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旧居，北京东城区鼓楼南帽儿胡同35、37号的旧宅院，原为清末代皇帝博仪之皇后郭布罗婉容婚前的住所，是婉容之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所建。 此原只是较普通的住宅。婉容被册封为“皇后”后，其父封为三等承恩公，该宅升格为承恩公府。作为“后邸”，加以扩建。西路四进院落。东 路为三进院落。后院有假山、水池，东有家祠。西路正房 即为婉容所居。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简介

布局

沿革

历史背景

婉容其人

简介

府门改成三间住房，在西边原倒座房处开二小门，一为37号，一为35号，院中可相通处业已封堵，成为两个院落。帽儿胡同37号现为某单位宿舍，35号为办公用房。两宅院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是婉容之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所建。长顺只做过驻防的将军，因此该宅并不显赫，原只是较普通的住宅，分为东、西两路。不过在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以后，婉容之父郭布罗荣源即授内务府大臣并封为三等承恩公，因此该宅亦要升格为承恩公府，于是进行了一番改造。还有一个原因是，婉容既已册后，此处即为“后邸”，为使大婚时迎奉皇后的凤舆能出行方便，必须将府门及前院扩大。改建后的府门为三间筒瓦卷棚顶，中间大门有铜镀金门环，左右两间坎墙雕菱花隔扇各四扇，门内有一字形影壁，左右各四扇屏门。 进西屏门，即进入西路院子，共四进院落：倒座房七间，北为两卷垂花门，带抄手廊，东西各为三间过厅，左右各带一间耳房，厅后为一狭长院，正中有一座绿漆贴金团寿字木影壁；第三进院为上房院，院内南墙为绿漆贴金板墙，下有砖砌须弥座，中间是悬山顶木屏门。正房五间，左右各带一间耳房，房顶为硬山合瓦清水脊，前出廊，后出厦。室内为井口天花，明间有一镂雕凤绕牡丹的落地花罩，极精细，似为宫中旧物。西次间有一嵌着七面椭圆表下班镜的板墙，西稍间北墙镶一有整面墙大的水银砖镜。东次间、东稍间还有碧纱橱。院内东西厢房各三间，皆为硬山合瓦清水脊，前面均有走廊。从东耳房外过道可进入第四进院，此院内有后罩房七间，平台廊檐，东西平台房各两间。东路为三进院落，进门有一月亮门，过月亮门便是假山石，山石两边为东西厢房各三间，房前有闷头廊一直通到后院。正房三间，为合瓦清水脊，前带廊，后有抱厦。室内明间北墙上亦镶有与墙大小相等的玻璃砖镜。

婉容婚前与其父荣源、母恒馨及兄、弟等同住此宅，西路正房即为婉容所居。她大婚时，就是从该宅迎出经地安门进皇宫，当时京城许多人都出来看热闹，后门桥一带的酒楼都被人占满了。

布局

婉容旧居是由东、西两路组成，其中西路为居住区，由四进院落组成，东路为一小型私家园林，有三进院落，两路原共用东侧宣统年间改建而成的三间大门。婉容被册封为皇后，此处便是皇后潜邸，按规制将府门及前院扩大。改建后的府门面阔三间，筒瓦过垄脊，中间开门，左右两次间为坎墙格扇窗形式。门前一对上马石，门内有一字形大影壁，原左右各四扇屏门，进西屏门，即进入西路院子。南倒座房七间，北为一殿一卷垂花门，带抄手廊，围合而成第二进院落。游廊东边有屏门通往花园，西边有屏门通往后院夹道，院子北侧为带东西耳房的三间穿堂房。再后为第三进，即正房院，院内正房五间，前后出廊，左右各带一间耳房，东西配房各三间均带前廊。西院建筑均为硬山合瓦顶，清水脊，系北京官宦民居一般做法。此宅最精美之处是正房的室内装修，顶有井口天花，明间有一槽精致的栖凤牡丹落地花罩，西次间有一槽七扇椭圆形玻璃镜屏，西稍间北壁镶嵌整面水银玻璃镜，东次间、东稍间还有碧纱橱，为普通民居所罕见。经过东耳房外过道可进入第四进院，有后罩房七间带前廊，屋面已翻建。

进大门后过第一进院子西北侧的月亮门，便为东路院落。月亮门内是第二进园林式院子。由于月亮门并不设在西院的中轴线上，这样便形成了遮掩曲折的路线，必须绕过假山，穿过山洞，才能看到在山石和树木的掩映下的三间正房。该建筑面阔三间，双卷勾连搭，前出廊，合瓦硬山清水脊，室内亦安设碧纱橱、玻璃镜等内檐装修。此进院正房的两边各有一条游廊，从两翼向前伸出，半包围着前庭院，廊子各间内侧墙上带什锦窗，外侧有倒挂楣子和坐凳栏杆。并一直向北延伸到后院与后罩房相连。据故旧言，在后边的第三进院内原亦有假山、水池，并在东侧建有家祠，而今仅余正北的三间后罩房和两侧的平台廊子。现在，原城府门已改成三间住房，而在西边原倒座房处开了两个小门，一为37号，另一为35号。院中的主要建筑基本保持原状，只是东边祠堂及东路后院的山石、水池已改建成房屋了。西院正房内部装修基本完好。现西路为某单位宿舍，东路为某单位办公。1984年该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沿革

婉容旧居老百姓俗称“娘娘府”。婉容生于1906年，直到1922年与溥仪结婚，在这里居住了16个年头。她属正白旗郭布罗氏，全称是郭布罗·婉容。婉容的祖上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此宅为婉容之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所建，原只是较普通的住宅。婉容被册封为“皇后”后，其父封为三等承恩公，该宅升格为承恩公府，倒是“父借女光”了。为使大婚时迎奉皇后的凤舆进出方便，将府门与前院进行了扩建，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从婉容“进宫”的那年算起，如今已经过去了83个年头。帽儿胡同当年气派的大门已经不见了，在原先大门位置上是3间住房，在它的西面开了两个很不起眼的小门，现在分别归属两个不同单位管理、使用。37号有4进院落，第一进院有倒座房7间，带抄手廊。第二进院有一垂花门，显老旧，红漆脱落得看不出颜色了，似乎没有修缮过，两侧的门墩保存还较完好。这个垂花门与众不同，有两个脊，显示其地位的尊贵。现在第二进院已经自成一体，出入第三进院要从西侧的夹道通过。第三进院为上房院，正房五间，系婉容所居，为硬山合瓦清水脊顶，前出廊，后带抱厦，已十分陈旧。院落里种着花木，显得十分悠静。此房现由一叫亚力山大的俄国人租住，他曾经想维修，但担心损坏文物一直没有修成。第四进院落据说有后罩房7间，但没有能够找到，经分析可能已划到别的院落。

这两座宅院都没有对外开放，但时常有国内外的旅游者慕名前去参观。不少人是想从那巨大的宫镜上寻找“末代皇后”留下的窈窕身影，或是见证一下大清帝国的兴衰历史，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建筑的角度，这两处宅子都值得细细地观赏、品味。

历史背景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直到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转道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帝国主义摆布的傀儡，更没想到她自已也落入了阴谋的陷阱。在长春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连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个人间地狱。

在原国民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力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

婉容明确告诉联络人，只要她逃走了，就一定帮助溥仪逃走。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韫颖曾给溥仪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结果又没能成功。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选择了自我毁灭。

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与世隔绝及离群索居的宫廷内景，社会动荡带给她的心灵冲击，生活变故带给她的巨大的震动，以及后来一系列不尽人意、失去人身自由的流亡生活给她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使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和戏剧性，同时也使她的人性开始了异化，她陷入了深层的内心痛苦和重围中无法自拔，直至离世。婉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又是无法避免的，是万恶的封建王朝和日本侵略者将她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她是历史的牺牲品。

婉容其人

婉容相貌娇美、谈吐文雅、举止端庄、仪态不凡、内刚外柔并赋有善心，她是一位集中国传统美德及西方思想教育为一身的女人。婉容的父亲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是位开明人士，他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同样接受教育。他除了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弹琴绘画，还特意为她聘请了英语老师让她学习英语。婉容作为一个达斡尔贵族家的小姐，优裕富足的生活环境，显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教育，无疑都对她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婉容的故居，实际上这里是她的娘家。她生于斯长于斯，虽然少年时代一度住在天津，还在天津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但是，她被册封皇后之后，就从天津回到这里待嫁，每日与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这末代皇后皇宫以外的家。

1906年11月，清朝末代皇后婉容出生于北京帽儿胡同的37号郭布罗府邸。1922年，已满17岁的婉容因其容貌端庄秀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她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然而现在看来，的幸运当选却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1922年从婉容被册封为皇后之日起，也就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使她走向一条不归路。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皇后的身份因此出现双重意义。对后宫而言，有统领六宫的责任，对国家而言，有母仪天下的义务。但是，作为逊帝的皇后，婉容有过荣华富贵，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她在历史上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即是这样，婉容对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内心充满着善良和仁慈，并赋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