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开先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家。1934年12月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1934- ）男，汉，江苏张家港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专，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专门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在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兼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等职。

中国社科院教授

在汶川的日子

中国社科院教授

人物档案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理事，同时担任多种民族语言类丛书主编、杂志编委。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描写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等著述中，论及西夏语相关问题。合著《西夏语比较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

给后人铺下继续前进的台阶

——访中国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尔苏、木雅、尔龚、史兴、扎巴、纳木义、却域、贵琼、白马、柔若、阿侬……这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名字你听说过吗？而孙宏开先生却日日沉浸在这些语言的调查、研究中。

语言里包含着哲学、文学、宗教、天文、历法、语言、医药、民族关系等各种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不进行保护，语言失去时，文化也将随之消失。孙宏开和同仁们每天在做的就是唤醒少数民族的语言意识，记录他们的语言，传承他们的文化。

从上世纪50年代借助卡片比对，到今天在电脑里建立民族语言的资料库，这个74岁的老学者端坐于案前，他的手轻抚过语言的历史长卷……

“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虽然我的力量有限，但我愿意尽全力去做，给后人铺下继续前进的台阶，才不枉我来此一生……”

从1952年到今天，孙宏开先生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将近56年了。他数十次深入地势险峻的田野地区，与同事们共同记录、挽救了大量濒危语种，为保护人类共同的财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当地居民为每个调查队员起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称呼起来十分亲切。

在黑水调查羌语我国有13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但是解放前，仅有十多种语言有相应的文字，而大量的语言资源仅仅保存在少数民族的记忆和口语里——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愿望。

1955年12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确立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的基本政策，并决定组织调查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1956年春，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组建完成，在中央民族学院举办的少数民族语言训练班上，周恩来总理还来看望大家，给所有师生以巨大鼓舞。

孙宏开参加的是第七队川北组——调查研究藏、羌、嘉绒、西番（现定为普米）等语言。1956年6月中旬，孙宏开与同事们出发去当时的阿坝藏族自治州调查羌语和嘉绒语，第一站的目标是黑水县。由于安全问题，调查队必须和部队结伴同行。经过三天的行军，川北组到达了黑水县城所在地——芦花镇。这是一座孤镇，在当时被西藏康巴叛乱分子所控制，而解放军控制的只有从州政府到县城公路两侧的地段。在这种情况下，寻找调查对象十分困难，同时还面临着其他的危险。孙宏开回忆说，调查队驻扎在县城工作一个多月，一个周末，机关礼堂正在举行周末舞会，突然听到一阵枪声，礼堂房顶的瓦被打碎后掉到了地板上，随即灯光熄灭了，舞会也停止了。第二天才听说是叛乱分子在对面山上打冷枪。

7月中旬，黑水叛乱基本平息，第七队又随军到达维古进行实地调查。刚开始时当地居民还不配合，但几天下来，队员们学习老乡的语言，生活在老乡中间，与他们打成一片，很快彼此就熟悉起来。老乡们还为每个调查队员起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相互之间称呼起来十分亲切。孙宏开与同事们核对了在县上已经记录的材料，大家统一了认识，然后每个调查队员都物色一个发音合作人，工作进度明显加快了。

他曾在汶川等地工作了四年,跟当地老乡感情特别好,和当地同事也保持着联系……

在汶川的日子

完成了黑水的试点调查以后，工作组就转往茂汶羌族自治县（当时自治县的首府就是这次遭受地震的汶川）工作。1957年8月初，羌语普查工作分4个组全面铺开，同事金鹏、黄布凡、刘辉强和孙宏开各带一个组，共有20多人。经过近5个月的紧张工作，到年底每个组一般均完成6至7个点的调查任务，共调查26个点的材料，各点都记录了3500个单词，一套语法约400至500个例句，整理了音位系统，有的点还记录了长篇故事。此后数年孙宏开带领几名普查时留下工作的调查队员，跋山涉水，转战在羌区各主要村寨，逐点补充和核对普查时各组记录的材料，为完成所里交办的羌语简志、羌语方言研究、汉语在羌语丰富发展中的作用等课题，一直在羌区工作到1960年5月。1987年孙宏开带研究生再去当年住过的老乡家里访问时，老人拿出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已经发了黄的照片给学生们看，讲述50年代的调查情景，使大家激动不已。

羌语的调查，共完成34个点的调查，每个调查点都记录了3000多个常用词，一套语法，整理了语音系统，有的点还记录了长篇故事。这批资料是研究羌语的最宝贵原始记录。经过初步研究，划分了羌语方言土语，为羌族设计了拼音文字。此外在调查中还解开了许多学术上的谜团：黑水的藏族除了少数人母语使用藏语或嘉绒语外，90%以上的居民使用羌语；分布在小黑水的所谓“博罗子”人并不是独立的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也不是独立的语言，而是羌语北部方言的一个土语；羌语内部方言差别很大，但不以民族为界限，换句话说，不同的民族使用的羌语内部比较一致，相反，羌族内部使用的语言差异却相当大。研究成果对于认识我国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和语言的关系、现状和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具有相当大的帮助。

孙宏开老先生说，他在汶川、理县、茂县地区工作了4年，跟当地的老乡感情特别深，还有些同事因工作需要留在了汶川。地震后，他们夫妇寝食难安，屡次打电话过去，却没有一个老朋友能联系上。说起这些的时候，老人的眼里噙着泪花。

“我们在记录他们的语言时,他们经常围在周围看热闹,有时也用独龙语插上两句,看到我们模仿他们的语言有歧义时,往往哄堂大笑。”

独龙、怒的系属

独龙族和怒族都是人口较少的民族，分布在中缅边境一带，交通十分闭塞，上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时无暇顾及。1960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长会议，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对若干系属未定的语言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它们系属问题的意见。5月中旬，孙宏开一接到要他去云南调查独龙语和怒语的电报，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打起背包就出发，从阿坝直奔云南西部边境地区。

那次调查孙宏开和多吉同行，他们6月上旬从昆明出发，长途跋涉到贡山后，稍事休息便又出发去独龙河。他们没有料到路途如此艰险：从县上到独龙河要翻越高丽贡山，而且只有七月初到九月底可以通行，其他时间都是封山期。这条路只有人行道，没有马道，运往独龙河的一切物资靠人背，路上既无转运站，也无村落，因此要备足4至6天的口粮和自炊的用具，还要准备露宿。6月底听说已经有民工出发了，他们也就跟着上了路。这条路比翻越碧罗雪山更困难，说是有路，但实际上是在原始森林中钻来钻去，进入灌木林，最后翻越光秃秃的终年积雪的高丽贡山，不幸的是动身的第二天多吉就开始生病，经常发烧，走路无力，还经常拉肚子。他们经常掉队，往往赶到歇脚的岩洞或哨房，天已经黑透了。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经过四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4区独龙河。又经过两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调查的目的地：3村。

独龙河与外界隔绝，生活非常困难，但老百姓特别纯朴。孙宏开在记录语言时，他们经常围在四周看热闹，有时也用独龙语插上两句，看到调查队员模仿他们的语言有歧义时，往往哄堂大笑。他们还给孙宏开起了一个名字叫“阿鹏”，在独龙语中是“老大”的意思。孙宏开和多吉的口袋里、枕头边，有时会发现不知是谁塞的一条黄瓜，或者几个核桃。孙宏开笑说他现在也无法解开这个谜，究竟是那个流着鼻涕的小姑娘，还是经常笑眯眯地靠在篾巴门边看他们调查的妇女？

独龙河的调查，他们最大的收获是除了分别了解到独龙语和贡山怒语的语言特点外，还特别对这两种民族的语言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从民间口头传说里他们进一步了解到：贡山的独龙和怒虽然分别居住在独龙河和怒江，被确定为不同的民族，但他们过去是亲兄弟，分化的时间也就15至20代，推算约300至400年的历史，他们的语言差异仅占20%不到，80%以上是相同的。这就为把它们确定为一个语言的两种方言打下了基础，也为语言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那次独龙和怒两种民族语言的调查以及5年后孙宏开为编写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再次进入怒江和独龙河调查，正是孙宏开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这段经历在他的一生中是很值得回忆的，遇到的困难与得到的收获成正比。老先生说困难给予他意志的磨炼以及克服困难时所树立的信心、决心和勇气，是他一生珍贵的财富。

“当你在记录语言材料过程中有所发现时,你会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

一直探索下去

每次调查，都给孙宏开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后来的几次调查，虽然从体力上相比青年时代差一些，但经验却是越来越丰富，对少数民族语言学科越来越热爱，对其的探索越来越执着。

老先生说：“语言调查有时确实是非常枯燥的：要了解一个语言的基本结构，至少要记录3000个常用词，数百个乃至上千个句子，初步整理出一个语音系统和一套语法，要完成这些任务，最快也要半个月，一般要一个月左右。但是当你在记录语言材料过程中有所发现时，你会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

1976年，孙宏开又随队赴西藏对门巴、珞巴和僜人的社会、历史、语言进行综合调查(“三巴”调查),那时，他的胃切除刚4个月，身体还未恢复。在调查过程中，他多次病倒，甚至有过生命危险，但却从未动摇过他坚持下去的决心。令他欣慰的是此行也确实收获丰富：基本摸清了这一带语言的复杂情况，填补了空白，记录了门巴族使用的门巴语、仓洛语，珞巴族使用的博嘎尔（崩尼）语、义都语、苏龙语，僜人使用的达让语、格曼语等；基本掌握了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各语言的方言分布、方言差异等情况，为进一步缕清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奠定了基础；初步搞清了这些语言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地位，为以后开展藏缅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谈到这些成果，孙宏开认为多艰苦都是值得的。

上世纪80年代，孙宏开与同事们又根据政府的发展规划，进行空白语言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川西民族走廊地区新发现并确认了尔苏、木雅、尔龚、史兴、扎巴、纳木义、却域、贵琼、白马、柔若、阿侬等语言；在云南发现了布央、普标、拉基、末昂、布干、毕苏、桑孔、卡卓、克木、浪速等语言……

孙宏开认为，对语言的系统调查和深入研究，对于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的文化事业；对于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十分有益的。

现在，孙宏开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民族语言的研究，目前他还在主持很多重大课题的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中国新发现语言深入调查研究》，修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等。

孙宏开说：“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近60年来，经过几代民族语文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摸清了家底，但还不敢说了解得十分细致。这些工作凝聚了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毕生的心血，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希望后人能沿着我们的足迹，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