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1683－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前人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人物经历(踏入仕途 康熙时期 雍正时期 乾隆时期)

死因猜想

《清史稿》孙嘉淦传

人物经历

踏入仕途

孙嘉淦，字锡公，号懿斋，别号静轩，赐谥文定，山西兴县人，是康乾之际著名的敢言直谏、刚直不阿的名臣，也是一位政见卓越的学者、思想家。 孙嘉淦自幼聪颖，敏而好学，家境贫

寒，且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皆受到三朝皇上的赏识与重用。历任学政、盐务、河工等要差，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康熙时期

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中进士，时年30岁。值得一提的是，孙嘉淦亲兄弟三人都是进士。一门三进士的荣耀在兴县至今还被人称道。但是孙嘉淦在康熙朝中9年仕途生涯，一直没有什么值得入载史册的事。

雍正时期

正所谓“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年届不惑的孙嘉淦突然血气方刚起来。他给新皇帝上书，劝诫三件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后两件倒也罢了，第一件简直就是捋虎须。雍正在康熙末年“九王夺嫡”中胜出，为了稳定地位，剪除先帝八子、九子也就是自己两弟弟的势力手段残酷、不遗余力。这么做是否必要先不说了，影响是相当地不好。

孙嘉淦的折子算朝雍正的脸上给了一个响亮的耳刮子，效果当然明显，那就是满朝轰动、皇帝震怒。好在有雍正的老师朱轼求情，说：“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自己也对孙嘉淦说真话不要脑袋的胆识表示佩服，转怒为笑说：“朕也服其胆。”没有砍了他，当时保留了孙嘉淦在翰林院工作，之后又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相当于最高学府的教务长。

政治手腕　此事过后，孙嘉淦名声鹊起。但随后，不能释怀的雍正还是抓了孙嘉淦的一个过失，交刑部议处。刑部的负责人领会上意，说，按律当斩。雍正作为一个明君这时候体现了高明的政治手腕，对孙嘉淦加恩免死，说这个人性气不好，我不待见，但是他出了名的不要钱，念在还有这么个长处，“著在银库行走”。孙嘉淦在国库临时打杂的差事结束后，又被委任为河东盐政。在别人眼里，这也是个肥差。能得此官，和孙嘉淦不爱财也有莫大关系。

乾隆时期

乾隆继位后，年轻有为，相中了敢言直谏的孙嘉淦，擢升他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专管监察。孙嘉淦也不含糊，很快给皇帝上了篇绝代谏论《三习一弊疏》。兴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办主任王奋勤对他们老乡的这篇文章评价极高：“只此一篇文章，足以让一个人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三习一弊”的大意是：“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这三种习惯形成后，那就会产生喜小人而厌君子的弊病，希望皇帝您哪应该“予除三习，永杜一弊”，可不要自以为是。《三习一弊疏》着眼之高，恰恰适合于做皇帝的人看，抨击之广则直指人性的普遍弱点，语言之美足以令人拍案惊奇，但其笔锋之利让所针对的人读来难免汗流浃背，坐卧不安。好在乾隆帝看了之后挺喜欢，表示采纳，而且因此又升了孙嘉淦的官，让他做刑部尚书，并“总理国子监事”。

孙嘉淦是谏臣也是能臣，查贪官、平冤狱、整修河道、调和民族矛盾，办过许多出色的事。敢说、能干又遇上了好皇帝，使得他在仕途上创造了奇迹，兴县的老乡说孙嘉淦一生当过兵部、吏部、刑部、工部“四部尚书”，还当过直隶、湖广两任总督。最后死的时候是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

雍正初即位时，命大臣们上疏言事，孙嘉淦上疏陈述了三件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因为雍正帝继位有许多舆论说他是篡逆夺取的，孙的上疏有“请亲骨肉”之语，颇有影射之嫌，故十分恼怒，便将他的疏文出示诸大臣，并说：“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孙的好友大学士朱轼听后，慢慢地说道：“孙嘉淦确实狂妄，但臣却佩服他的胆量。”雍正帝沉默半晌即笑着说道：“朕也同样佩服他的胆量！”故没有对孙加罪。乾隆帝即位后，召孙嘉淦来京。因孙嘉淦一向耿直忠事，思虑深远，便任他为御史。经过深思，孙觉得，乾隆帝初临国政，春秋方盛，政务繁多，当以修心养性为先。于是便上了一道堪与贞观名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媲美的《三习一弊疏》。清廷前期一百多年间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乾隆在康熙奠定基业的基础上，成就六十年雄图伟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孙嘉淦在其执政初年，力主根除“三习一弊”的修心养性法，当使乾隆受益不小，成为众多的因素之一

孙嘉淦一生的主要精力在于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又是颇孚众望的三朝元老，博学多才桃李满天下的饱学先生。他一生勤学，精研六经，常常静坐闭目沉思，在他从政的四十多年中，除了每任干了不少事业外，流传下来的著作就有百余万言。他所注古书不拘泥于前人成说，多有自己的见解。主要有《春秋义》、《南华通》、《诗义折中》、《周易述义》、《司成课程》、《近思录辑要》、《成均讲义》、《诗删》、《孙文定公文录二卷》、《孙文定公奏议》以及部分序论碑文。 《春秋义》是孙嘉淦在翰林院时所著，他认为：“春秋之旨，天下有道一章，孔子自叙也。其余诸家各抒己见，其大旨皆不谬于圣人，学者得其门而入焉，去褒贬进退之例，遵属比事之教，联络经文，得其肯絮，则一代之事，始终具见，而微文大义不辩而自明矣。”所以，他尽去《春秋》的各种传注，只录原文，反复诵读，闭目冥想，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写下了《春秋义》。他认为，《春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是万世不易之大法。 《南华通》是孙嘉淦解释庄子的一本书。人们通常认为“南华之文天下至奇，来不知所自来，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忽而如彼，使人不得其所指归”。孙嘉淦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一部如一篇者，凡其所作，皆确有原委，又确有次第，增之损之而不能，颠之倒之而不可。” 自古解释《诗经》者众多。自小序而下，笺 疏 传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说，辩难纠纷，几如聚讼。孙嘉淦也对《诗经》加以解释，写下了《诗义折中》，其所见平实近理，不落窠臼，取前人之所长，折诸圣用。孙嘉淦认为不能简单把《诗经》当作一般的文艺词章，《诗经》其实是一部社会生活教科书，是与 《春秋》相表里的圣贤书。《诗义折中》深受乾隆帝赞许，乾隆还为其作序。 孙嘉淦不仅精于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他的散文游记也颇有成就。《南游记》是其代表之一。这是孙嘉淦早期母逝守制期间南游后写成的一篇游记。全文长达一万五千余言，有对祖国壮丽山川、文物景观、风土人情的描绘，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追忆评说，有繁有简，有收有放，有起有落，气势跌宕，语言优美，感人肺腑。孙嘉淦本人亦以此文为其快意作。 孙嘉淦还与兄鸿淦、弟扬淦，合编了《兴县志》十八卷。 孙嘉淦从事教育事业时间长，并亲自教学，经验丰富，教育思想比较成熟，所以他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言论著作，很能切中时弊，较具体地指出问题所在，也能提出一套改革措施和实施意见。《近思录辑要》一书是孙嘉淦做学政时编辑而成的，他告诉弟子说这是圣学阶梯，让士子好好研读。他还将自己在太学讲学的讲义辑成《成均讲义》。 纵观孙嘉淦的为人处世，著述政见，堪称是一位具有超群胆识、才智、超前思维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位洁身自爱的廉吏。应该说，他是清王朝的有功之臣。康乾盛世的出现，其中也有孙嘉淦的一分辛劳。他的著作，无论是哲学方面的，经学方面的，还是史学方面的，不仅在当朝传播广、影响深，就是对后学也很有益处。同时，孙嘉淦又是深受人民爱戴的朝廷大员，下层人民的代言人。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孙嘉淦的历史局限性，他心灵深处传统的等级观念、礼教思想占主导地位，是一个封建礼教的信徒。但全面地、历史地看其主流和本质，孙嘉淦是一个忧国忧民、正直敢言的好官。他的为官八戒，他的治学态度都非常值得后人借鉴、效法。

孙嘉淦名气的响亮程度出人意料。吕梁一带现在知道孙嘉淦的老百姓挺多，而且关于孙嘉淦有众多故事流传。在其故乡兴县，老辈人讲得最多的孙嘉淦故事有四个，其中一个是皇帝过寿，众臣上贺，孙嘉淦提来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统”。还有就是山西的房子越制（超越规定的规格）而建的多，是孙嘉淦为民请命所致。其他两个都与孙嘉淦“好名”相关。

一个说，皇帝———是哪个皇帝没有必要考究了———某天突有所思，问诸多臣子：天下有几种人？大家各说不一。而孙嘉淦则言：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名往。普天之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

皇帝问：既然这样，孙爱卿是为名还是为利？孙嘉淦说：为臣不爱钱。言下之意当然是为名了。

另一个说，孙嘉淦告老还乡，从京城回兴县之前，他老人家犯嘀咕了：我一辈子不贪不沾，没有攒下几个钱，如今荣归故里，还是一副穷酸模样遭乡绅土财耻笑不说了，也给朝廷丢脸啊。思谋良久，计上心来，让仆人连夜买来十几口厚重木箱，然后亲自动手装满了砖头。第二天，辎重浩荡启程回家。没料到，皇帝得到举报说，孙嘉淦平常装清廉，实际也是个贪墨官，不信您看，他回家的时候金银财宝带了好几骡车。于是，孙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检查，装阔的事露馅儿了。此事一经汇报，皇上很是感动，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实银换下了孙嘉淦箱子里的砖头，算是重重赏了他一笔。

乡语村言自然可听不可信，但是孙嘉淦的确是个个性十足的政治名人，把名声看得甚重，所作所为都非同一般。这是有正史记载的。

死因猜想

孙嘉淦的死耐人寻味。对吕梁文化名人深有研究的赵桂溟先生分析说，他这位胆大的老乡竟然是被吓死的。

1750年，登基15年的乾隆皇帝筹划他的首次南巡，有的官员对皇帝的这种举动有意见，企图阻止皇帝，但又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不够，就想了个办法，假托孙嘉淦的名义伪造了一篇为此上谏的奏稿，还伪造了皇帝的御批，然后在民间和官场传播，以求制造舆论，耸动人心。

借了孙嘉淦的名声，这篇文章还真的产生了挺强的号召力，流传甚广。伪奏稿事让乾隆皇帝发现后，在全国范围内追查作者，仅在四川一省，就有280余人因传抄而获罪。

赵桂溟说，孙嘉淦直言抗上的牌子很响，梗直不假，但是他更是一位有政治智慧的臣子，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时机、尺度把握准确有当，这样越轨的事不会干。

事情发生以后，孙嘉淦非常不安。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雍正在位13年，兴文字狱20起，乾隆皇帝在60年的统治期内，更是发动过130起文字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过了几十年，年近七旬的孙嘉淦再直也弯了，晚年的他已经表现得极其圆通谨慎。据史料记载，查处伪奏稿的事延续了三年，孙嘉淦对家人说：“先帝（指雍正）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我名，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此致之。”

1753年，孙嘉淦惊惧而终，时年71岁。

《清史稿》孙嘉淦传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嘉淦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擢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调刑部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乃莅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事上闻，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剀切周详，仁政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於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姤。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於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於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於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於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於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於必行矣。是谓心习於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於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馀人尽脱之。

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厅、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适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谷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谷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梁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睟稉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

种之而用其稭秆，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获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谳，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於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

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於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拟濬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入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濬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濬减河三十馀里，入老河口达於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濬青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畅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於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沥水通行；治东淀，拟濬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於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畅泄。”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於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甿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甿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馀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

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

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

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於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於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於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贻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

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子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