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同光派 |
释义 | 简介“同光派”为晚清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同光派主张以学宋为主,即称“不墨守盛唐”,而不以宗宋自限。称“同光”乃出于标榜,以上承道光、咸丰以来的宋诗传统自居,其实“同”字所指同治并无着落,改和“光宣”更切实际,这派诗人的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降,故同光体即是指称光绪,宣统以至民国后的宋诗派。同光派诗人中以陈三立成就最高,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为重要成员。同光派所形成的诗体成为“同光体”。 背景清代诗歌,进入道光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以宗唐为主的神韵派和格调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而成为诗坛的主流。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而与这一保守诗派不同的还有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有以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同时,复古派也在发生着变化。同光年间分化出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为陈三立的江西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晚清诗坛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状态。 成因第一,时代气运的激发。“同光派”兴起的时代,正是社会大转型时期,与封建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士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态度以至于高度成熟的诗体形式都不可能再凝止不变。同光派的精神指向是处乱世、作衰音。在“变风变雅”的社会环境下,为诗势必很难取法高古华赡的汉魏,气象浑融的盛唐诗,而趋向于深曲峭折、细密洗炼的宋诗。概而言之,时代风云刺激着诗人寻思学宋,同时时代气运也使诗人在文化心态上必然选择学宋。 第二,家族文化的熏习。同光体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而这种特色与家族文化又有紧密关联。闽派头领陈衍九岁时其兄陈书就为其讲授唐诗。陈书与叶大庄、陈琇莹等倡导学习厉鹗、金农、万光泰等人的浙派诗。陈书诗风近于白、苏而出入后山、诚斋。这些对陈衍的诗学观和诗风皆有直接影响。 第三,个人倡导的作用。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还需要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大力提倡组织,不然“同光派”就很难由较强的地域性流派成为有着辐射全局能力的流派。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都属本意非以诗鸣世者,对诗派的组织并无热情,唯有陈衍自视为晚清之朱彝尊,思开派以扬名寿世。 第四,“同光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地域诗歌传统对其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明代闽地诗风以盛唐为宗,至近代闽地反转为学宋之邦,其中有个复杂的过程。从明代郑善夫、黄道周肇始,经清初李世熊、黎士弘、许珌、许友、张远等人倡导,由郑方坤兄弟扬波于前,乾嘉间以陈寿祺为中心,萨王衡、谢震、郑振图、郑洛英、郑杰等辅翼的闽地“学人之诗”群体的形成。到近代林寿图受广西诗人孙衣言、王拯影响甚大,刻意学习黄山谷诗歌,闽地学宋诗风大盛。可见“同光体”的形成与地域诗学风气也有莫大关系。以上从时代风云的促动、家族文化的陶养和个人的组织推动论述了“同光体”兴起的原因,“同光体”的形成当然还有自清初至道咸以来学宋风气的高涨等因素,因学界关注较多,此不赘言。 主张以陈衍论诗的主张为例: 第一、提倡宋诗在章法、句法等方面的变化。看到了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也看到了只有在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才是宋人发展诗歌创作的唯一出路。 第二,陈衍看到了唐宋诗体制上的相通之处,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发展疆界。唐诗发展到杜甫、韩愈,撇开思想内容方面不论,即就章法、句法等形式要素而言,也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这是当今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宋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以及陈与义、杨万里、陆游诸家无不是在唐人的新变中发现出路,沿其波而发扬光大的。陈衍在世纪之初即反对诗分唐宋,虽然其目的在于抑唐扬宋,但其所言“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其错综,变本加历耳”的主张,确有独到之处。 第三,陈衍主学宋诗,并非以瘦硬苦涩为美,而主张渊雅有味。其《重刻晚翠轩诗序》云∶“后山学杜,其精者突过山谷,然粗涩者往往不类诗语。暾谷学后山,每以此类,在八音中多(木兄)、敔少丝竹,听之使人寡欢。若循此春夏行冬令,则四十五十尚何诗之可为。游淮北年馀,所作数十首,则渊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涩之境。 评价同光派诗人在诗论中主张诗人无须参政的自我隔绝于时代的命题,那种体现“学人之诗”特点的险奥僻涩风格,都显露出在清室覆亡,新文化兴起之际不合时宜的窘态。同光体在辛亥革命后虽仍称盛一时,但也正如柳亚子所批评的那样,它确实是晚清旧诗坛上比较保守的诗歌派别,部分作者因个人利害而耿耿于怀,诗作“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因此,“五四”文学革命一起,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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