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

我对大历史的兴趣是如何培养成的

孙隆基

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

他的研究兴趣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论文多篇，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对大历史的兴趣是如何培养成的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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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

当编辑要我推荐书单时，有无从入手之感，因为一生看过的书很多，同时也在进行将近十项研究，有些不见得是适合大众趣味的。但编者提到我庆祝千年之交的一篇文章《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却是一言惊醒梦中人。那份应景之作是我30多年前之旧癖好的复苏：宏观式的史学思考。

我在台大念大学本部时，当时市面上有盗版书，能廉价地购得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12卷本的《历史研究》，一开卷就不能自休，认为史学家“大丈夫当如是”，当时我还给汤因比写了一封信，但在大师面前倒也不存“彼可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斯宾格勒从歌德的生物学立论，认为“高级文化”都是含有自身风格的有机体，其展现的生命是一千年左右，当其特殊形态发挥殆尽后，就进入僵死的“文明”阶段。汤因比宏观地把世界史化为21个文明的生命传记，他摈弃斯宾格勒的宿命论，改采柏格森的创化论，认为文明的诞生、成长、崩溃、解体皆视能否成功地回应来自环境或自身的挑战。但他说过去的文明都解体了，硕果仅存的西方亦面临崩溃的危机，其悲观论调正与斯宾格勒相同。

后来发觉自己在历史系内有给人“不务正业”的印象，待到去美国留学时，这个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就让位给马克思主义。此时正值1970年代美国反越战、流行新左派和“中国热”，港台留学生受其影响，出现“回归认同祖国”运动。我杂在这些人里头，原本以为找到了谈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没料到其中一些人的“向左转”是民族主义情绪性的，谈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我又变成了“不务正业”。

其时，我在美受到逻辑实证论的历史哲学训练，理解了因果律和可预测性都是一个语言问题。举例说：1605年英国发生天主教徒阴谋用炸药炸毁国会案，万一真的炸成了，其前因后果可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在这里，C1是“火柴”，C2是“火药”，C3是“天主教徒对英国国教的仇恨”，物理学家会选择第一因，化学家会选择第二因，历史学家则会选择第三因。历来从事大历史者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学”和“逻辑时序”。后者是指不论在任何时地“因”必先于“果”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可预测性。前者则指某一个特定时空的事件继另一事件而起。即使一个国会炸药案，其因果关系已是千头万绪，乃一个独特的、不会重现的复合体。汤、斯等人却以整个文明为单位，去寻找同步调的法则性，是对因果律和预测性的误解，并且取消了“真正的历史时间”。

经此消炎后，我的大历史热就冷了下去。但这个冷淡未免过早。近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复活。它不奢望预测未来，也不具20世纪上半期两次大战造成的文明危机感，而是把汤因比的“文明”作为一个单位加以分类，是概念性工具，用来讨论当今世局。汤、斯等人的历史哲学固然有时代局限性，但仍值得推荐：它们让读者拥有全球史的视野，而这个格局又是我那些“太务正业”的同事们缺乏的。

至于我如何写成《中国千年回顾》，因为逻辑实证论教导我避开汤、史等人的途径，遂试图把“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提升为“本质性”现象，不把它们沦为某类普遍性法则的“例证”。这个尝试并非罗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让它们在保留“真正的历史时间”之身份下呈现出普遍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环顾公元10至11世纪的世局，发现该时乃东北亚步上世界史舞台的时代：日本经汉化而转入本土化，今日疆域范围的韩国之形成，辽朝的兴起，皆在此时。它们刚好配合宋朝的建立，定都开封，中国的重心东移至大运河一线。同时宋人开始进入南洋，闽粤成为开创“热带中国”的前哨站。千年之交也是今日东南亚的奠基期：越南独立，小乘佛教成为中南半岛（除越南外）的文化底色，皆在此时，东印度群岛则于此时开始摆脱印度的影响，走上本土化，并为13世纪后逐渐伊斯兰教化铺路。这些变化，加上宋人之进入东南亚，就为今日的南洋奠定基础。

综观这一千年，中土亡国灭朝的契机多来自东北（包括蒙古，盖蒙古的发源地是满洲西部，属古东胡系统），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时期受到东北亚民族的统治（包括金朝统治华北期间），千年首都之北京必须同时位于运河终端和东北国防线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团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权也成为一种规律，因为这个千年里已出现“华侨”，起源于北温带的中国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带。同时，中国的向东位移，则使古代中国的重心如关陇地带沦为落后的“大西部”。

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局是“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机缘，但如果它决定了此后一千年的规律，那么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的这个思考，多少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启发。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单元在16世纪呈现稳定的结构，但他的“长时段”结构顶多是一个世纪，我却斗胆把这个“长时段”拉至一千年。这不该妨碍我们探讨自从公元1000年开始是否出现了一个新型中国。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曾提出有不断脱胎换骨、推陈出新的“中国” 之命题，许倬云师悲叹如今遭人冷落，这个悲观是过早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