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地震详情

基本信息

●发震时刻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0分34秒

●经纬度

北纬24.06度/东经102.35度

●震中位置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高大乡、峨山县小街镇和建水县曲江镇之间（曲江断裂带）

●震级

Ms 7.7级

●震中烈度

10度

●震源深度

约10—13公里

●伤亡人数

死：超过15621人，伤：超过32431人

地震详情

通海大地震发生于1970年1月5日当地时间1时0分34秒，震中位于中国云南省通海县、峨山之间，震级为里氏7.7级，震中烈度为10度，震源深度约13公里，震中距离省会昆明仅100多公里。受灾面积达到4500多平方公里。

此次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32431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三大地震。

2010年1月5日是通海大地震40周年纪念日，届时玉溪市将举办各种活动纪念这次人类罕见的大灾难。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这场大地震发生时的灾情、救助、伤亡、时代背景等细节，许多市民，特别是青少年都知之甚少，为此新闻网特开辟专题，刊载相关的纪实文学、人物专访、珍贵照片，希望以图文的形式，部分还原大地震的第一现场，揭秘被那个特殊的年代掩盖的历史真相，同时传播相关的地震知识。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年多后，重新回顾和反思在通海、峨山等地发生的这次大地震，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刘心武发现从通海寄到北京的“密信”

197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心武从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描写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生活的小说《日子》，主人“不慎”在书中夹了一封家书。那是一封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密信”，内容是向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亲人报丧的，说的是这一年的1月5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从他们家族中类似哥嫂、侄甥、舅父、叔姨那样的至亲到邻里同窗，列出了很长的一串名单。

对于这样可怕的“密信”，如同泄露了国家的重大机密，着实把年轻的刘心武吓坏了，以致30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他，对此事仍记忆犹新。最近，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仅与同事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人，那该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而事实上，不仅是刘心武无法知晓那次大地震的真相，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那场大地震，并没有多少了解。那次大地震被命名为“通海大地震”，它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5621多人，仅次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三次大地震之一。

震魔为我们制造了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

　人类灾难史上已郑重记下：

公元一九七零年一月五日凌晨1时0分37秒，东经102°35′，北纬24°06′，在距离地面13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发生了比日本广岛原子弹强烈四百多倍的猛烈爆炸，整个大西南猛烈地摇动起来。

昆明西郊海源寺里有一个地震观测点，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个基准台，由于地震太强烈，这里唯一的一台地震仪都被震得出格了，无法确定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中位置。

美国有关地震台网当日向世界报道：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强烈地震。

日本地震观测站估计震中位于北纬25度，东经103度，震级在7.5级左右。

台湾气象局称：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8度，东经100度的大陆西南部，震级7.8级。

泰国报纸于1月6日报道“滇省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并接连数天登载有关这次地震的新闻。

这些世界各地的地震台网和新闻媒体，都不同程度地认为这次地震发生在云南省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和森林地区，危害极小。

真实的灾情究竟如何呢？至今，我们翻开那一份份“震害报告”，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那数秒钟的震动是那样的惨烈和悲壮，是那样的惊心动魄。

请看有关报告：

1970年1月5日1时许，正值午夜，云南省南部通海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宏观震中在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附近，震中烈度为十度，震源深度约13公里。受害地区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华宁等地。在极震区，民房几乎全部倒毁，仅剩残垣断壁，偶有木架尚存，也都七斜八歪。

这次地震，震害波及的范围达8880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约1777平方公里。在地震期间沿北西方向的曲江断裂带，产生了一条断层，该断层西起峨山，向南东经梅子树、通海高大，至曲江北面，全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总体走向为北西60度。它不受地形、岩性等限制，横切谷沟和山脊，穿过不同时代的断层，似刀切一般，展布于曲江河谷北岸。

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的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难。

悲惨世界里的生灵

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有15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烤火。地震时，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许多站立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压向脚掌。当人们把他们刨出来后，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15个人变成了15团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火塘附近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

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1970年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时，绝大多数旅客遇难，死亡200余人。

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政治洗礼。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在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群众”，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90多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住在低矮的“牛棚”里。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名“革命群众”，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住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却全部躲过浩劫，幸免于难。

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现锦屏乡）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大地震发生的顷刻，也许震魔不愿伤害这些豆蔻年华的女兵，她们住的营房竟然没有倒塌。姑娘们在极度震骇之后，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幸存者们开始集合起来。这时，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本来已岌岌可危的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

这些惊天动地的巨变，这些毛骨悚然的镜头，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而当时正值深夜，因此，只有极少数幸存者目睹到这“瞬间的劫难”。

一位姓王的小学教师回忆说，地震前我一直在看报纸，但心慌得无法静心阅读，没过多久，只听到“当”的一声巨响，就像在地下放了一声闷炮一样。灯火随之熄灭，平时放在桌上的电筒也滚落下来，只感到房子摇动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门窗、土基、瓦片压在地下。当我挣扎起来时，爬过去摸摸那边，不像自己的房间，爬过来摸摸这边，也不像妻子、儿子的住处。我无法辨别房间的方向，头脑里什么也不会想。过了一会儿，我继续摸爬，发现整个房间全是土块、木板。抬头望望，眼前有一条蓝色的影子，可怎么抓也抓不到。我只好向蓝影爬去，用手一摸，原来是个大洞，洞外是蓝色的天空。

幸存者艾传贵说，我们普丛村在地震中，死亡613人，占总人口的23%。昔日美丽的村庄，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废墟，砖瓦遍地，哭声四起，凄惨之状随处可见。

观音村的钱学德，1月4日结婚，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跑到天井时，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亲、小妹三个人。埋葬亲人的时候，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尸体，让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挖了8个洞，来回上山8次，累得坐下就起不了身。

五街村的陈福军，地震时未满10岁，与姐姐同床，二人被深埋在土墙里。他的嘴刚巧被一片瓦堵住，呼吸极其困难，无法呼救。他的脚掌压在姐姐的屁股上，感受着姐姐挣扎、冒冷汗、流尿，直至死亡的过程。当时每当感到姐姐在向他求救时，他就使劲地啃那片瓦，直至把瓦咬烂了。他被救出来后，嘴唇肿得像猪嘴，没法吃饭。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不幸遇难，别人把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大家都认为娘俩死了，准备埋完其他尸体，再返回来埋娘儿俩。可是，当人们返回来时，看见那个孩子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周恩来总理肯定地说：比邢台地震厉害啊

　当大地震发生后仅两小时，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副组长刘西尧就决定：由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英勇带队，耿庆国和其他几位地震科学家参加，立即飞赴云南地震现场。5日上午，他们飞到昆明，乘车抵达通海极震区后，刘英勇就接到了刘西尧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1月5日凌晨作出的重要指示。耿庆国在刘英勇身边做着笔录，周总理指示：“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

1月24日，刘西尧打电话给在通海的刘英勇，指定刘英勇和耿庆国立即返京出席已于1月17日开幕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向会议代表报告通海地震情况。

2月5日是己酉年除夕，会议代表没有放假。晚上，军代表王克仁和刘英勇告诉耿庆国：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1970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做重要讲话，事先他要刘西尧找几位青年专家给他讲讲有关地震的情况。2月6日是庚戌年春节。晚上10时整，由刘西尧率领，分乘几辆轿车从北京科学会堂开至中南海国务院小会议厅。一下车，耿庆国就抓紧时间，把云南通海地震的震害照片等，一一悬挂或摆放在周总理坐席前面。他刚刚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周总理就微笑着走了进来。

周总理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他首先询问在座的同志：“这次云南地震是否比邢台地震厉害得多？有到过云南现场去的没有？有到过邢台现场去的没有？有没有两个地方都去过的？”与会人员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又详细看了全部震害照片之后，肯定地说：“比邢台地震厉害啊。”接着周恩来用了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听取了关于云南通海7.8级地震和1970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救援非常及时，也非常有效

　通海大地震，震动了西南，震动了全国。一场全省、全国性的紧急救援于当天夜里拉开了帷幕。那天夜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省人民政府、昆明军区的领导谭甫仁、鲁瑞林、黎锡福等人，被强烈的地震波惊醒，他们立即奔赴指挥岗位。当时，最重要的是弄清发震地点及其灾情，但由于震感强烈，昆明海源寺的地震监测仪器记录出格，一时难以确定震中。他们只好通过省直属机关的电话和部队无线电台来确定灾区。凌晨2时30分，他们大致圈划出了受灾范围。4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1月5日上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就带领军队干部赶到通海，主持抗震救灾工作。

通海大地震发生后，远在北京的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当时就获知了这个消息。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副组长刘西尧亲自调兵遣将，指定刘英勇带队，组成“通海综合地震考察队”(15个单位的250余人参加)，飞赴灾区，开展抗震救灾、灾情调查与观测等工作。

地震发生在凌晨，几个小时后，第一批救援人员就出现在地震灾区。获悉了通海地震灾情的玉溪专区革委会，一方面立即派出专区机关工作人员和厂矿工人，连夜赶往通海县城。另一方面，他们也设法向云南省革委会、省军区汇报。4时左右，玉溪专区革委会派来的救援人员就赶到了通海县城，他们立即与当地居民一起抢救废墟下呼救的人们，奋力用手挖刨出许多伤员，并一一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解放军驻峨山某部自救脱险后，采取果断措施，迅速率领全体指战员，全力以赴，向人口密集的地区跑步前进，投入救援，当即救出受灾群众584人。解放军驻建水部队，一接到命令，连夜赶赴通海，途中因交通阻断，只好下车跑步前进。天未亮就赶到高大乡的各个村寨，把许多废墟下的农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一下车，医疗队立即奔赴县城和其他6个公社的8个重灾区。

地震后曾以为是核战争爆发

　从1969年8月开始，中国的政治又多了一份重要内容——“要准备打仗”。因此，当通海大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不少干部、群众都认为：核战争爆发了。

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在一份材料中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打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

一位当年的民兵回忆说：“地震第二天，天上飞来了大飞机，我们以为敌人来轰炸了，立即跑到甘蔗林里，用一支没带子弹的老式步枪瞄着它。”

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许多人却被埋死了。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

灾区人民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

　通海大地震发生时，全国处于极度紧张的战备状态中，由于“文革”武斗迭起，社会混乱，生产锐减，物资奇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灾民最缺乏填充肚皮的食品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支援”：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143514封慰问信。

灾区人民似乎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完全超越了一切，人们自然而然地“旷傲而崇高”起来。灾区人民除了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之外，还提出“三依靠”——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国家对国际援助的态度是：我们感谢外电，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内债、外债都没有，我们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拒绝外援，各灾区纷纷退款、退粮、退物——

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当即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

通海县的黄龙大队只收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别的物资，全部退还。

“通海大地震”是地震科学研究中的“显学”

　以1966年3月8日5时29分的邢台地震为标志，20世纪中国地震一个罕见的“高潮幕”随之来临。严峻的地震形势引起了政府的极大关注。从1969年10月起，拟议中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

在这之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了周总理极大的重视。周总理希望将地质力学理论引入地震预报的实践中，曾多次指示在大学里要办一个“地应力”专业。邢台地震后，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周总理对李四光的观点非常欣赏，当场表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气，解决世界上解决不了的难题。

中国地震科学家怀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抱负，决心“首先”解决这个世界难题。通海大地震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从那时起，“通海”二字已经深深地铸入了中国地震工作发展史的里程碑，毫无疑问地成为一颗“明星”。地震发生后，周总理在听取通海地震情况汇报后做出重大决策：立即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讨论地震工作的全局性问题。

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中国地震工作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289名代表出席会议。1月25日，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英勇从通海地震灾区返回北京。26日，在大会上作了“通海地震”的报告。2月7日，周总理在接见会议全体代表时说：“今年1月5日云南地震损失比邢台大得多，以后还有余震。从这几次经验，从中国历史积累的经验，从有科学仪器记录以来，总结人类的历史经验。”

周总理讲完以后，李四光又说：“这次，云南地震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和同志们一样，心情很沉重。事情过去了，我们只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

会后，广大地震工作者表现出了博大的胸襟与无私的献身精神，他们舍弃原来熟悉的专业，离开多年工作的故土，按照地震工作归口大联合的统一部署，毅然踏上地震预报的征途。

通海，成了他们“向往”的地方；通海大地震，成了他们的重点调查和研究课题。一大批地质地震研究专家站在通海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一大批地震预测预报专家从通海窥视“震魔”的机密。一位地震科学专家说：“的确，通海是中国地震研究的舞台，为中国地震研究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是新中国地震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闪亮点。（图片由杨杨提供）

1970年1月5日，一场7.8级大地震——通海大地震将众多亲历者的记忆定格在那个恐怖之夜。

这场与六年后的唐山大地震相同震级的地震，重创了通海、建水、峨山、华宁、红塔区一带，波及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造成七县区15621人死亡，死亡人数仅次于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三次大地震之一。震中通海县伤亡最为惨重，全县死亡4426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64%。

整整四十年时间过去了。在纪念通海大地震四十周年的日子里，那段尘封的话题又开始撞击玉溪人的神经。尤其对于亲历了那场地震的人来说，那个梦魇般的日子始终未曾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