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唐太宗后宫 |
| 释义 | 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历史上大大有名，知道她事迹的人也挺多，不过知道她父亲的事迹的人却不多。唐太宗的这位岳丈名长孙晟，是隋朝有名的英雄将领，武艺超群，计策也极出众，当副使护送北周的千金公主与突厥成婚，突厥可汗与他外出游猎，看见两只大雕飞来争肉，给他两箭，长孙晟一箭双雕，突厥可汗很高兴，让子弟贵人接近他学弹射，长孙晟趁机侦察突厥的山川形势，部众强弱，回来以后告诉当时任北周相的杨坚，杨坚十分高兴，非常欣赏他，后来隋代北周，文帝采纳他的离间计，大大削弱突厥势力。 其他嫔妃的史书记载(旧唐书.唐太宗诸子传 新唐书.唐太宗诸子传) 唐太宗后台嫔妃名单(皇后 贵妃（正一品） 贵妃(正一品) 妃(正一品) 德妃（正一品） 贤妃（正一品） 贤妃（正一品） 妃（正一品） 昭仪(正二品) 昭容(正二品) 婕妤(正三品) 婕妤(正三品) 婕妤(正三品) 亡宫(正三品) 亡宫(正三品) 美人(正四品) 才人(正五品) 才人(正五品) 才人(正五品) 亡宫(正五品) 典灯(正七品) 后宫 后宫 后宫 刀人 巢王妃杨氏) 概述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但唐太宗后宫的在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发展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长孙皇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作为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不仅参与了唐初一系列重要事件，并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成就唐太宗的人生功业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唐太宗后宫除了长孙皇后，还有一位被单独列传的徐惠，徐惠工于诗，善进谏。诗作文采华美，深得太宗嘉许。 长孙皇后列传新唐书.长孙皇后传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后，河南洛阳人。其先魏拓跋氏，后为宗室长，因号长孙。高祖稚，大丞相、冯翊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兕，左将军。父晟，字季，涉书史，趫〗鸷晓兵，仕隋为右骁卫将军。后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晟兄炽，为周通道馆学士。尝闻太穆劝抚突厥女，心志之。每语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昏。"故晟以女太宗。后归宁，舅高士廉妾见大马二丈立后舍外，惧，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顺承天，载物无疆；马，地类也；之《泰》，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又以辅相天地之宜。繇协《归妹》，妇人事也。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时隐太子衅阋已构，后内尽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猜。及帝授甲宫中，后亲慰勉，士皆感奋。寻为皇太子妃，俄为皇后。 性约素，服御取给则止。益观书，虽容栉不少废。与帝言，或及天下事，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帝固要之，讫不对。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下嫔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视如所生；媵侍疾病，辍所御饮药资之。下怀其仁。兄无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乘间曰："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不愿私亲更据权於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帝不听，自用无忌为尚书仆射。后密谕令牢让，帝不获已，乃听，后喜见颜间。异母兄安业无行，父丧，逐后、无忌还外家。后贵，未尝以为言。擢位将军。后与李孝常等谋反，将诛，后叩头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今论如法，人必谓妾释憾於兄，无乃为帝累乎！"遂得减流越巂。太子承乾乳媪请增东宫什器，后曰："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 从幸九成宫，方属疾，会柴绍等急变闻，帝甲而起，后舆疾以从，宫司谏止，后曰："上震惊，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请大赦，泛度道人，祓塞灾会。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为恶；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国大事，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龄，玄龄以闻，帝嗟美。而群臣请遂赦，帝既许，后固争止。及大渐，与帝决，时玄龄小谴就第，后曰："玄龄久事陛下，预奇计秘谋，非大故，愿勿置也。妾家以恩泽进，无德而禄，易以取祸，无属枢柄，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愿因山为垅，无起坟，无用棺椁，器以瓦木，约费送终，是妾不见忘也。"又请帝纳忠容谏，勿受谗，省游畋作役，死无恨。崩，年三十六。 后尝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又为论斥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开本源，恤末事。常诫守者："吾以自检，故书无条理，勿令至尊见之。"及崩，宫司以闻，帝为之恸，示近臣曰："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谥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谥文德圣皇后。 旧唐书.长孙皇后传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长安人，隋右骁卫将军晟之女也。晟妻，隋扬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年十三，嫔于太宗。隋大业中，常归宁于永兴里，后舅高士廉媵张氏，于后所宿舍外见大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变而之《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于《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武德元年，册为秦王妃。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册拜皇太子妃。 太宗即位，立为皇后。赠后父晟司空、齐献公。后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太宗弥加礼待，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对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太宗固与之言，竟不之答。时后兄无忌，夙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勋，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太宗不听，竟用无忌为左武候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太宗不获已而许焉，改授开府仪同三司，后意乃怿。有异母兄安业，好酒无赖。献公之薨也，后及无忌并幼，安业斥还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请太宗厚加恩礼，位至监门将军。及预刘德裕逆谋，太宗将杀之，后叩头流涕为请命曰：“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遂得减死。 后所生长乐公主，太宗特所钟爱，及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徵谏曰：“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后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徵宅以赐之。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东宫器用阙少，欲有奏请。”后不听，曰：“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 八年，从幸九成宫，染疾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启后曰：“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仆射房玄龄，玄龄以闻，太宗及侍臣莫不嘘唏。朝臣咸请肆赦，太宗从之；后闻之，固争，乃止。将大渐，与太宗辞诀，时玄龄以谴归第，后固言：“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时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 后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且戒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闲耳。妇人著述无条贯，不欲至尊见之，慎勿言。”崩后，宫司以闻，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 徐贤妃列传旧唐书.徐贤妃传太宗贤妃徐氏，名惠，右散骑常侍坚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其父孝德试拟《楚辞》，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词甚典美。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俄拜婕妤，再迁充容。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上疏谏曰： 自贞观已来，二十有二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小国之庸君，尚图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此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织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鉴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衰祸福之数，得失成败之机，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之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 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顾遇之恩，哀慕愈甚，发疾不自医。病甚，谓所亲曰：“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殁，魂其有灵，得侍园寝，吾之志也。”因为七言诗及连珠以见其志。永徽元年卒，时年二十四，诏赠贤妃，陪葬于昭陵之石室。 新唐书.徐贤妃传太宗贤妃徐惠，湖州长城人。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八岁自晓属文。父孝德，尝试使拟《离骚》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孝德大惊，知不可掩，於是所论著遂盛传。太宗闻之，召为才人。手未尝废卷，而辞致赡蔚，文无淹思。帝益礼顾，擢孝德水部员外郎，惠再迁充容。 贞观末，数调兵讨定四夷，稍稍治宫室，百姓劳怨。惠上疏极谏，且言："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罢耗，漕饷漂没。捐有尽之农，趋无穷之壑；图未获之众，丧已成之军。故地广者，非常安之术也；人劳者，为易乱之符也。"又言："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筑构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又言："伎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鸠毒，侈丽纤美，不可以不遏。志骄於业泰，体逸於时安。"其剀切精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优赐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进药，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复为诗、连珠以见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赠贤妃，陪葬昭陵石室。 惠之弟齐聃，齐聃子坚，皆以学闻，女弟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拟汉班氏。 其他嫔妃的史书记载唐太宗的后宫只有长孙皇后与徐惠有单独的传记，其他都是因为生有皇子而在诸子传被提到。 旧唐书.唐太宗诸子传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杨妃生吴王恪、蜀王愔， 阴妃生庶人佑，燕妃生越王贞、江王嚣，韦妃生纪王慎，杨妃生赵王福，杨氏生曹王明， 王氏生蒋王恽，后宫生楚王宽、代王简。 新唐书.唐太宗诸子传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后宫生宽，杨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阴妃生佑，王氏生恽，燕妃生贞，又生第十一子嚣，韦妃生慎，后宫生简，杨妃生福，杨氏生明。 唐太宗后台嫔妃名单皇后长孙氏,小字观音婢,隋仁寿元年(601年)—唐贞观十年(636年),葬昭陵 谥号：文德顺圣皇后 父母：父亲：长孙晟,字季晟,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隋大业五年(609年)；母亲：高劢(字敬德)女唐太宗 兄弟姐妹：1、兄：长孙无乃,字行布,异母,早亡2、兄：长孙无傲,字恒安,异母3、兄：长孙无宪,字安业,异母4、兄：长孙无忌,字辅机(凌烟阁功臣第一),约隋开皇十九年(599年)—唐显庆四年(659年),陪葬昭陵5、弟：长孙无逸6、姐：长孙氏,嫁王韶7、姐：长孙氏,嫁张琮 子女：1、长子太子李承乾,字高明,武德二年(619年)—贞观十七年(645年)(注：承乾生卒年说法不一,此以墓志为准),谥愍,陪葬昭陵,妻苏亶女(苏威曾孙女) 2、四子魏王李泰,字惠褒,小字青雀,武德三年(620年)—永徽三年(652年),谥恭,妻阎婉(阎立德长女),字婉,武德五年(622年)—天授元年(690年)3、五公主长乐,名丽质,武德四年(621年)—贞观十七年(643年),嫁长孙冲(无忌子),陪葬昭陵4、九子晋王李治,字为善,小字雉奴,贞观二年(628年)—弘道元年(683年)5、十六公主城阳,约贞观四年(630年)—咸亨二年(671年),先嫁杜荷(如晦子),后嫁薛瓘(怀昱子),陪葬昭陵6、十九公主晋阳,字明达,小字兕子,贞观七年(633年)—贞观十八年(644年),可能陪葬昭陵7、二十一公主新城(初封衡山),贞观八年(634年)—龙朔三年(663年),初许魏叔玉(征子),悔婚,嫁长孙诠(操子),后嫁韦正矩(庆嗣子),陪葬昭陵 其他重要亲属：1、伯父长孙炽,字仲光,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隋大业六年(610年)2、舅父高俭,字士廉(凌烟阁功臣第六),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唐贞观二十年(647年),陪葬昭陵3、族叔长孙顺德(凌烟阁功臣第十五) 附注：诸子封号以大家最熟悉者为准,下同 贵妃（正一品）韦珪,字泽,出身京兆韦氏，隋开皇十六年(597年)—唐麟德二年(665年),陪葬昭陵 父亲：韦圆成,字天保 子女：定襄县主李氏(与前夫李珉所生),—唐永徽四年(653年),嫁阿史那忠(字义节,苏尼失子),隋大业七年(611年)—唐上元二年(675年),谥贞,陪葬昭陵 临川公主字孟姜,武德七年(624年)—永淳元年(682年),嫁周道务(范子),谥襄,陪葬昭陵 纪王李慎,—永昌元年(689年),妻陆氏(陆爽女),贞观五年(631年)—麟德二年(665年),谥敬,陪葬昭陵 附注：太宗死后拜纪国太妃 贵妃(正一品)杨氏,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子女：十三子赵王李福,字祐,贞观八年(634年)—咸亨元年(670年),妻宇文修多罗,字普明,?—显庆五年(660年)(宇文士及女),后出继李建成,陪葬昭陵 附注：赵王李福母，永徽朝封赵国太妃，碑文遗失，陪葬昭陵。 妃(正一品)阴氏,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父亲：阴世师,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隋大业十三年(617年) 弟弟：阴弘智,?—贞观十七年(643年) 子女：五子齐王李祐,字赞,?—贞观十七年(643年),妻韦挺长女 附注：1、阴氏父阴世师是隋朝忠臣,曾在李渊起兵后挖了李家的祖坟、毁了李家的家庙,并捕杀李渊庶子李智云 2、贞观十七年(643年),阴氏弟阴弘智挑唆齐王李祐谋反,失败后双双被杀,阴氏受到牵连,被降为嫔，昭陵有阴嫔墓。有专家见到墓志铭上记载阴嫔有生子，但墓志回填已无法验证。 德妃（正一品）燕氏，隋大业五年（609年）—唐咸亨二年（671年），陪葬昭陵 外祖父：观王杨雄 父亲：燕宝寿； 母亲：隋观王杨雄第三女 兄长：燕敬嗣 子女：1、八子越王李贞,字贞,贞观元年(627年)—垂拱四年(688年),陪葬昭陵,谥敬 2、十一子江王李嚣,?—贞观六年(632年),谥殇 附注：1、武德四年入秦王府,贞观元年封贤妃,贞观十八年升德妃,太宗死后拜越国太妃 2、其母与武则天母为堂姐妹,与巢王妃杨氏父为堂兄妹(或姐弟) 3、与杨婕妤为姑表姐妹，与蜀王妃杨氏为表姐妹 贤妃（正一品）郑氏，陪葬昭陵 附注：无子，疑为贞观十七年封，卒年不明，《唐会要》记载陪葬昭陵，目前尚无发现其墓葬。 贤妃（正一品）徐惠，贞观元年（627年）—永徽元年（650年），陪葬昭陵 父母：父亲：徐孝德 兄弟姐妹：1、弟：徐齐聃,字将道；2、妹：徐氏,为李治婕妤 附注：贞观后期入宫,初为才人,后升充容,太宗死后哀慕成疾,拒绝医治,永徽元年死,死后追封贤妃 妃（正一品）杨妃，生卒年不详。 父亲：隋炀帝杨广,北周天和四年(569年)—隋大业十四年(618年) 兄弟姐妹：1、杨昭(萧皇后生),开皇四年(584年)—大业二年(606年),前妻崔弘升女,后妻韦总女,良娣大刘氏,良娣小刘氏 2、杨暕(萧皇后生),字世朏,小字阿孩,开皇五年(585年)—大业十四年(618年),妻韦冲女 3、杨杲(萧嫔生),小字季子,大业二年(606年)—大业十四年(618年) 4、长姐南阳公主,嫁宇文士及 子女：1、三子吴王李恪,一说字为德,武德二年(619年)—永徽四年(653年),妻杨誉女(一说萧氏） 2、六子蜀王李愔,?—乾封二年(667年),谥悼,陪葬昭陵 昭仪(正二品)某氏,隋仁寿二年(602年)—唐永淳元年(682年),陪葬昭陵 昭容(正二品)韦尼子,隋大业三年(607年)—唐显庆元年(656年),陪葬昭陵 父亲：韦匡伯,北周建德二年(573年)—隋大业十三年(617年),谥懿 兄弟姐妹：1、兄弟：韦思言，韦思齐，韦思仁 2、次妹：韦檀特,字毗耶梨,隋大业四年(608年)—唐永隆二年(681年),嫁杨政本 附注：1、为韦贵妃堂妹 2、可能初嫁王玄应,武德四年入秦王府 3、死后追封正一品 婕妤(正三品)杨氏(为杨恭道第三女) 祖父：观王杨雄 父亲：杨恭道 附注：1、为燕德妃为姑表姐妹，与蜀王妃杨氏为堂姐妹 2、其父与武则天母为堂兄妹(或姐弟),与巢王妃杨氏父为堂兄弟 婕妤(正三品)金氏,武德八年(625年)—垂拱四年(688年),陪葬昭陵 婕妤(正三品)某氏,?—麟德二年(665年),陪葬昭陵 亡宫(正三品)某氏,贞观四年(630年)—长安三年(703年),陪葬昭陵 亡宫(正三品)周氏,陪葬昭陵 美人(正四品)萧氏(为萧铄次女) 父亲：萧铄 才人(正五品)武氏,赐号媚,自名曌(即武则天),武德七年(624年)—神龙元年(705年) 父亲：武士彟,字信,北周建德五年(576年)—唐贞观九年(635年)； 母亲：隋观王杨雄弟杨达女荣国夫人 兄弟姐妹：1、兄：武元庆,异母 2、兄：武元爽,异母 3、姐：武顺,嫁贺兰越石(或作安石) 4、妹：武氏,嫁郭氏 附注：为燕德妃堂表妹,杨婕妤、巢王妃杨氏，蜀王妃杨氏远房姑表妹 才人(正五品)萧氏(为萧铿次女) 父亲：萧铿 才人(正五品)崔氏(为崔宏道长女) 父亲：崔宏道 亡宫(正五品)某氏,?—显庆二年(657年),陪葬昭陵 典灯(正七品)某氏,?—仪凤二年(677年),陪葬昭陵 后宫王氏 子女：七子蒋王李恽,?—上元元年(674年),陪葬昭陵 后宫某氏 子女：二子楚王李宽,出继李智云,武德二年(619年)—武德?年 后宫某氏 子女：十二子代王李简,?—贞观五年(631年) 刀人高氏,字惠通,隋开皇十五年(596年)—唐武德九年(626年) 父亲：高世达 附注：是李世民为秦王时的姬妾 巢王妃杨氏子女：十四子曹王李明,后出继李元吉,?—永淳元年(682年),陪葬昭陵,妻元氏 附注：其祖父为隋观王杨雄弟， 《新唐书》：“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魏徵谏曰‘陛下不可以辰赢自累。’乃止。” 《资治通鉴》：明母杨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 后宫正史皇后长孙皇后，河南洛阳人。祖先为北魏宗室长。父长孙晟。仁寿元年生，大业九年嫁李世民。唐代隋后被册为秦王 妃。武德末年储位之争期间，与房玄龄“同心影助”李世民，并在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激励将士。李世民即位后，立为皇后。长孙氏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贤后，自称不涉朝政，但时常以古事设喻劝谏皇帝，更留下“朝服劝谏”的美名；不允许自己的同母兄无忌为宰执，却因不愿留下“恃宠”恶名而请求李世民赦免其参与谋反的异母兄安业；性情不好奢靡，却有以丹羽金叶制作的“歧头履”传世；史载“造次必循礼”，却有活泼浪漫的《春游曲》流传；出生于崇尚佛教的家庭，却斥责佛道为异端，在重病时驳回皇帝为其大赦延寿的决定；对于自己掌管的宫人嫔妃非常仁慈，却敢于在其著作《女则》中毫不留情地指摘东汉明德皇后的过失。贞观十年去世，时年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谥号文德。李世民曾在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魏征婉谏，方作罢。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玩味的历史人物，具备一切成为祸国妖姬特质以及条件的女子却选择了一条往往令今人曲解为压抑刻板的道路。也许结合今人所理解的相悖的两端，我们才能看清一位充满野心的、一生荣宠不衰的、优雅与妖娆并存的、骄傲自负得可爱的贤后的真面目。 妃嫔韦贵妃 韦珪，字泽，初嫁李珉，生定襄县主，后嫁太宗，永徽朝封纪国太妃，在唐高宗麟德年间，又以纪国太妃的身份，陪同高宗武后往泰山封禅。麟德二年薨，陪葬昭陵。 杨贵妃 赵王李福母，永徽朝封赵国太妃，碑文遗失，陪葬昭陵。 燕德妃 十三岁时因“香名逾振”，武德四年，礼聘入秦王府，封贵人。贞观朝原为贤妃，后封德妃，永徽朝封越国太妃，麟德三年，高宗泰山封禅，太妃次于武后而主持终献咸亨二年薨，陪葬昭陵。 郑贤妃 无子，疑为贞观十七年封，卒年不明，《唐会要》记载陪葬昭陵，目前尚无发现其墓葬。 徐贤妃 名徐惠，原为才人，后晋婕妤，充容。高宗追封其为贤妃，陪葬昭陵。 杨妃 （隋炀帝女） 阴妃 封号不明，昭陵有阴嫔墓。有专家见到墓志铭上记载阴嫔有生子，但墓志回填已无法验证。 韦昭容 韦尼子 显庆元年薨，陪葬昭陵。 无名昭仪 某氏，永醇元年薨，陪葬昭陵。 杨婕妤 杨恭道第三女。 周氏 三品亡宫（昭陵实考），陪葬昭陵。 萧美人 萧铄第二女。 崔才人 崔宏道长女。 萧才人 萧铿第二女。 武才人 武则天。 王氏 品阶不明。 亡宫五品 显庆二年薨，陪葬昭陵。 子女皇子太子李承乾（ 母长孙皇后，太宗皇子中最为彪悍聪颖者，深得宠爱，因嫉妒同母弟李泰受宠而怀疑太宗改立，于贞观十七年谋反被废。按律谋反是死罪，因太宗不舍赐死，最后按通事舍人来济的处理方法，使李承乾活了下来，来济也因此得到看重） 楚王李宽（母后宫，过继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逝。贞观初追封，无后，国除。 吴王李恪（母隋炀帝女杨妃） 魏王李泰（母长孙皇后，皇子中最为博学者，最受宠爱者，受宠事件举不胜举，也因此而萌生野心，争夺皇位被贬后，太宗依然十分挂念他，后进封为濮王。永徽三年（652年）死于郧乡县，时年33岁） 齐王李佑（母阴妃） 蜀王李愔（母隋炀帝女杨妃） 蒋王李恽（母王氏） 越王李贞（母燕德妃） 高宗李治（原为晋王，母长孙皇后，皇后去世后，与妹妹晋阳公主一起被太宗带在身边亲自抚养长大，深得父亲宠爱，太宗出去游玩经常带在身边，立为太子后，应该出居东宫，因太宗不舍硬把他留在宫中，十天半月才回东宫一趟，被褚遂良、刘洎谏不可过于私爱） 纪王李慎（母韦贵妃） 江殇王李嚣（母燕妃，早薨） 代王李简（母不详，早薨） 赵王李福（母杨贵妃，后过继李建成为嗣） 曹王李明（母巢剌王妃，后过继李元吉为嗣） 公主襄城公主 下嫁萧瑀子萧锐（公主雅有礼度，太宗每令诸公主，凡厥所为，皆视其楷则） 汝南公主 南平公主 先嫁王珪子王敬直，王敬直获罪流放岭南，改嫁刘玄意，陪葬昭陵 遂安公主 下嫁窦逵。逵死，又嫁王大礼，陪葬昭陵 长乐公主李丽质（母长孙皇后，太宗特所钟爱的女儿，出嫁时因给的嫁妆倍于长公主被魏征谏。下嫁长孙冲） 豫章公主（长孙皇后养女） 巴陵公主 下嫁柴绍子柴令武，因“房遗爱谋反案”，永徽四年赐死，显庆中追赠比景（北景）公主，立庙于墓 普安公主 下嫁史仁表，陪葬昭陵 东阳公主 下嫁高履行 临川公主 母韦贵妃，下嫁周道务，永淳元年薨，陪葬昭陵 清河公主李敬 字德贤，母不明，下嫁程知节子程怀亮，薨麟德元年，陪葬昭陵。于贞观二年诏封清河郡公主，食邑三千户，年约五岁，是目前所知唐太宗李世民诸女中受封年纪最小者。 兰陵公主李淑 字丽贞，母不明，下嫁窦怀悊，根据碑文，卒年不晚于显庆四年；墓志为第十九女，与新唐书不符，陪葬昭陵。 晋安公主 下嫁韦思安，又嫁杨仁辂，陪葬昭陵 安康公主 下嫁独孤谋 新兴公主 城阳公主（母长孙皇后，公主出嫁前，唐太宗专门为她卜卦，下嫁杜荷，又嫁薛瓘） 高阳公主 下嫁房玄龄子房遗爱 金山公主 晋阳公主李明达（母长孙皇后，皇后去世后，与哥哥李治一起被太宗亲自抚养，为太宗最宝贝的女儿，多受众臣喜爱，有其母风。十二岁去世，太宗悲痛欲绝，一个多月不能正常饮食。） 常山公主 新城公主（母长孙皇后,初许配与魏征长子魏叔玉，后因魏征生前荐人失当，太宗因而悔婚。初嫁长孙诠，太宗特升其公爹为岐州刺史。后嫁韦正矩） 长孙皇后与徐惠唐初后妃进谏与政治清明的关系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 06期 【作者简介】杨小敏（1966-），女，甘肃甘谷人，天水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从事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 【摘 要】唐朝初年，长孙皇后、徐贤妃的进谏对唐代政治的清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她们的进谏是与个人素质和社会政治环境分不开的。 【关键词】唐代；后妃；进谏；政治清明 后妃是中国古代妇女群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它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朝初年，有几位值得一书的后妃，她们的行为影响了唐初统治者的决策，促成了后世史家给予这些统治者以莫大的荣誉，使他们的英名流芳百世。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便是其中的两位。 长孙皇后与唐初政治的关系长孙皇后与唐初政治的关系可谓密切。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为了争夺太子李建成的皇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当时为秦王妃的长孙皇后参与了这次事变。事变前，她在宫内千方百计地讨好唐高祖，争取把诸妃嫔拉到自己一边，以获取她们的支持。事变中，她又亲自慰劳鼓舞将士。“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1]（P2164）而且，长孙皇后还和事变的关键人物房玄龄、杜如晦一起策划了事变。褚遂良在为房玄龄表功的时候就说：“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与臣节，自无所负。” [1]（P2463）可见，玄武门事变的成功，离不开长孙氏的一份功劳。而她在事变中的出众表现， 反映出她有着非凡的政治手腕和才能。事变的成功，使李世民得以登上皇帝的权力宝座，而长孙氏也因此戴上了皇后的桂冠。这以后，她便在皇后的位置上继续对唐代的政治发挥着影响作用。 如果说唐太宗以善于纳谏、魏征以敢于直谏而著称于世的话，那么，长 孙皇后可以说是一个以柔克刚进谏的典型。长孙皇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 [1]（P2164）由于她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加上她的过人谋略；故她能够用和风细雨般的方式说服太宗接受自己的思想，抛弃错误行为。当太宗平时与她论及赏罚之事时，她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 [1]（P2165）然而，关键的事情、关键的时刻，她则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促使大臣接受其意见。如有一次，大家特别喜爱的一匹骏马突然死去，太宗迁怒于养马的宫人，要杀掉他。长孙皇后引晏婴谏齐景公事平息了大家的忿怒。太宗感慨地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 [2]（P79）那么，长孙皇后对唐代政治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意抑制外戚势力的发展，防止外戚干预政事。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外戚预政往往会导致政权变易或者外戚灭亡。长孙无忌和唐太宗是布衣之交，又是玄武门事变的功臣，加上皇后兄长的这层特殊关系，故唐太宗视他为心腹，要委以朝政，长孙皇后对此坚决反对，她常常找机会上奏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 [1]（P2165）太宗不听，反而以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真是位高权重。在这种情况下，皇后又私下遣无忌苦苦请求太宗让自己逊职。无奈，太宗只好答应，改授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长孙皇后这才表示满意。分析一下长孙皇后这样做的用意，明显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她借鉴西汉外戚吕氏和霍光灭族的历史教训，尽量不要外戚参与朝政，竭力保全长孙家族。她在临终之际还请求太宗不要让长孙氏执掌权要。“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1]（P2166）第二层意思是要太宗借鉴历史，接受刘邦死后诸吕专权和汉武帝死后霍光专政的教训，防止外戚专权而危及李唐子孙的天下。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恐怕这第二层意思更为紧要。否则，她为什么要以汉之吕、霍为例，要太宗“为切骨之戒”呢？她为什么还要著书批驳汉明德马后“不能抑退外亲，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3]（P6121）呢？ 第二、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劝谏太宗动则循礼。礼是规范封建统治秩序的极为重要的工具。虽说贵为太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为了防止大臣越礼不轨，皇帝首先要遵守礼法。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太宗特别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由于这双层关系，在给她准备嫁妆 的时候，太宗令“倍于长公主”。魏征进谏说：“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谓长主 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 [1] （P2165）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回到后宫说与皇后听。长孙皇后极言魏征做得对、做得好，并赞颂魏征“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也。”同时乘机进谏太宗，“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 [1] （P2165-2166）长孙皇后将公主出嫁之资妆是否越礼同世治、政乱联系起来，可见其对政治的敏感性和关注程度。正是她把魏征的进谏放到对国家盛衰影响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她才请求给予魏征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奖励。“因请遣中使赉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征，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1] （P6095-6096）其用心可谓良苦。 第三、劝谏太宗用人之长，勇于纳谏。虽然唐太宗在历史上以善于纳谏而著称，但有时候大臣当面和他争执，不给他台阶下，使他感觉有失皇帝尊严时，他也会恼羞成怒、怀恨在心的。每每这时候长孙皇后总是想出十分巧妙的办法，既让太宗消除怒气，又让他检讨自己的过失，接受大臣正确的意见。《唐语林》卷四“贤媛”类载：“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田舍汉！’文德皇后谓帝曰：‘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辱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廷。帝警曰：‘皇后何为若是？’后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致魏征得直言。妾备数后宫，安敢不贺？’”[4] （P414）长孙皇后用欲擒故纵的激将法使太宗转怒为喜。长孙皇后还经常劝谏太宗要善于用人，用人之长。房玄龄曾因故被遣归第，皇后临终前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 [1]（P2166）这虽是就房玄龄而说，但从“非有大故，愿勿弃之”这句话不难体会出长孙皇后的一种用人思想，也不难看出她与唐代政治的密切关系。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按其遗愿，召回房玄龄，仍复其位。 第四，以身作则，提倡薄葬。唐初，隋之厚葬风气仍存。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死后，太宗准备厚葬，诏曰：“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秘书监虞世南上书，反对厚葬。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重，她对太宗说：“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需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也。”[1] （P2166）唐太宗接受了皇后的请求。六月，皇后死，十一月，葬于昭陵。太宗为其撰文，刻于石上。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1] （P6122-6123）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太宗下“薄葬诏”，要求人们破除在丧葬之事上的老传统。他说：人们认为厚葬才是奉终，高坟才是行孝，所以将寿衣棺椁雕刻得十分华丽，运灵柩的车子和殉葬物品都镶金嵌玉。富裕人家超越法度而竞相铺张浪费，贫穷人家为了厚葬，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这既不利于生者，也无益于死者，理当惩处革除。他下诏曰“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 [2] （P267）从太宗要厚葬高祖，到他下薄葬诏，这其间的转变，除了他本身认识的转变以外，当与长孙皇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长孙皇后是将厚葬同无道之世联系在一起来看待的，完全可以说是放在政治的高度上加以认识的。这以后，薄葬观念渐渐被人们所接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死后，太宗命以朝臣一品官员的礼仪葬之，但魏征妻子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3] （P6184） 第五、劝谏太宗要为政清明。封建治世的特点是皇帝为政清明，用人得当，轻徭薄赋，刑法减轻，经济繁荣，政局稳定。长孙皇后在与太宗作最后诀别时说：“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3] （P6121）除这最后一句表现出长孙皇后的儿女亲情之外，其余则完全是从李唐政权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长孙皇后的政治眼光、政治胸襟在此可一览无余，她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也凸现了出来。正是长孙皇后对政治的关心，对政治的敏锐才使得她对唐太宗的行为、决策有了较大的影响，才使得唐太宗在失去她以后悲痛地对近臣说：“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 [3] （P6122）可以想见，太宗之悲痛绝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皇后，更痛惜失去了一位治理国家的得力内助。这样的举动在魏征死后还出现过一次。“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3] （P6184）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太宗前期的统治中，与魏征等人一样，长孙皇后的进谏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徐贤妃与唐初政治的关系如果说长孙皇后的进谏在太宗统治前期起了很大作用的话，那么在他统治后期，徐贤妃则起了较大的作用。徐妃（公元627——650年），名惠，湖州长城人。入宫前就以才学闻名。史书记载，她出世五月即能言，四岁读《诗经》，八岁会写 文章。父亲徐孝德让她仿照《离骚》写一篇骚体诗，她写了《拟小山篇》，词甚典美，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 [5] （P3472）自此，她“徧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闻知她的才名，纳为才人。入宫后，她也常提笔作文。徐惠才思敏捷，每作文赋，立挥而就，文辞华美，很得太宗赏识。不久拜为婕妤，接着又进为充容。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死后，她哀恸异常，竟然成疾。但她为了报答太宗的顾遇之恩，不肯进药。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第二年（即永徽元年）卒，年仅二十四岁。史载：长安崇圣寺有徐惠的妆殿。一次，太宗召见徐惠，但她迟迟不来，太宗等得不耐烦，生气了。就在这时，徐惠姗姗而来，并从容不迫地递上一首诗《进太宗》，曰：“朝来临境台，妆罢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4] （P403-404）徐惠性格中聪明、调皮、活泼而又自尊的一面跃然纸上。从这首诗也可以看出徐惠和唐太宗之间的亲昵关系。如若不是这样，恐怕徐惠也不敢如此大胆在皇上面前卖乖。徐惠虽身居宫中，养尊处优，却能关心国家大事，对时政提出精辟见解，并不失时机地向太宗进谏。贞观末年，唐王朝大举用兵证讨四夷之后，又征调大量民工修整宫室。人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徐惠对此颇为不安，她向太宗上了《谏太宗息兵罢役疏》，[2] （P377-378）据说“太宗甚善其言，特加优赐甚厚。” 徐惠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虽然徐惠深居后宫，衣食无忧，但她关心的是国家大事而非个人私事。在她的这篇奏疏中全部围绕着国家兴衰存亡这一核心问题来谈，没有包含丝毫的个人成分。她的目光的确远大。二是在太宗统治末年几乎己听不进去大臣忠谏的情况下，徐惠仍然能够肯切陈词，晓以利害，促使太宗对自己的过失、错误有所反省，有所改正，这是需要一定的胆识和勇气的。三是她思想敏锐，言辞犀利，能够洞察社会政治的种种弊端，以史为鉴，总结历史，抨击现实，说服力强。贞观末年，唐太宗已远不如贞观初年那样能够虚怀若谷，勇于纳谏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魏征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 [2] （P100）次年，魏征又在《十渐疏》中全面批评太宗在纳谏、用人、节俭等方面今不如昔的倾向。确实，太宗晚年穷兵黩武，大兴土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征高昌、十九年（公元645）亲征高丽、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重讨高丽；二十一年（公元647）四月营造太和宫（后改名翠微宫），七月又营造玉华宫。尤其是东征高丽的战争使“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剑南人民为造战船，“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蛹贵，剑外骚然。” [3] （P6262）天下形势已非安宁，此时的太宗也已今非昔比，一意孤行。十九年尉迟敬德劝谏他不要征讨高丽，不听；二十二年，房玄龄病重，对诸子说：“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惟欲征讨高丽，方为国害。吾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 [2] （P375）于是上表进谏，太宗虽然被他的忠心所感动，但仍然不听。徐惠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上书进谏的，她的胆识和勇气可见一斑。而她所进谏的内容也都能切中时弊，反映出她一定的政治敏锐性。虽说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皇帝，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然而，正是在他身边有着一大批象魏征那样忠于职守、敢于进谏的大臣，有着像长孙皇后、徐惠这样有胆有识、关心国事、乐于进谏的后妃，才使得太宗统治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都呈现出一派 繁荣景象，才使得史家不惜重墨、为太宗留下厚重而辉煌的一笔，使他获得英主明君和“贞观之治”的美称。这里，我们要说“贞观之治”不仅是太宗个人的功劳，是他的大臣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更有着长孙皇后、徐惠这样有远见卓识的后妃们的一份功劳。正象吴兢在《贞观政要》按语中说的那样：“人臣进谏于君，古人拟之批鳞，虽士夫犹以为难，况妇人女子乎？其见之史传，⋯⋯，寥寥千载，不多见也。太宗纳谏之德冠绝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内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夹辅之矣。宫妾之中，复有如徐氏者焉。观其谏疏，有老师宿儒不能远过者。呜呼贤哉！”[2] （P378）唐人能给徐惠这样高的评价，正好反映出徐惠对唐代政治的较大影响。 唐初后妃进谏的因素分析唐朝初年，之所以能够出现长孙皇后、徐惠这样的向皇帝进谏的后妃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应该承认这与唐太宗的个人品质有关。司马光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3] （P6029）在这儿可以说司马光是在谈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个人的品质问题。的确，如果说唐太宗本身是个昏君，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而一意孤行的话，那么，即使在他身边仍有一些宁死进谏的忠臣，但人数绝不会太多。相反，佞谀之徒则会充斥于他的周围，扰乱视听，颠倒黑白。这说明了皇帝个人品质对于整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性。 其次，应该看到，这是与长孙皇后、徐惠的学识、修养、对国事的关心分不开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长孙皇后、徐惠进谏只是由于她们与太宗之间的夫妇婚姻关系。因为古人有 言：妇随夫荣。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长孙皇后、徐惠的学识、修养使得她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虽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国”即“家”也。但她们更看重、更关心的是国家的生死存亡。正因如此，她们总是不断地劝大家进行劝谏，使一国之君能够时时检点自己的过失，修正自己的错误，一步步地实现人格的完善，成为一个合格的、英明的封建帝王。所以，长孙皇后、徐惠对于唐太宗决策与治国的影响决不可忽视。 再次，唐朝初年，之所以出现后妃进谏，与李唐统治者总结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教训，尤其是吸取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有关。封建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者必定要对其进行一番反思，唐王朝的统治者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繁荣强盛的隋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这给唐初统治者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贞观初，太宗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2] （P2）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概括了隋亡的原因，他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 ⋯”。 [2] （P4）唐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个政权长久地存在下去，如何使隋亡的历史不再重演？唐太宗君臣就此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亡隋就象一面镜子，唐太宗君臣时时以隋炀帝的行为作比照，力求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隋炀帝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5] （P4527）即使到隋末，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有人向他反映真实情况，劝谏他不要再去巡游，他也是不容许的，但最终自己却被农民起义的浪潮所推翻。唐太宗就说过：“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2] （P65）隋炀帝拒谏自饰，其结果是自取灭亡。唐太宗求贤纳谏，他“恐人不言，导之使谏”。正是他的虚心求谏，诚意纳谏，才使得唐初进谏成为一种风尚，“主纳忠谏，臣进直言”。魏征就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6] （P67）清人赵翼指出：“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征。⋯⋯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征也。”[7] （P244）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张玄素因为太宗要修洛阳乾元殿而上书进谏，指责太宗在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征调百姓修筑宫殿，此举还不如隋炀帝。太宗问他，“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毫不客气地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 [2]（P78）如此尖刻的语言，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赐绢五百匹。长孙皇后、徐惠进谏正是在这样的风气和氛围下出现的。“非特廷臣能谏，宫妾如充容徐惠亦无不谏也”。中晚唐以后，后妃进谏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了，主要是因为唐朝的统治稳定以后，统治者的恐惧心理渐渐减少，他们已没有了唐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那种迫切心态，加之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又使得统治者志得意满，已经不再象唐初的统治者那样能够虚心纳谏了，这样，后妃进谏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 〔参 考 文 献〕 [1] 刘昫 . 旧唐书[M] . 北京 : 中华书局 [2] 吴兢 . 贞观政要[M]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 1996 . [3] 司马光 . 资治通鉴[M]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56 . [4] 唐语林校正（上、下）[M]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7 [5] 欧阳修 . 新唐书[M]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7 .x~pvqr! [6] 历史研究编辑部 .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C]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1982 . [7] 赵翼 . 廿二史札记[M] . 北京 : 中国书店 , 19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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