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绛谈往事》实际上相当于一本杨绛先生的自述。书中记录了自杨先生出生至九十八岁的经历，在大量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史料翔实且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叙述清晰生动，与杨先生的语言风格非常近似。书稿完成后，杨先生题签并作序。“序”中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书中并插有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从未发表过的钱、杨一家不同时期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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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名称：听杨绛谈往事

作者:吴学昭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页码：413 页·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108030832

·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市场价： ￥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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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纪念钱锺书先生辞世十周年。

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杨绛

内容简介

《听杨绛谈往事》不是对一个家庭私生活的津津乐道，而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和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作者简介

吴学昭，今年79岁，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曾任《中国儿童》主编；《中国少年报》副秘书长，负责编辑事物；新华社、人民日报驻外记者；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的女儿。

杨绛简介

杨绛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认识钱钟书，二人结成夫妇。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育有一女钱瑗（1937-1997）。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

，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八十年代以后的杨绛，没有再将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尔的写写散文，杂文，回忆短文一类的。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从大白话中显现出的智慧，至今还被喜爱她的读者津津乐道。90年代后因为钱钟书先生和钱媛相继生病去世，杨绛基本停止了各种工作。在父女两人相继去世后，她更是隐入深居。一直到她92岁高龄之时，才重新提笔，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钟书和钱媛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高)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目录

序（杨绛）

1　北京女孩

2　阿季回南

3　启明小鬼

4　振华女生

5　东吴高材生

6　清华借读生到研究生

7　留学牛津

8　在巴黎

9　振华分校校长

10　酷哉此别离

11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2　妻子·情人·朋友

13　重返母校清华

14　我是一个零

15　体味人生

16　我仍是一个零

17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8　剩了我一个

19　“逃——逃——逃——”

后记

图书章节

1.北京女孩

杨绛先生平时说普通话带点南方口音，可每当忆及往日北京旧事如说邻里间的和气有礼，见面总招呼“您早，吃了吗？”“您慢走，回头见。”……竟是一派京腔。一次谈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静斋生，那时女生宿舍有会客室，男同学来访，通常由宿舍的女佣高声通报，得到通知的女生就到会客室会客。“×××小姐有人找！”杨先生为我们摹仿宿舍女佣的呼叫，京味十足呢。

杨先生似乎对来自贝满女中的清华小女生印象颇深，她们特孩子气，日常言谈中频繁出现的不外这五句话：“哎，好玩儿”；“好看；“给我”；“讨厌”；“打你”。那发音吐字之纯正，语调神态之娇憨，脱儿一个北京女孩！我正惊讶杨先生善于捕捉人的特点，蓦然想起她本来就曾是个北京女孩。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日），杨先生在北京出生。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当时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并应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之请，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按说杨先生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不会受到太多重视，没想到父亲老圃先生竟对这第四个女儿从小特别钟爱，宝贝得不知怎么宝贝才好。也许因为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因为婴儿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老圃先生为女儿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据说阿季生性爱笑，出生时哭完以后，眼睛滴溜溜四处看。尽管家里因时局动荡、各地骚乱而极度不安和苦恼，她笑得非常开心。她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因为老圃先生爱吃冰淇淋，经常家里自制。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妈荫扮给她尝点冰淇淋，小嘴都冻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个姐姐，都生耷无锡，接生的稳婆（亦称“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铜钱，即十个铜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称，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接生费是十五两银子。姐妹间说笑着跟阿季算账，说他们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费，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两银子的一个零头（因一两银子比一枚银元贵）。

爸爸曾对阿季说：“阿季，你一生出来就被人讨厌。”当时，她家

和她的景苏叔公（即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杨志洵老师）比邻。他们家的女佣过来问：“生了？小子还是姑娘？”答：“姑娘。”那女佣说：“讨厌死了！”老圃先生听见了，赌气给她一元银币“报喜钱”。阿季事后听爸爸说了，很不服气。爸爸说那女佣“欢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称心满意，哪还讨厌呢？”

虽说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无锡老家，所以阿季一时成为家里的“独养女儿”，欢乐的中心。

妈妈告诉阿季，她出生后，有时哭闹，爸爸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独享有的“殊荣”。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宝形：大姐和八妹长得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内了）。据二姑妈荫卡分说，阿季初生的时候，抱她要两手凑近了托住，分得太远就掉下去了。阿季长大后身材短小，爱猫的老圃先生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只是阿季当“独女”的时间不长：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辞职回南照顾祖母等，随即偕妻携阿季到上海避难，与大姐、二姐会合。再后来，大弟宝昌、小弟保傲、七妹杨黍、八妹杨必相继出生，阿季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弟两妹，复为众多姐弟中的老四。

阿季在家从不争宠，但她天资聪慧，善解人意，与父母特亲，对父母有声的教诲，无言的榜样，感悟深、吸收快，点滴人心。

阿季的父亲有点与众不同，这固然源于他率真豁达的天性，更与他的学养有关。他为人处世刚正磊落；对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轻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宠他们。他认为，孩子不能宠，不能每个要求每件事都take for granted，他（从孩子的角度说）“视为应得”；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说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归怕，却和父亲很亲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欢孩子的。钱锺书先生初次见到老圃先生，也有点怕，后来他对阿季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父亲用无锡话称孩子们“老小”。当老小们放肆淘气影响他工作时，他不动手也不训斥，只是请母亲把老小引到别处去调教。

父亲喜欢饭后孩子们围绕着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放焰口”这个从孟兰盆会借来的辞儿，在杨家意思就是爸爸请客，被孩子们用来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口”的时候，老小欢喜，爸爸高兴，天伦之乐无穷。所以，许多年过去，老小们已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还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么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种亲情交融的温馨。

阿季手巧，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管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脱壳去衣。总之，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准保收拾得千干净净。

老小们懂事，往往中午饭后“放完焰口”，大家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父亲有一次却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行步做事，蹑手蹑脚，没有一点声响。冬天家里只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都用煨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需不时加煤，阿季动作轻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式夫妇间不多见的。

阿季的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据杨先生说，妈妈这个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给改的。因为在北京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时，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礼服，戴大礼帽，到怀仁堂贺节；晚上改穿夜礼服，携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杨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妈妈小名细宝，不知大名叫什么。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杨先生还记起一个笑话。每年元旦前夜，妈妈说，“大礼帽得拿出来”，她大弟必大哭一场，说“大狸猫不要拿出来”。

阿季母亲与老圃同年，二十岁结婚时，老圃还是学生。母亲读书识字（因唐家是富商，家里延聘女先生教女儿们读书认字），通情达理。曾在上海务本女校随班听课，爱看小说，新旧都读。结婚两年，父亲由上海南洋公学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不久，得知妻子临产，特向官方请准事假回国探视，刚好在长女寿康出生前夕赶到家里。虽然来去匆匆，在家逗留不过一周；母亲心上快慰，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动，视为生平得意之事。

父亲留日归国后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母亲为父亲特制一条假辫，钉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归来将抵家门，觉背后有人拉住假辫掩两下。父亲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帮助筹款，潜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学，考入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次年7月，通过论文，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即到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

父亲一去四年多，母亲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和妯娌及侄儿女一同生活，抚养三个女儿。1910年父亲回国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律师，旋被先后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他因杭州恶霸杀人案，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阿季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阿季形容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eres）。”可惜阿季当时年幼无知，对父母那时断时续的谈话，听了也不甚经心，如今的领会，乃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所得。我曾问杨绛先生，她父亲和母亲那种畅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她们姊妹的影响。杨先生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我想，这也许是杨先生过于自谦，否则“我们仨”那种不寻常的遇合，相互关系怎会处得如此自然和谐，而钱杨式的“人性与世态”又演绎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岁那年随父母重返北京，开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这次北上，大姐二姐没有同来，仍留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无锡。后来父亲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迁居杭州。母亲生小弟弟时，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顾母亲坐月子，携着三姐同到杭外州。

那时阿季三岁，是家里的宠儿，很浑，第一次见到三姐，命她“叫声季康官嘛”。三姐说“我为啥叫你？”那时，大姐、二姐也从启明回来全家团聚。阿季最喜欢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姊妹中最聪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别后再也没能与父母弟妹团聚。她因患副伤寒于1917年死于上海，还不到十五岁，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伤心事。赶去探望的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圣心学校上学，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启明住读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东城。房东是满族，阿季因此得见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在鞋根而在鞋底正中，木制，圆形，用整块木头刻成，所以不易折断，穿上能稳步健行。老圃先生曾问阿季要不要穿高底鞋。阿季认真思索了一下，很认真地说：“要！”

阿季进了贝满幼儿院上幼儿班。后来全家迁居西城东斜街25号，阿季就随三姐闰康到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阿季上学前班。

阿季六岁，在第一蒙养院学前班毕业，改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仍与三姐同校，每天乘黄包车往返。父亲上班乘马车，三叔上班坐包车。三叔病重回无锡老家，包车归阿季家所有，车夫也由她家专用，她们就改乘包车。

她们中午在学校包饭。那时在女高师任“学监”的三姑母荫榆，有次在小学生进餐时陪来宾到饭厅参观，整个饭厅顿时肃然，大家专心吃饭。阿季背门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饭粒。三姑母过来附耳说了一句，阿季赶紧把饭粒捡到嘴里吃了。旁的小学生看样也赶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饭粒捡来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形容这一群背后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一个白脖子，两根牛角辫”，一个个忙不迭捡饭粒往嘴里送，有趣极了。三姑母说时笑出了她的细酒涡儿，她显然很喜欢这些小女孩。

也许是三姑母的缘故，阿季不时被女高师的学生带到大学部去玩，演戏的时候被借去当“花神”，运动会上和大学生一同表演跳绳。

1917年春夏，正当阿季无忧无虑地享受她童年的快活时，家里却遭到巨大的冲击，经受了严重的挑战。作为一名刚入初小的学生，她弄不明白怎么一向勤勉奉公的父亲忽然不上班了，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早稻田同学王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制作植物标本了，个把星期才晒得黑黑的回来。不久，家里的马车卖了，两匹马也卖了，大马夫、小马夫全走了。家里只剩包车了。

又过了两年，阿季升入初小三年级。从不出游的母亲接连游览了颐和园、香山等京郊名胜，还买了好些梅花点舌丹、紫金锭之类的北京名药，宫制绢花等北京特产，准备带回家乡送人。随后，又收拾行李准备回南。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清晨，阿季就跟着父母一家人登上火车回南方去了。

这已是阿季第二次“回南”。上次是她出生不久，辛亥革命前夕，局势动荡，地方骚乱，父亲辞职回南侍奉祖母，又到上海避难；可这次回南，虽然听三姐说过好多次，却糊里糊涂全没放在心上。直到突然离家时才想到她还没向要好的同学告别，“心上很惆怅”。

久后才知道，原来父亲主持工作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违犯了官场的惯例：该厅开始侦查后，尽管传唤、讯问、搜查证据及交地方厅继续侦查，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本无丝毫不合，只是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总长，曾担任过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诸多要职，非一般等闲人物，许多上级官员，纷纷为他说情。传唤当晚，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父亲就被司法总长停止职务了。司法总长张耀曾事先就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发、议会质询，意欲停止侦查此案。父亲不理会上司默示，反“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为许世英道德高尚，绝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回答说：‘交情甚浅，并不能保。’”司法总长话虽如此说，但当京师高等检察官于1917年5月4日传唤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搜查证据时，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阿季以后据当时的事实推断，父亲停职的时间不长，大概就是上山采集植物标本那个把星期。停职后虽未恢复原职，仍在司法部任职。但精研法律、热衷法治的父亲，经此事件，很是心灰，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无意继续做官。他和上司顶牛了。两年之后，辞职南归，没等辞呈照准就带了全家动身南下了。

给阿季留下印象至深的是离开北京那天，火车站上来为父亲送行的人异乎寻常的多，“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这也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吧，我想。当时的社会公众舆论是同情和支持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的。1917年5月25日、26日的《申报》，在报道“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许世英交付惩戒”的要闻时，就将杨检长的申辩书全文与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原呈同时刊出，使读者对“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

杨荫杭的申辩书，依据法律法理，义正词严地说明问题实质，逐条批驳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呈文，将司法总长强指的所谓“违背职务”驳得一无是处，并指控司法总长“交付惩戒”之不合法，有袒护之嫌。申辩书气势之壮，充分显示出他的大义凛然和当时的激愤之情。

上述资料是一位读者在读了杨绛先生《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后向作者提供的，因此未及编入《老圃文集》。2006年2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干校六记及将饮茶等篇》，杨绛先生将以上资料作为《回忆我的父亲》的附录，收火书中，对于了解此案和杨老先生的性格主张当会很有帮助。

1992年，我偶翻阅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在许世英名下，读到：“1916年6月，任内务部总长；7月任交通部总长，后因受贿案去职。”据载，此人于1950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64年病逝于台北。著有《许世英回忆录》。惜未找见该书，不知作者有没有“回忆”及1917年5月被京师高检厅传讯一事。

2.阿季回南

上次回南，阿季还是个抱在手里的婴儿，一切浑然不晓。

这次不同，她已是自个儿东跑西颠、问这问那，充满了好奇的小学生了。

阿季问爸爸：“这火车上座椅的扶手怎么还包着丝绒、镶着花边，好讲究！”爸爸告诉她，这是头等车。“那外国人坐的（车厢）是几等昵？”阿季又问。她发现洋人乘的车厢是方的，没有一排排的座椅，有点像人家的客厅，他们围着桌子吸雪茄烟，喝汽水，还有沙发。爸爸没好气地答说：“二等！”阿季不明白二等（车厢）怎么比头等还舒服？她太小，还品味不出爸爸对洋人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的反感。

阿季随爸爸妈妈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住了两天客栈，登上一艘名叫“新铭”的海轮，一直南行，驶往上海。这轮船就像电视剧《围城》中顾尔谦、李梅亭等乘的三等舱那样又脏又挤又乱。阿季家行李特多，许多箱书，还有包括全部家当的箱子、网篮、铺盖。一家大小还有一个门房臧明和他的妻子臧妈，外加一只蒙着薄布的字纸篓子，里头藏着爸爸宠爱的那只黄白色狮子猫，也“夹带”着坐车乘船，跟大家一起回南。

爸爸站在乱糟糟的岸上照料行李上船，一直抱着七妹妹，没有片刻离手。阿季知道三岁的七妹妹够重的，她心疼爸爸长时间抱着个小胖墩儿，一定累得够戗。旅客上船时，妈妈带着一群孩子，由男女佣人照看，爸爸抱着七妹妹最后一个上船。当他正要抬脚跨上架在轮船和岸上之间的小木桥时，小木桥因船头移动，突然掉人海里。阿季在船上眼睁睁地望着爸爸，吓得要命，她怕爸爸上不了船了！然而爸爸抱着七妹妹从容地由搭在船尾的跳板上船了，行李也全都上了船。

大家在船上聚集后，妈妈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小马桶，让孩子们方便。一家人并不都在一个房舱，阿季和三姐就在另处，不过舱是连着的。

轮船渐渐驶入大海，过黄水洋、蓝水洋、黑水洋。过黑水洋，轮船晃动厉害，大家都晕船了。但晕船也止不住孩子们的淘气和好奇。阿季和三姐是上下铺，当时阿季八岁，三姐十三岁。阿季要跟三姐捣乱，就用脑袋顶上铺的横板，让她不能安睡。不过两人要好的时候居多。三姐想看海上日出，她告诉阿季如醒得早，就叫醒她。后来还是三姐叫醒了阿季，她爬上上铺，和三姐一同看太阳从海面升起来。先是两个半圆的太阳，慢慢变成两个整圆的，然后分开，颜色由深红变金红，太阳就从海里出来了，阿季那时还不怎么会形容，只觉得“好看极了！”

两三天后，到了上海。下了轮船，换乘“拖船”。所谓“拖船”，就是拖在小火轮后面的一大串船，依靠火轮船的动力向前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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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眼中

“听杨绛谈往事”的故事

刘淑玲

1

《听杨绛谈往事》终于出版了，这是一对年龄相加达177岁的老人共同完成的一本书，书的内容自不待言，这本书的诞生就是一个传奇。

杨绛说：“经我的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

这是杨绛的传记，又不只是传记，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2

杨绛的人生故事离不开钱锺书，他们相濡以沫63年的婚姻是杨绛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听杨绛谈往事》记录了独有的钱杨式“人性与世态”。

杨绛是智者，这种智慧与修养反映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分外精彩。钱锺书说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个角色：妻子、情人、朋友。这是对杨绛的至高评价，也是真实写照。杨绛出身名门，是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的MissYang，是家世丰厚、养尊处优的“四小姐”，却在婚姻生活中默默地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务，敬老抚幼，诸事忍让。尤其是战争时期动荡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大家闺秀降为“灶下婢”，尽管十分劳累辛苦，脸上总笑眯眯的，没有丝毫委屈怨尤的表情，还在灶旁炉边完成她的剧作。所以钱锺书叹曰：他娶到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是无所不能的人。生活中的钱锺书笨拙，书呆子气十足，杨绛体贴关爱，并用她的幽默把这一切智慧化了。她对钱锺书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紧”。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打翻了，“不要紧”。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锺书的一生。她对爱情的诠释不是Iloveyou，而是Ido，Ibe。有一次，杨绛要捐掉她为钱锺书织的一件毛衣，钱锺书却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对于从小嗣出的钱锺书而言，这样的爱情该值得何等珍爱。杨绛说：“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这句话看似平静，胜过一万首爱情诗。杨绛先生用最高的智慧，实践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是一部知识女性的爱情读本。

杨绛是著名作家，《听杨绛谈往事》里很大篇幅是对杨绛作品的评述，这种评述的方式极其特别，有杨绛自评，也有钱杨互评，再现了很多作品诞生时的历史场景与深层契机，是一部鲜活的微观文学史，可以看作杨绛作品研究的特殊史料。

没有人比钱锺书更了解和欣赏杨绛的睿智才华。书中记录了钱锺书对杨绛作品的精彩点评。比如对杨绛散文，钱锺书就自愧不如并万分折服：“杨绛的散文比我好。”“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他对杨绛说：“照常理讲，我应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有出版社要将我年轻时的作品与你现在的作品放在一起出版，我不太献丑了吗？”杨绛的作品，人们最喜欢的是她的《干校六记》和《洗澡》，钱锺书却认为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笑话”》是杨绛最好的中篇小说。《“大笑话”》表面看来夸张幽默，实则悲剧感极强，揭示出把世俗当做智慧的所谓知识者中，心相知的两情相悦更难寻觅，更容易被毁灭，也更弥足珍贵。从钱锺书对《“大笑话”》的激赏可以体会到他写《猫》和《围城》等小说的用心。对杨绛的剧作，钱锺书也发表过知音之言。杨绛的第二部话剧《弄真成假》上演之后，钱锺书看了回来说：“我也要写，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杨绛的话剧催生了《围城》。对她的译作，钱锺书都有真知灼见。杨绛对钱锺书作品的解读，书中都一一道来。作为作家，他们都是独立的创作者，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相知的人，他们的作品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听杨绛谈往事》第一次把他们这种血肉相关的文学体验记录下来。因而“钱杨互评”，成为《听杨绛谈往事》中最有意趣的内容。

3

杨绛的一生动荡不宁，但她一路走来荣辱不惊，气定神闲。作者说，她听杨绛谈往事，思考最多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杨绛的人格魅力到底在哪里？

的确，杨绛是个奇女子。抗战时期，放下大家闺秀的身份，颠簸辗转仍温婉坚强；“文革”期间，发配干校却旷达乐观，还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干校六记》。她历尽坎坷却淡定如水，饱经世事却纯真依旧，晚年生活有如“龟蛰泥中”，却胸怀大爱，料事如神……

这本书，有两个章节都是以“零”命题：《我是一个零》《我还是一个零》。能够把自己归为“零”的人是了不起的。“零”是一种至高境界，是一切的起点。“我必须把自己降为零，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永远不能解脱。”这是甘地在自传中向世人的宣言。杨绛不是政治家，她的“零”代表着本真：保其天真，成其自然，身处卑微，脚踏实地。竭尽一切远离虚荣，不慕虚位，努力保持真我，显示了她的人格力量。

杨绛说：学会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要以理性锤炼心性，保持幽默和旷达。杨绛一生与幽默相伴。幽默来自于她对这个世界的爱，就像一盏灯，照亮了她的性情、才华和智慧，使她保持一颗仁厚和博大的心，拥有仁慈和勇敢。正因为如此，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许多让人感动唏嘘又钦佩不已的历史片段，却在她的叙述中妙趣横生，黑暗的人生被她一笑带过。

比如书中有一节叫《体味人生》，回忆了许多杨绛在干校生活中的有趣片段，其中一个场景就是“拉野屎”。作者说，杨绛回忆起这个惊险的夜晚时，仍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个留学牛津、学贯中西的美才女，在被改造的日子里，不得不在天寒地冻、漆黑荒凉的山村郊野，学着猫儿留下一处“野屎”，这是中国历史多么有趣的一个细节。这些细节杨绛并没有写在《干校六记》中，我们何妨把它们看作《干校六记》的续篇？

《听杨绛谈往事》写作时，适逢中国话剧百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上演杨绛先生早年话剧作品《弄真成假》和《称心如意》。杨绛先生的往事回忆又与现实联系在了一起。她特意亲笔撰文《杨绛与杨季康》，发表于2007年10月15日《文汇报》。96岁高龄仍是文笔生动，一派纯真。

钱锺书先生离去后，杨绛按照钱锺书的意愿，于2001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Philobiblion Scholarship），取拉丁语“爱好读书”之意，也是来自钱锺书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时所主编馆刊的名称，把他们夫妇全部已有和其后发表作品所获得的稿酬全部捐出。杨绛说：“在中国，一字一句的钱我都捐了。”她翻译的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卖了80万套，已资助几百位同学获奖。有人把杨绛看作是堂吉诃德的化身，是仁慈与博爱的使者。多年来，吴学昭一直协助杨绛先生管理“好读书”奖学金。《听杨绛谈往事》最欢乐的一章就是记录这个既是往事却仍在继续着的故事。

《我们仨》和《我们的钱瑗》出版后，我惊异于一个老人能够坚强地支撑着如此孤独的生命，原来在她的灵魂里“我们仨”永远活着。看了《听杨绛谈往事》后，终于明白这个老人生命的力量来自哪里——不仅有“我们仨”，还有更倔强的信念，更旷达的人格，更广博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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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昭自幼学习英文，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又担任多年的驻外记者。为了让杨绛先生在温馨亲切的氛围中追忆往事，她从来不用录音机，而是默记。每次谈话后她都马上整理成文，而后经杨绛先生审读，一些记忆有误或不甚确切的地方，她就反复回忆，并送杨绛先生订正和修改。她不用电脑写作，她的文章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每个字迹都整齐清晰。杨绛用铅笔订正，也整整齐齐地写在一侧，密密麻麻。在看这些细小的字迹时，吴学昭总是凝神专注，然后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补充。为了考证钱锺书日记中提到的元次山文《水乐说》中的一段话，她曾冒着38度的高温到图书馆去查阅校订。

书中涉及到了很多杨绛的老友，有些还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作者都客观地记录下来，还原历史事件中的生动片段，揭开了许多尘封往事。娓娓道来，文笔质朴，温婉亲切，和杨绛的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说，对待历史，不回避，不粉饰，因为，杨绛的“往事”并不只是个人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环节。

吴学昭特别感动杨绛先生《走在人生边上》对灵魂的追问。写作《听杨绛谈往事》时，她身旁就放着这本书。华兹华斯（W.Wordsworth）说过：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是人生的至高境界。“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这是杨绛和吴学昭都非常喜欢的名言。

书稿完成后，原本打算收录杨绛先生的照片一百多幅。但作者执意要压低书的定价，忍痛减少照片数量并缩小了字体。我觉得特别可惜，曾经发表意见说：“书厚一点没关系，但一定要做得漂亮，这些照片都要用上，还要把字体加大才好。”但她说：“书是写给大众看的，不是要存在象牙塔里！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买不起太贵的书，写书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从中体味人生，学习做人。我不用这本书来赚钱，也不要那些华而不实的包装，我只愿意拥有广大的普通读者。”

2008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