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书院故址在桐城县治东三十里孔城镇中街。孔城，因汉属桐乡而得名。 桐乡书院显名全国，经典有载，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即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桐乡书院因战火及年久失修，现仅存朝阳楼和《桐乡书院记》碑。碑记为清翰林、通政大夫罗惇衍撰文。

创办历史

书院建筑

《桐乡书院记》碑(简介 《桐乡书院记》碑文)

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戴钧衡其人 桐乡书院创办始末)

戴钧衡独树一帜的办学理念(首先，择山长要共议产生 其次，祀乡贤以正德教 第三，主张课经学，格物穷理 第四，藏书籍，俾单寒之士有可读之书)

创办历史

据《桐城县志》和《桐乡书院志》载，书院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里人文聚奎、戴钧衡、程恩绶为教化桑梓，谋设书院，呈知县陈元中复核建修。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购置田产十数处，建房舍五重，设“朝阳楼”、“漱芳精舍”、“讲堂”、“内堂”、“后堂”、“课堂”、“仓房”、“帐房”等，辟“旷怀园”，广植异树奇葩。

道光二十一年(1841)，桐乡书院开课后，群贤聚首，学子咸集。清桐城派学者方东树有诗赞之：“胶庠(炎欠)起汉桐乡，淳朴山川自一方。峻宇遥峰通一气，秋阳螟色暖周堂。今来偶共壶觞聚，后会难凭筋力强。信识斯人多俊杰，不因兴没待文王。”

桐乡书院宗旨为振文风，广教化，“馆同集雅,风云开科第之基”。

桐乡书院创办未及3年，成绩卓著，县试，府试，首卷均为该书院弟子所得，颇负盛名。

咸丰三年(1853年)书院遭兵灾。同治六年(1867年)里人买程姓屋宇，改建为书院，课士一如既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

民国元年后，改名为“桐城县立第三高等小学”。现为孔镇学校。

书院建筑

桐乡书院分朝阳楼、濑芳精舍、讲堂、内堂、后堂、课堂、仓房、帐房等部分，另辟有“旷怀园”，广植异树奇葩。书院大门两边，有浮雕石鼓及石狮，门上嵌戴均衡书“桐乡书院”石匾额。

桐乡书院因年代久远，主要建筑今仅存“朝阳楼”一座，东西朝向，高8米，长12米，宽7米，系砖木结构，两坡顶，上下各三开间，楼层木枋，饰花卉木雕，东西走廊设木栏杆，典雅大方，为课士抒怀之所。

《桐乡书院记》碑

简介

《桐乡书院记》碑，在孔城镇中街产。

碑横条形，长1.6米，宽0.45米，厚0.08米，青润石质。直书38行，全文为423字。楷书阴刻，工整严谨，字迹清晰，碑文完整，为道光乙未(1835)翰林院编修、通政大夫罗惇衍撰文，记述书院教化育才的功绩，称赞乡贤达兴学的风尚。

该碑对研究“桐乡书院”及桐城学风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桐乡书院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桐乡书院记》碑文

曩岁丁未，予督学安徽桐城，训导马国宾以新刊《桐乡书院课艺》进阅。其文雅正有法，观其序例，知训导所以教士者，务根柢而崇正学，欣然誉之。既复以《桐乡书院志》进请为之记，诺之，而未暇以为，庚戌春，门下士戴生钧衡来都，复以为请。生即创建桐乡书院人也。公余阅志。

桐乡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烟火数万家；而其人乃能好义兴学，崇礼道，培风化。任其事者，矢以实心；不数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观，如是乡校之有益于人才，非明验哉!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藏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已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闻焉。

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主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以学者，与世俗异也。吾又观志载：戴生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四议。知生务正学，自勉以勉乡人者，与训导意合。予犹恐知此义者，独训导与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游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从而慕悦之也，乃为言以张之，书授戴生归，语训导，坚持此意，以导斯乡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顺德罗惇衍记。

戴钧衡与桐乡书院

戴钧衡其人

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幼年聪颖嗜学，稍长，泛读百家，撰文赋诗，颇显才气。“予年二十，学古文，爱乡先生耕南刘氏作，揣摩私效。”（《味经山馆文钞?自序》）年二十三，结交许吾田，攻考证学，务为汇古数典之文。其时，自编的《蓉州初稿》，刻印传赠，以致毛生甫生，梅曾亮，姚莹等人，惊为异才。年二十七，从游邑人方植之先生，“始知所作皆非”。（《味经山馆文钞?自序》）于是以乡先辈姚鼐编的《古文辞类?》为宗，“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道光二十九年（1849），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次年及咸丰二年（1852），先后两次入都，参加会试不第。其间结识了曾国藩、邵懿辰、鲁一同、杨彝珍、吴敏树等名流，并得到他们的指教和赏识，深得作文要领，成为桐城派中期代表作家之一。太平军攻克桐城后，避居临淮，抑郁得疾，呕血而卒，时年四十有三。曾国藩念其故旧，“送戴存庄之侄银五十两，为存庄葬事之用。”（《曾国藩全集日记》并亲题墓碑，文曰“大清举人戴君存庄之墓。”

戴钧衡虽然年仅四十多岁就去世，但留下的作品很能体现出他的创作思想，显示其文学价值。他关爱民生，倡捐助学，募赈灾民，体现出桐城派作家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为民分忧，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钧衡自幼读书，不甘为无用之学。每以人心世道为忧，寂居田野，凡一省一郡一县利弊，有所见闻，辄作文以言得失。父师恐遭时忌，辄命取稿焚之。及入都，私怀欲言者，更非一事。既念事无难易，得人则成。国无安危，得人则治。”（《味经山馆文钞》卷三《上罗椒生先生书》）诤诤之言，令人感动。他关心教育，颇有心得，除在桐乡书院广为施教外，也向罗椒生进言己见。他告诫友人：“每至一省预饬各教官详察诸生平日学行，贤者，加考语，不肖者，条劣迹以闻，临试时访闻属实，分别奖励、斥革。教官不留心人才与考语劣迹不实者，即行参罢扰贡。拔贡一以采访品学为先，不以时文小楷为尚。”（《同上》）只有做到因材选用，才能让那些“登仕版者，无不先留心于经世之学矣！”

（《同上》）才能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

戴钧衡饱读桐城派大家方苞、刘大?、姚鼐等人作品，且长时间师事方东树，继承并弘扬桐城派文学创作思想，受到时人的赞赏和后人的肯定。曾国藩评价他说：“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义无所让也。”（《欧阳生文集序》）近人刘声木评价他：“师事方东树最久，受古文法，锐志文学，精力绝人，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诗文经学，卓然可表见于世，犹自谓其文理不能征诸实，神不能运于空，气不能浑于内，味不能馀于外，自以生方苞、刘大?、姚鼐之乡，不敢不以古文自任。”（《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清史列传》本传谓其：“所为文，以才气胜。其始尚才华，继好伦理及事之有关实用者。后遭丧乱，益喜为感时论事，表彰忠义节烈之文。”张舜徽先生则称：“钧衡之才之学，不逮方、姚，又远甚。其文辞亦气弱不能自振。虽欲从方东树之后，以卫道自任，亦何足以肩斯文之重，徒衍为空论而已。”（《清人文集别录?味经山馆文钞》），由于他在世的时间短，创作经历和生活阅历不够丰富，散文创作上的贡献肯定无法与方、姚大家比肩，但他留下了许多作品，且很有史料、文学价值，他在桐城派发展史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著有《味经山馆文钞》四卷、《味经山馆文续钞》三卷、《味经山馆诗钞》六卷、《味经山馆计续钞》四卷、《公车日记》二卷、《尺牍》二卷、《书法补商》一七卷、《书传纂疑》六卷等。

此外，戴钧衡为保存桐城派大家作品，光大桐城派在文坛上的影响，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如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戴名世被杀，清廷文网严密的情况下，搜集戴名世散佚作品，汇编成《潜虚先生文集》，为后人研究戴名世及桐城派提供了珍贵的传世资料。他还会同苏?元重订《望溪文集》，与桐城派重要作家方宗诚共同选编《桐城文录》，与邑友文汉光选编《古桐乡诗选》。通过他的努力，使许多珍贵的先贤作品得以存世流传，后来刊刻成集。这些既体现了他对桐城派先辈作家创立的文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反映了他对乡贤文献作品的保存传世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桐乡书院创办始末

清道光年间，桐城的东乡、南乡、西乡相继建立书院。道光二十年（1840），孔城当地诸生文聚奎、戴钧衡、程恩绶等人积极奔走，倡仪筹建书院。因孔城汉属桐乡而称书院为桐乡书院。

筹建之初，推举廪生十数人任董事，筹得资金大钱9000串零9820文，构建房屋5幢，购买田产十数处。有识之事，对创办桐乡书院倾力支持，解囊相助，当时北乡人吴祜臣就是典型代表，“里人议建桐乡书院，君之尊甫捐钱三十万，君以为歉，固请加十万焉。”（《味经山馆文钞》卷四）道光二十一年秋，正式招生开课。书院的办学宗旨为振文风、广教化，“馆同集雅，风云开科第之基。”书院的日常事务由数名董事负责管理。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为四书五经、诗词律赋和人伦纲常。书院制度严密，程序井然，赏罚分明，措施有力。用大课、小课、散题课等办法检测教学效果，评定学生成绩，分出高、低、优劣等次。书院规定每年大课两次（春秋各一次），春课定于农历2月15日，秋课定于农历9月15日。一般情况是在开课前半个月，由书院董事禀请县令亲临察视，或提请县令开课前二日发题纸封固加印，届时当堂拆封。考试内容有明确规定，即四书文一篇，试贴诗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童生、生监文场各别。参加考试的每人给茶点两道。交卷时，每名生童发席资七折银一钱。董事在书院门外张贴成绩揭晓日期，生童可以按时到书院查阅课卷，知晓等次。试卷由专人评阅，阅完后，由县令或有名望的乡贤甄定甲、乙。对那些成绩优异者，奖励16000文钱，超等生监和童生成绩前10名者所作诗文，由书院汇编刊刻。

书院内考试除大课之外，还设小课和散题课。小课次数多寡不定，其试卷请县学老师，或乡中贤达评定等次，对优异者的奖赏依照大课标准减半。散题课除农历正月、腊月及有春秋大课三个月外，每月举行一次。由于地广道远，交通不便，生童难以月月集中应试，书院即采取灵活办法，设点分散考试，每月初一命题，分送各路聚所（通常20里设一聚所作为临时考点，一般多设在清静的禅林中），每月25日集中收阅。成绩位居前列者，奖给纸笔，屡居前列者，在大课时另提面试，确是真才，从重奖赏。每逢乡试之年，停小课，增设决科一名。决科开考前一日，生监各自到书院报名，第二天清晨进院应试。试题预先请县令拟定，采用“弥封”、“坐号”、“浮票”等措施严加管理，试日当堂开拆，以防舞弊现象出现。考试内容与大小课同。考试完毕，试卷密封送请县令甄别甲、乙，或请乡中贤达来书院评定等次。成绩前10名者发给奖金：第一名奖纹银1两；二、三名奖纹银8钱；四、五名奖纹银6钱；六至十名各奖纹银4钱。书院开课结束，诸生自行散去。愿意住院肄业者，须自备膏火。若生员在课考中3次超等，童生3次进前10名的，每月补贴膏火纹银5钱，以资奖励。

书院还规定，生监参加乡试，补助试资，每人每科最多资助30000文。3年一次乡试，其间书院大课5次，凡未能完全参加书院大课的，按缺课次数扣减。所有资助款额，由董事亲赴金陵发给参加考试的生监。如遇恩科之年，补助试资多寡，视书院当年经费收入情况而定。

桐乡书院创办不到三年，生徒广泛，成绩卓著，盛名远播。至道光三十年，戴钧衡等人为彰显书院事功，在京城请通政大夫罗衍撰写《桐乡书院记》，文曰：

曩岁丁未，予督学安徽桐城，训导马国宾以新刊《桐乡书院课艺》进。阅其文，雅正有法，观其序例，知训导所以教士者，务根祗而崇正学，欣然誉之。既复以《桐乡书院志》进，请为之记，诺之而未暇以为。庚戍春，门下士戴生钧衡来都，复以为请。生即创建桐乡书院人也。公馀阅志，知桐乡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烟火数万家，而其人乃能好义兴学，崇礼道，培风化。任其事者，矢以实心，不数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观，如是乡校之有益于人才，非明验哉！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臧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己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闻焉。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之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以学者，与世俗异也。吾又观志载，戴生《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四议，知生务正学自勉以勉乡人者，与训导意合。予犹恐知此义者，独训导与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游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从而慕悦之也。乃为言以张之。书授戴生，归语训导，坚持此意，以导斯乡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顺德罗衍记

从碑记文中可以看出，罗衍对桐城的文化教育十分了解，同时，对桐乡书院也寄予厚望。此后若干年，桐乡书院为县北及周边地区培养了许多人才，在当时盛名远播。咸丰三年（1853），遭兵燹，书院被破坏。同治六年（1867），里人买程姓屋宇，改作书院，课士如先前一样。随着新学的兴起，在科举制度废除的次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桐乡书院被改建为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桐乡书院有数十年的办学历程，培养了一大批乡里才俊，在桐城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今，尚存桐乡书院朝阳楼匾额及《桐乡书院记》碑刻。桐乡书院朝阳楼已被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戴钧衡独树一帜的办学理念

桐乡书院创办后，为了确保办学质量，明确办学思路，戴钧衡撰写了《桐乡书院四议》，从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书籍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充分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宗旨。

首先，择山长要共议产生

戴钧衡认为书院中选择称职的人士任山长至关重要。山长对于书院教育来说乃是重中之重，选择什么样的人任山长选择山长的标准是什么？他在文中都作了详细论述。他肯定书院工作必由山长负责，由来已久，“山长之名，始于宋，及元时，与学正、教谕并列，为官选于礼部及行省宣慰司。”（《味经山馆文钞》卷二《论议》）。近世虽然有所改变，但仍由官府或大吏推荐，其弊端是“往往终岁弗得见。”这与众人择师和书院管理的要求相悖。因为百姓“为子弟延师，必将使朝夕与居，亲承讲画，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资效法，而顾令远隔数百里不相闻问，以是为教。”（《同上》）定在一个书院之中，必须有山长来统揽全局工作。他说：“窃谓山长必不可无”，山长人选“尤不可忽”（《同上》）因为人们为童子选择老师，都要“审其学行可宗与否”，何况书院之重，“士类之繁，将合数百十人奉为榘范，苟非道德文章足以冠众而慑世，则人岂乐从之游？”（《同上》）因此，他在桐乡书院新议章程中明确规定：“山长由董事及诸生议，请经明行修，老成硕德之士”担任，山长由共议产生，体现民意，这样才能“有裨于世。”

其次，祀乡贤以正德教

戴钧衡在创办桐乡书院之初，对书院中崇祀礼仪活动进行了认真思虑，对拜祀场地、内容和对象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古者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其馀各学，亦四时有释奠先师之典，是非徒以尊德尚道也，其将使来学者，景仰先型，钦慕夙徽，以砥砺观摩而成德，而亦使有教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苟且于其间。”（《同上》）那时全国各地郡州县，都建有书院，且都开展崇祀之典。大的祭祀活动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小的祭祀活动，大多以祭祀当地先贤。因此戴钧衡认为孔子大圣，朝廷已经在学宫中祀之，各地书院可以免之。可以“就其地奉大贤以为之主，其馀以次从列。”山长在春秋时节择日，率诸生行祭。他历数桐城的先贤，认为可列入书院祀之者，一一枚举。“吾乡唐宋以前，儒者罕见。自明正德之世，下逮国朝，讲正学，敦实行者，凡数十辈，其尤著者数人，曰何省斋先生（何唐，正德十六年进士），桐乡知学自先生始也。曰方明善先生，曰方望溪、姚惜抱二先生。”（《同上》）因为他们在当时影响极大，像方明善先生，讲学四方，赖以成学者众多。方望溪先生学行笃实纯粹，惜抱先生生当乾隆，“海内考证家方盛，出奴入主，漂程焚朱，悖害道义，先生独卓识不为所惑，折衷论断，一归和平，数先生者，名在当时，功垂奕?，是急宜奉以崇祀者也。”（《同上》）祀乡贤的目的，戴钧衡阐述得非常清楚，就是要“正世俗”，广教化，育民智。

第三，主张课经学，格物穷理

戴钧衡一生对经学有其独到见解和认识。他认为“治经者，格物穷理之大端也。”所以说“道术、政事、文艺皆必由治经而入。”（《同上》）为了强调治经对人修身养性的作用，他举了非常生动的例子，“陆行者，资乎车。水行者，资乎舟。然而水陆之行，必皆有所欲到之处，苟茫无定向。第飘摇转徙于天地之间，而靡所归止，则舟、车徒为苦人之具。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治经之舟车也。治经而不求得圣人之心，亦何异飘摇、转徙于天地哉！虽然舟车不具，无以行也，治经者，舍训诂、章句、名物、典章，亦无由以入。”（《同上》）他认为治经学见效慢，而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治经学的人就越来越少。他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久而久之，“师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学。”（《同上》）戴钧衡认为经学重师承，“稽之汉代，《诗》、《书》、《易》、《礼》、《春秋》，各有专家，或屡世为之，其学始显。”当今之时，“习科举者轻之不求”。为了在书院扭转不治经学、轻视经学的现象，他提出了自己的措施，“今与诸生约，人各专治一经，以岁时会课书院山长发问，每经举数事，各就其所能言以对，对一事者，奖若干。数事倍之。通全经者，岁给膏火常全。通二经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他相信，通过这一举措，“十年之内，天才优者，必能举数经，中才必能通一、二。”（《同上》）古人以为“通一经而终身用之有馀，”书院中诸生通过课治经学，每人掌握一经，实现“学与行合，”功莫大也。

第四，藏书籍，俾单寒之士有可读之书

戴钧衡认为办好书院，丰富藏书十分重要，对那些贫寒之士来说尤为迫切。他说如今书籍浩若烟海，学者如果“欲以一人一家尽得古今之典册，势与力必有不能。即令得之，亦必不能尽读，即令尽读，而泛而无统。久之，遂汩没其性灵，而于道义之是非，人事之得失，且懵莫能辨。”（《同上》）这就象“农夫之殖五谷也，将以为食而养生；红女之务蚕丝也，将以为衣而暖体。今五谷、蚕丝之不务，而惟蔬菜刺绣之是急焉，岂所以养生暖体之道哉！”（《同上》）他对当时有钱者吝啬而不购书，无钱者想读书，苦于无力购买的现象颇有微辞。他认为大都学者，学习中要购的必备之书有数十种，购买齐全要花数百金之多，“有力者，吝而弗求，无力者求而弗得。以故乡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贫不能聚书，而世家之有书者，子弟多蓄而不观，而又弗肯以公于寒士。”（《同上》）这些都是造成天下读书人稀少的主要原因。

他对乾隆初年颁诏书给各郡县学宫，让贫寒之士，无力购书者，就近到学宫观录的做法大加赞赏，“窃欲取此举奉行之于书院之中”，这里明确表示要在桐乡书院实行此善举。他还历数历朝历代书院之所以扬名久远，并声名不绝，主要原因应归功于藏书众多，而招致广泛影响，“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他对近世创办书院，不谋藏书于其中的做法，大加批评，以期有识之士在创办书院中，重视藏书的作用，解决贫寒之士求书、读书的困难。

戴钧衡提出一整套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宗旨，并在桐乡书院教学过程中推而广之，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许多桐城学者或桐城派作家在各地书院讲学中，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为其他书院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也从另一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桐城派作家热心教育，关注民瘼，为清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建言献策，值得深思和研究，也应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关注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