，我也通了，不上访了。可不，一入秋，钱就像流水似的，10个800元也来。俺现在啥也不稀罕，只盼望上头这政策能多行几年，让老百姓有吃有喝。”走进赵汝兰的老三赵光思家中，地面铺设着地板砖，屋顶精装修，崭新的沙发，洁净的茶几，新潮的家具。旁边的偏房是厨房和洗澡间，院内种着月季和冬青，有花有草，生机盎然，显示着如今农民富足的生活。

徐金生

1981年徐金生成为了南京市浦口区第一个“万元户”。泉东村的村民韩孝忠还记得当时徐金生的风光：中央的人都过来参观，在全市的致富会议上讲话，拍了数不清的照片，每个星期都收到慕名者写来的信。韩孝忠在一旁说：“拿出来拍，这是荣誉，你是我们江浦带头致富的人。”谚云“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个时代的变迁，可能根本用不着30年。

徐金生老人在记者面前，隐隐是往事不愿意再提。从他低矮的小杂货店里出来，四下绿油油的苗木簇拥新楼。“万元户”的时代已成了过往，或者说已经被放大，路上所遇皆是“万元户”。这可能让老一代“万元户”感到落寞，却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时代的高歌。

万元户的消失

万元户消失时间是在1997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极少数的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在当时，全国人民普遍不富裕，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根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农村人均收入2999.20元，按照户均4.35人计算，平均户收入已超过万元，家家都成为万元户。万元户在失去原有的标杆作用后，成为历史名词。虽然在现在的人看来，万元不算什么。但是，在当年，“万元户”是很多人追逐的梦想。在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很快就突破了万元，甚至十万元，但“万元户”已深入人心，也印证了人们致富的强烈渴望。

“万元不算富，十万刚起步，百万才是真正富。”也许这句流行语，才是现在中国人拥有财富的真正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