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陈寅恪著。此书对有唐一代政治史作了精辟的论述，综观全史，上溯西晋、南北朝与隋世，下讫唐以后之变化。本书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撰写于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传世杰作。该书在20世纪4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陈寅恪先生（1890——1969）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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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受家学传统的熏陶，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十几岁即出洋求学，先后游学于日、德、法、美及瑞士等国，钻研梵文、巴利文等，并通晓希腊、拉丁、藏、蒙、满等多种文字。1926年归国后，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成绩斐然，学人称颂，被誉为“教授的教授”。抗战期间，辗转于香港、四川、云南等地，生活窘迫。因长期营养不良等原因，最终造成双目失明。1949年后，在岭南大学（后中山大学）任教。1969年病逝于广州。

陈先生学识渊博，除历史外，于文学、宗教、语言、哲学等皆有相当的造诣。在史学上，尤其精于中国中古史（自魏晋直迄五代），在佛教典籍与唐代清初文学上也有很深的功力。陈先生在治学上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曲学阿世，每每于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其在治学方法上，既沿袭并创新了乾嘉朴学的考据传统，又在著述中体现出“文化多元论”的包容思想，并借鉴了诸多新的方法与材料，堪为后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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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论稿摘录

1、本书开篇即引朱子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并为此加按语曰：“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2、　陈先生指出：“自鲜卑拓跋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施行汉化政策……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递行不替，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3、　唐代的“关中本位政策”或“关陇集团”是承袭宇文泰而来的。而“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新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化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敌。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

4、“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也占有极其关键的地位。

虽则表面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被平息了，但事实上大唐帝国的根基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为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并且陈先生尤其强调“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5、陈先生在翻检《新唐书》之《藩将传》中发见两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人；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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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在20世纪4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