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箕（1088——1150年）又名苏绍箕，字嗣良，号晴川，北宋苏轼（东坡先生）之孙，苏迨之子。生于广东南雄珠玑巷。崇宁四年（1105年）中武举，历经抗金，为宋高宗赵构南渡护驾，官至太尉。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随后再遇兵乱，携家眷南下广州，隐居白云山，建月溪寺。绍兴十九年（1150年），苏绍箕卒于白云山月溪寺，葬于摩星岭侧，享年六十二岁。今广州天河车陂乡保留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晴川苏公祠。

苏箕（绍基、绍箕）“太尉”何处寻？

近年，在百度网站上查寻‘苏箕’，其释为：“苏箕（1088——1150年）又名苏绍箕，字嗣良，号晴川，北宋苏轼（东坡先生）之孙，苏迨之子。生于广东南雄珠玑巷。崇宁四年（1105年）中武举，历经抗金，为宋高宗赵构南渡护驾，官至太尉。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随后再遇兵乱，携家眷南下广州，隐居白云山，建月溪寺。绍兴十九年（1150年），苏绍箕卒于白云山月溪寺，葬于摩星岭侧，享年六十二岁。今广州天河车陂乡保留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晴川苏公祠”。

再查其他网页和广州相关文史部门（包括‘三苏祠博物馆’），也或多或少认可此说，特别是广州车陂宗长，更是作史兼助澜者，吾作为东坡裔，本不宜厚非仰慕东坡之宗亲，但为了正史，防止以讹传讹、误导后人，有必要对‘苏绍基（箕）’析证一下，以正视听：

1、太尉是何职？

一说：太尉是寄禄官阶 这是宋代特有的。文官和武官都有各自的官阶，文官最高的官阶是开府仪同三司，武官最高的是太尉。官阶类似军衔，太尉好比今天的元帅军衔，官阶跟俸禄级别相联系，所也叫做寄禄官，而具体分配的工作，叫做职事官。

又一说：宋朝最高等级是太师、太傅、太保，接着才是三公。所以宋朝的三公是正二品，太尉是军中二号人物，可以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或是总参谋长。

再说：宋代“太师”是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之一，正一品，高于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所以相当于宰相。但当初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太尉是三公之一，正二品。显然，这个职位比宰相、枢密使要低一级。如果把枢密院比作中央军委的话，“太尉”的职权可比作今天的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

还说：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共同行使宰相的职权，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参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决策，并负责具体的执行。

太尉是朝中仅次于丞相的官职，专掌武事，地位和丞相相同，为最高的武官职位，秩俸万石，金印紫绶。官吏主要有长史和主簿。

2、 宋朝官员品级（三品以上）

诸太师，太传，太保，少师，少传，少保，王，为正一品。（全为加官，不是常职。南宋末年的左右丞相，也为正一品）

诸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太子太师、太传、太保，嗣王，郡王，国公，为从一品。

诸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太尉，开国郡公，上柱国，为正二品。

诸银青光禄大夫，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少传、少保，御史大夫，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开国县公，柱国，为从二品。

诸宣奉、正奉大夫，观文殿学士，翰林、资政、保和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上护军，为正三品。

诸正议、通奉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开封尹，尚书列曹侍郎，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开国侯，护军，为从三品。

3、查宋史：

太尉官职太高了，就不信“宋史”没记录？一定要查下：

宋　史

P161　卷一百六十一　志第一百一十四　职官一（节选）

……

元祐元年（1086），文彦博落致仕，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守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三年（1104），蔡京授司空，行尚书左仆射。大观元年（1107），京为太尉（蔡京与苏轼，在书法界虽是同行，但政见上却是政敌。苏轼是元佑党人，蔡京却钻进了新党，二人为了政见的分歧，经常争执得形同水火，总想置对方于死地。）；二年，为太师。政和二年（1112），京落致仕，依前太师，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诏：“以太师、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为三师，古无此称，合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三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任真相。

三公自国初以来，未尝备官。独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计也。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俣、越王偲、郓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肃王枢至仪王。渡江后，秦桧为太师，张俊、韩世忠为太傅，刘光世为太保。乾道初，杨沂中、吴璘并为太傅。绍熙初，史浩为太师，嗣秀王为太保。自绍熙后，三公未尝备官。其后，韩仛胄、史弥远、贾似道专政，皆至太师焉。

宰相之职 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二学士并监修国史，各除。唐以来，三大馆皆宰臣兼，故仍其制。国初，范质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此为三相例也。神宗新官制，于三省置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以官高不除人，而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中，复改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1129年)，吕颐浩请参酌三省之制，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乾道八年（1172年），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详定敕令所言：“近承诏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令删去侍中、中书、尚书令，以左、右丞相充。缘旧左、右仆射非三省长官，故为从一品。今左、右丞相系充侍中、中书、尚书令之位，即合为正一品。”从之。丞相官以太中大夫以上充。

平章军国重事 元祐中置，以文彦博太师、吕公著守司空相继为之，序宰臣上。所以处老臣硕德，特命以宠之也。故或称“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事”。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后，蔡京、王黼以太师总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开禧元年，韩侂胄拜平章，讨论典礼，乃以“平章军国事”为名。盖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边事起，乃命一日一朝，省印亦归其第，宰相不复知印。其后，贾似道专权，窃位日久，尊宠日隆，位皆在丞相上。

……

从上《宋史》述:自蔡京任相以后，三公未尝备官，也就是说，在蔡京任相期间（1112—1129年渡江，直至乾道八年（1172年），三公未尝备官），没有‘太尉’一职，也没有左、右丞相。

车陂苏氏和某些网站说：苏箕（1088——1150年）又名苏绍箕，字嗣良，号晴川，北宋苏轼（东坡先生）之孙，苏迨之子。生于广东南雄珠玑巷。崇宁四年（1105年）中武举，历经抗金，为宋高宗赵构南渡护驾，官至太尉。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

4、再看明、清朝名人著记和地方县志以及顺德碧江方面（碧江祖苏世矩与广州车陂祖苏世度为兄弟，乃苏绍基之第二、三的儿子）述苏绍箕，亦有所不同：

（1）、《顺德县志.卷十.选举一》中，第一位记载的科举人名是这样的：苏绍箕，碧江人，元佑中举制科，任太尉。

（2）、 根据明代太师梁储撰写的《宋太尉上柱国进尚书右丞苏公墓志铭》和清代学者苏珥的《宋太尉晴川公苏氏始祖厚泽记》所记载，苏绍箕亦作苏绍基，又名澄，字嗣良，别字湛然，号晴川，是碧江苏氏的始祖。苏绍箕的先世为福建晋江人，后迁至广东南雄沙水镇珠玑巷。

苏绍箕于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出生于南雄，青年时代在广州白云山上的月窑庵读书成名。1094年，即宋元佑九年，宋哲宗恢复制科（制科，区别于“常科”、按照皇帝特种需要而临时设定的一类取士科目，对象是极少数的著名人物，由皇帝亲自面试。常科考取者称进士，制科入仕者称为荐举），24岁的苏绍箕举“经术精通”科，被授予迪功郎的官职。北宋末年，辽、金觊觎中原，动荡的政局和频繁的战争显露出苏绍箕卓越的军事才能，经过八次升迁，于宣和年间出任太尉一职，官至武阶正一品，掌管四方兵事。当时金兵大举入侵，朝中文武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苏绍箕与李纲等人为主战派的中坚，靖康之变，苏绍箕的大儿子苏世量在杭州举兵入卫而壮烈牺牲。苏绍箕痛失爱子，还时时受到主和派的中伤和诬谄，抗敌也处处受到制肘，身心遭到重创，南渡后，56岁的他以老病辞职，南宋皇帝特赐绿袍象简，再提拨为右丞相的官阶批准了他的辞呈，让他回到南雄。

1131年，贼寇彭友连在粤北一带兵乱，造成了珠玑巷居民南奔珠江三角洲的一次大迁陡，苏绍箕也随着这次移民与家眷一起南下。到了广州，苏绍箕首先想到的是年青时在那里读书的白云山月窑庵。其时月窑庵已残破不堪，苏绍箕见了，感慨万千，于是与主持商量，捐资扩地重建梵宇，取名月溪禅寺，并为寺院购置了十三顷田产以供寺僧补给，晚年，他又增购了寺后的三百亩山地，交由寺院代管，然后分咐儿子，自己身后要葬在这里。

1140年农历十一月，苏绍箕逝世，享年70岁，其后人遵嘱将其安葬在白云山摩星岭月溪禅寺后名叫“渴骥奔泉”的山坡上，经过历代子孙的重修，这坟墓及周边的碧江苏氏各世祖坟成了白云山上的一处名胜——苏家山，后来，那月溪禅寺也成了晴川公的山祠。

据碧江苏氏族谱记载，苏绍箕的二儿子苏世矩定居碧江，三子苏世度留在广州。世度的一支传至第八世无嗣，由世矩的儿孙承继，过继者仍居住在碧江，即后来的“北便房”。八百多年来，除了一小部分开支到他乡而失去联络的子孙外，苏绍箕后人的脉络是十分明晰的。

（3）、明代嘉靖时苏绍基墓碑（节录）：

《宋太尉上柱国进尚书右丞苏公墓志铭》

（残石存广州白云山，碑文同治二年手抄本存碧江）

“公讳绍基，字嗣良，一讳澄，字湛然，号睛川，碧江苏氏始祖也。其先世不可考矣。……公南雄世家沙水镇珠玑巷人，生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庚戍五月十五日，哲宋元祐九年（即1094年）复制科举寻授迪功郎，历徽宗宣和间入迁而至殿中监。公以身任休戚，上特眷注，秩转太尉，掌四方兵事。功深岁尽，即奏其殿最，上益敬重之。钦宗靖康末，金人充斥，圣天子蒙尘，举朝惑于和议，皆屏弃中正，信任奸邪，公力以战守抗谕，佥阴中伤之祸几延，公因辞病乞骸，上克允以。公初直学士院，特赐象简绿衣进右丞相阶，以宠其归。……原公配余氏，封义安夫人，生于熙宁元年（1068）戊申八月初四日，卒于绍兴二年（1132）壬子三月十六日。公卒于绍兴（十年，即1140年）庚申十一月十三日。）……按太尉本秦官，汉唐皆置，与司徒、司空并为三公职，宋徽宗政和时罢之。（即蔡京1112年任相时撤了太尉一职）……夫太尉自雄（即老家南雄）避广（即避居广州）。……

十四世孙应星一淳兆麟廷翰方缙方卓应旻兆重修

大明时嘉靖二十有七年戊申十二月十三日

5、质疑

(1) 其‘官至太尉’出处在何？（至于北宋末年苏‘太尉’如此高职，但国史至今未寻有载，然而，曾投奔东坡先生当‘小史’，后荐给枢密都承旨王铣的高俅，其‘太尉’任时。恰好覆盖了苏绍基‘太尉’的历史！）

(2)“ 为宋高宗赵构南渡护驾，官至太尉。”？

赵构即位后，在金兵追击下不断南逃，据说，赵构有一次在黄河北岸被金兵追逼，只剩下了他单身匹马，后有忠臣之子李马舍生忘死地背着他逃至河边，又驾船过河，才幸免于难。事后，赵构为了标榜自己是真命天子，有天神相助，捏造出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他担心李马会揭穿真相，便将李马药哑，不久杀死了李马。

(3)“经过八次升迁，于宣和年间出任太尉一职，官至武阶正一品，掌管四方兵事。”？

宣和年间：宣和年间是1119—1126年，这个时段正是北宋末年《水浒传》中所述的宋江等农民起义阶段（见下段《宋史》记载），众所周知‘太尉’是高俅，何来个‘太尉’苏绍基？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四》中说：“(宣和)三年春正月……是月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二月庚午赵震坐弃杭州，贬吉阳军，罢方田。甲戌降诏招抚方腊。……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四月庚寅，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清溪。”

（4）“靖康之变，苏绍箕的大儿子苏世量在杭州举兵入卫而壮烈牺牲。苏绍箕痛失爱子，还时时受到主和派的中伤和诬谄，抗敌也处处受到制肘，身心遭到重创，南渡后，56岁的他以老病辞职，南宋皇帝特赐绿袍象简，再提拨为右丞相的官阶批准了他的辞呈，让他回到南雄。”？

南渡是1126年，与1070年生的苏绍基56岁也相符）但与史载矛盾：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蔡京之子）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这里所指历史上记载的‘太尉’高俅，于靖康元年，即1126年南渡时，护驾并留守泗州，当然也正因为高俅留守泗州，才避免钦宗集团的除奸惩办，但是作为又有一个56岁‘太尉’苏绍基[当然后再改为1088年生的、38岁的苏绍基更假]，于1126年南渡后“以老病辞职”，确实无史可核！）

（5）‘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

这点就更奇怪？岳飞遇害是1142年1月27日，与苏绍箕‘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又有何关系？

6、 提问：

（1）、苏绍基，为什么改为‘苏绍箕’，还说是东坡之孙‘苏箕’。

（2）、苏绍基世居南雄，先世为福建晋江人.为什么改说是东坡被贬惠州经南雄时就留下苏迨夫妇生了苏箕。

（3）、苏绍基生于1070年，与苏迨同年，为什么后又说怕被朝廷查，改成1088年，理顺成苏迨之子。我们不妨查下苏轼年谱，不难发现：正当造假的苏绍箕在1088年出生前后，苏轼是正辉煌之时，苏轼：“1087 丁卯，元佑二年， 52岁，是年苏轼为翰林学士，复除侍读。1088 戊辰，元佑三年，53岁，是年苏轼任翰林学士，当年省试，苏轼知贡举，又充馆伴北使 。 1089 己巳 ，元佑四年，54岁，是年苏轼任翰林学士，三月内，累章请郡，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帝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七月三日，苏轼到杭州任 。”也就是说1087年－1089年3月 ，苏轼及家人，当然包括苏迨等，根本不可能到南雄，更谈不上“ 说怕被朝廷查”。

(4)、苏绍基太尉之职如是，必须在蔡京废‘太尉’等职的1112年前或1165年后，后者苏绍基肯定没这么长命，而前者，真苏绍基到1112年时42岁，可信度高！而后人塑造的“苏绍箕”24岁，其实1107年蔡京已为太尉，“苏绍箕”要当太尉只能19岁前。真要当个太尉、右丞如此的高官，何谈容易？况且，在北宋末苏绍基‘太尉’任职的时段里，史载俱为高俅‘太尉’，并未发现有苏绍基（箕）任‘太尉’的史实。所以，苏绍基要‘太尉’是真的（难道高俅仰慕苏学士而化名？），那么东坡之孙定假，要苏绍基是东坡之孙苏箕是其祖真的，那么‘太尉’是假。

(5)、苏绍基于1126年'靖康'之难时56岁,“佥阴中伤之祸几延，公因辞病乞骸，上克允以。”56岁的伤老头告老回乡,较为真实,而塑造的1088年生的苏箕才38岁,如何称得上“告老回乡”？至1131年，贼寇彭友连在粤北一带兵乱，造成了珠玑巷居民南奔珠江三角洲的一次大迁陡，苏绍箕也随着这次移民与家眷一起南下，到了广州。而塑造的苏箕：“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就更离谱了。岳飞遇害是1142年1月27日，与苏绍箕“告老回乡”有何关系？

(6)、睛川祠有“祖堂”二字，略识东坡字的，一眼就会看出此二字绝不是东坡所写，这二字‘高长沙骨’，与东坡‘圆满润厚’格格不入，曾记得苏东坡与学生黄庭坚（也是宋代书法四大名家之一）就书法相互戏言。东坡说黄书法：‘死蛇挂树’（指瘦而无力）；而黄说苏书法：‘巨石砸蛤蟆’。

(7)、再从‘祖堂’词义上理解，东坡不可能为300多年后的后裔祠堂书写‘祖堂’二字，况且章法与落款（包括于右边落款的字）也乱七八糟，毫无常识。

（8）、再看祠堂内睛川资料，苏绍基的出生是1070年，死是1140年，70岁；并不是某些乱编的（1088--1150）,62岁。

7、结束语：苏绍基碧江裔从不认同绍基是东坡裔，只道可能是同族兄弟，为何迁出车陂的后裔偏要抓住个“箕”字去强解呢？仰慕东坡并没错，但擅改碑文，误导后人则太过了！

北宋末年太尉，是高俅还是苏绍基？

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与南宋共称宋朝，又称两宋。北宋一朝乃由赵匡胤代后周开始，掌控了黄河流域以南一带地区，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后，第一个出现的统一朝代。北宋政权共历九帝，分别是一代太祖赵匡胤、二代太宗赵光义（赵匡胤之弟）、三代真宗赵恒（赵光义三子）、四代仁宗赵祯（赵恒六子）、五代英宗赵曙（太宗曾孙）、六代神宗赵顼（赵曙长子）、七代哲宗赵煦（赵顼六子）、八代徽宗赵佶（赵顼十一子）、九代钦宗赵桓(赵佶长子），历167年。我所述的北宋末年太尉，主要是指第八代皇帝徽宗赵佶（1101—1126）和第九代皇帝钦宗赵桓（1126—1127）时期的‘太尉’，因为这个时期，在史记、方志、传记、族谱和民间流传及现代文献中，同时记述有‘太尉’高俅和‘太尉’苏绍基（箕）（也有称东坡之孙苏箕）二人，比来较去，未明真相，故特撰文，供有识之士辩而导之。

一、关于高俅

（一）、高俅，（生卒不详）原名高毬，是开封府人。父亲名高敦复，有两名兄弟，四名儿子。高俅排行老二。高俅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刚开始，他在东京并不吃香。只是陪着别的公子哥，斗鸡玩马，风花雪月的到处逛逛。连他的父亲都容不得他，忍无可忍之下到官府告了他一状，结果，高俅被“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高俅发放出界到淮西，投奔了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他也想回家了，便由柳大郎一纸书信，送到了东京董将士家里。董将士见他是个破落户，怕留在家中会带坏孩子，董将仕也不愿收留他，便又一纸书信，将他打发他去投奔苏学士，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送给曾布，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小王都太尉王铣（即王晋卿），这一次，高俅算是找到了知音，小王都太尉居然待他“如同家人一般”。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丈，《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小王都太尉派高俅到端王府送物，高俅由此结识了端王,被端王看上，从此留在端王身边。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 （即徽宗）。宋徽宗即位后，曾派高俅随刘仲武立下边功，然后又随林摅出使辽国，擢为三衙管军，很快官至太尉。

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史书上对这个人记载不详。在其他史料中有述：

1、《挥麈後录》——宋·王明清，●卷七（末）：“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舆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蓖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住。值王在园中蹴踘，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蓖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俊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镇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颇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

注1：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汝阴人，銍次子，官朝请大夫，泰州通判，庆元间寓居嘉禾。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著作有《投辖录》、《挥麈录》（四种）、《玉照新志》、《避乱录》、《摭青杂说》、《熙丰日历》、《清林诗话》等。），王明清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曾布与苏东坡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所以，王明清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注2：曾布（1036-1107）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曾易占之子。曾巩异母弟，曾任北宋右相。世称“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 曾布13岁时丧父，从学于兄曾巩。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初任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令。熙宁二年（1069）到开封，由知府韩维聘为开封府检校库监库，经韩维、王安石推荐，上书言政。深得神宗赏识，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熙宁三年，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曾布据理力争，驳斥了反对派的种种不实说法，使该法继续推行。王安石说：“新法初行，议论纷纷，唯独惠卿与布始终坚定不移，其他人多反复无常。”不久，升为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

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送给曾布，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铣（即王晋卿），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

2、《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3、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

4、《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5、《十朝长编》的记载，刘仲武本来至少会被判流放，但因为贿赂童贯，所以不但没有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而高俅在崇宁四年的记录则是以客省使的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

6、在《宋史》本纪中，我们可以查到以下两条记录：

（1）、“（政和）七年（1117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卷21）

（2）、“（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卷22)

（二）、高俅的生卒年推断。

高俅，因泼皮无赖、市井流氓，风花雪月的到处逛逛。连他的父亲都容不得他，忍无可忍之下到官府告了他一状，结果，高俅被“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高俅到淮西投奔了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他也想回家了。

从上分析，哲宗是1086丙寅元祐元年登位，大赦天下，高俅‘迭配出界发放’获赦。假若高俅18岁时被‘迭配出界发放’，哲宗1086丙寅元祐元年登位大赦天下时就21岁了。分析高俅应该在1065年左右出生。若依此类推，1086高俅21岁，由柳送到了东京董将士家里。董将仕不愿收留他，便又他打发他去投奔苏学士。高俅在苏轼身边当“小史”，当在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高俅21岁～1093高俅27岁）之间。本来，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与之政见不合，被视为“旧党”，外放当地方官，一度入狱；元丰八年（1085）神宗崩逝，哲宗幼年继位，由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旋废弃新法，重新启用“旧党”，当年即调苏轼入京为中书舍人，元祐元年（1086）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四年（1089）因受新、旧两党夹击而出任杭州太守，越二年返京官复原职，不久又出任颖州太守，改扬州太守，至元祐七年（1092）再返京任兵部尚书改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九月宣仁太后薨逝，哲宗亲政，“新党”东山再起，苏轼预感不妙，主动请求外放，出知定州，继而屡遭贬斥，止于琼州别驾，放逐在海南儋耳。由于苏轼的仕途坎坷，迁调频繁，他只有在东京官居高位且相对稳定的时日，才有录用高俅为“小史”的可能。已知高俅离开苏轼在哲宗亲政不久，据苏轼年表推断，对高俅的录用，第一种可能是始于元祐元年，其间随调杭、颖、扬三州共历时约八年；第二种可能是始于元祐六年，其间随调颖、扬二州，共历时约三年；第三种可能是始于元祐七年，直至离开，历时约一年。苏轼出知定州（中山府）自知凶多吉少，先是把高俅推荐给曾布，遭婉拒后又推荐给驸马王晋卿，说明他对身边的这个“小史”颇有好感，且具依依之情，在自身厄运来临之际并未弃之不顾，而是对其“再就业”负责到底，亦足见苏学士的敦厚长者之风。同时也表明高俅跟随苏轼的初始时间，以元祐元年的可能性最大，元祐七年的可能性最小。同时从高俅由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成长为一名‘草札颇工’的小史，也说明高俅跟随东坡日久的第一种可能。后来苏门寥落，高俅位极人臣，“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挥麈后录》），可见高俅还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

《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三年（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时年高俅应该是34岁。 1101年端王赵佶即位，即徽宗，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指徽宗）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可知，35岁的高俅，以‘监军’身份，派往边境的大将刘仲武‘渡金’，后至殿帅。

《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三衙”是宋朝掌管禁卫军的机构，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司的合称。‘遍历三衙者二十年’如果从1001年端王赵佶即位，高俅入殿前司开始计，至“（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刚好20年，与《宋史》本纪吻合。）

又《十朝长编》的记载，高俅在崇宁四年（1105年，高俅约40岁）的记录则是以客省使的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

宋江农民起义，大约在宣和年间（1119—1123）年左右，高俅约54—58岁。”《宋史 · 徽宗纪》上记载宣和三年（1122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今山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可见高俅不是镇压宋江的政府领导人，人们都认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然而。在帝制时代，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绘的，不得不用曲笔，拟一个高俅及一连串故事，借皇帝身边的而又敢骂的人为朝廷的代表而已，按《宋史》载：“（政和）七年（1117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说，宋江农民起义间（1119—1123年），高俅正是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三司’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

1126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时高俅应该是61岁。

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时高俅应该是62岁（如果高俅“迭配出界发放”时20岁的话，那么1127年时，高俅就有64岁）。

至于高俅的卒年，无法核实。

《宋史》对高俅略有记述，但并无高俅传，而且与他沆瀣一气的童贯的传记里也只字未提高俅。因此对他的下场，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正常死亡，并没有死于非命。

1.南宋王明清在《挥尘后录》中记载:

“靖康初，佑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高俅归老林泉，善终。

2.蔡东藩在《宋史演义》中对高俅也是一笔带过：

“（1125年金兵第一次进攻东京时）上皇（宋徽宗）过浮桥，卫士攀望悲号，贯惟恐前行不速，为寇所及，遂命胜捷军射退卫士，向亳州进发。还有徽宗幸臣高俅，亦随了同去。”——高俅曾随徽宗逃难。

“（1126年金兵二次进攻时，童贯被秘密诛杀）梁方平、赵良嗣等，亦次第诛死，朱勔亦伏诛，惟高俅善终，但追削太尉官衔罢了。”——奸臣高俅运气很好逃过了杀身之祸。

（三）、高俅潜匿之迷

高俅，无疑是北宋末年的太尉，1126靖康难、钦宗上台后，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归老林泉，对他是怎死，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正常死亡，并没有死于非命，至于何年病死，无人知晓。

二、关于苏绍基

苏绍基（箕）有新、旧两种版本：

（一） 旧版

1、广东《顺德县志.卷十.选举一》中，第一位记载的科举人名是这样的：苏绍箕，碧江人，元佑中举制科，任太尉。

2、根据明代太师梁储撰写的《宋太尉上柱国进尚书右丞苏公墓志铭》和清代学者苏珥的《宋太尉晴川公苏氏始祖厚泽记》所记载，苏绍箕亦作苏绍基，又名澄，字嗣良，别字湛然，号晴川，是碧江苏氏的始祖。苏绍箕的先世为福建晋江人，后迁至广东南雄沙水镇珠玑巷。

苏绍箕于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出生于南雄，青年时代在广州白云山上的月窑庵读书成名。1094年，即宋元佑九年，宋哲宗恢复制科（制科，区别于“常科”、按照皇帝特种需要而临时设定的一类取士科目，对象是极少数的著名人物，由皇帝亲自面试。常科考取者称进士，制科入仕者称为荐举），24岁的苏绍箕举“经术精通”科，被授予迪功郎的官职。北宋末年，辽、金觊觎中原，动荡的政局和频繁的战争显露出苏绍箕卓越的军事才能，经过八次升迁，于宣和年间（宣和年间是1119—1125年，正是高俅任太尉的时段）出任太尉一职，官至武阶正一品，掌管四方兵事。当时金兵大举入侵，朝中文武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苏绍箕与李纲等人为主战派的中坚，靖康之变，苏绍箕的大儿子苏世量在杭州举兵入卫而壮烈牺牲。苏绍箕痛失爱子，还时时受到主和派的中伤和诬谄，抗敌也处处受到制肘，身心遭到重创，南渡后，56岁的他以老病辞职，南宋皇帝特赐绿袍象简，再提拨为右丞相的官阶批准了他的辞呈，让他回到南雄。

1131年，贼寇彭友连在粤北一带兵乱，造成了珠玑巷居民南奔珠江三角洲的一次大迁陡，苏绍箕也随着这次移民与家眷一起南下。到了广州，苏绍箕首先想到的是年青时在那里读书的白云山月窑庵。其时月窑庵已残破不堪，苏绍箕见了，感慨万千，于是与主持商量，捐资扩地重建梵宇，取名月溪禅寺，并为寺院购置了十三顷田产以供寺僧补给，晚年，他又增购了寺后的三百亩山地，交由寺院代管，然后分咐儿子，自己身后要葬在这里。

1140年农历十一月，苏绍箕逝世，享年70岁，其后人遵嘱将其安葬在白云山摩星岭月溪禅寺后名叫“渴骥奔泉”的山坡上，经过历代子孙的重修，这坟墓及周边的碧江苏氏各世祖坟成了白云山上的一处名胜——苏家山，后来，那月溪禅寺也成了晴川公的山祠。

3、据碧江苏氏族谱记载，苏绍箕的二儿子苏世矩定居碧江，三子苏世度留在广州。世度的一支传至第八世无嗣，由世矩的儿孙承继，过继者仍居住在碧江，即后来的“北便房”。八百多年来，除了一小部分开支到他乡而失去联络的子孙外，苏绍箕后人的脉络是十分明晰的。

选录‘ 明代嘉靖时苏绍基墓碑’（节录）：

《宋太尉上柱国进尚书右丞苏公墓志铭》

（残石存广州白云山，碑文同治二年手抄本存碧江）

“公讳绍基，字嗣良，一讳澄，字湛然，号睛川，碧江苏氏始祖也。其先世不可考矣。……公南雄世家沙水镇珠玑巷人，生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庚戍五月十五日，哲宋元祐九年（即1094年）复制科举寻授迪功郎，历徽宗宣和间入迁而至殿中监。公以身任休戚，上特眷注，秩转太尉，掌四方兵事。功深岁尽，即奏其殿最，上益敬重之。钦宗靖康末，金人充斥，圣天子蒙尘，举朝惑于和议，皆屏弃中正，信任奸邪，公力以战守抗谕，佥阴中伤之祸几延，公因辞病乞骸，上克允以。公初直学士院，特赐象简绿衣进右丞相阶，以宠其归。……原公配余氏，封义安夫人，生于熙宁元年（1068）戊申八月初四日，卒于绍兴二年（1132）壬子三月十六日。公卒于绍兴（十年，即1140年）庚申十一月十三日。……按太尉本秦官，汉唐皆置，与司徒、司空并为三公职，宋徽宗政和时罢之。（即蔡京1112年任相时撤了太尉一职）……夫太尉自雄（即老家南雄）避广（即避居广州）。……

十四世孙应星一淳兆麟廷翰方缙方卓应旻兆重修

大明时嘉靖二十有七年戊申十二月十三日

（二）、新网络、车陂版（广州车陂苏绍基后裔苏进泉，自称从1996年开始研究得出的、以及一些文史部门（包括‘三苏博物馆’）和网络推手助澜的版本）

苏箕（1088——1150年）又名苏绍箕，字嗣良，号晴川，北宋苏轼（东坡先生）之孙，苏迨之子。生于广东南雄珠玑巷。崇宁四年（1105年）中武举，历经抗金，为宋高宗赵构南渡护驾，官至太尉。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随后再遇兵乱，携家眷南下广州，隐居白云山，建月溪寺。绍兴十九年（1150年），苏绍箕卒于白云山月溪寺，葬于摩星岭侧，享年六十二岁。今广州天河车陂乡保留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晴川苏公祠。

上述新旧两版本，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新版本之所以将原版本改变，目标是将苏绍基改成为东坡之孙苏箕，主要改动有以下4处：

1、是生卒年月的改变：把苏绍基生卒由‘1070—1140年’，改为‘1088—1150年’；

2、是祖籍源流的改变：把苏绍基‘其先世不可考矣’或‘苏绍箕的先世为福建晋江人’改为‘北宋苏轼（东坡先生）之孙，苏迨之子。’

3、是功名的改变：把苏绍基‘1094年，即宋元佑九年，宋哲宗恢复制科，24岁的苏绍箕举“经术精通”科，被授予迪功郎的官职。’改为‘崇宁四年（1105年）中武举，’；

4、是退隐时间的改变：把苏绍基‘南渡后，56岁的他以老病辞职’改为‘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

第4这点就更离谱了。岳飞遇害是1142年1月27日（农历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与苏绍箕‘后岳飞遇害，绍兴三年（1133年）以伤残回归南雄养病’有何关系？怎会倒转九年历史来告老还乡？（可怜所有认可此说的‘文史专家’和‘报网记者’以及推波助澜者，都是历史知识的‘文盲’。）……

三、 北宋末年太尉，是高俅还是苏绍基？

（一）先综合一下高俅与苏绍基生平 ：

1、高俅出生约1065 年， 苏绍基出生1070年，二人相差5年（即使高俅可能早2—3年，也最多相差7、8年），基本属同代人。

2、1093年高俅经苏轼举荐，入王诜驸马府，1100年入端王（即后徴宗）府。苏绍基于1094年制科‘荐举’（被录后相当于常科进士），被授予迪功郎（文官职，九品，相当于现文书、科级）的官职。

3、高俅：《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指徽宗）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宋史》载：“（政和）七年（1117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 苏绍基：北宋末年，辽、金觊觎中原，动荡的政局和频繁的战争显露出苏绍箕卓越的军事才能，经过八次升迁，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出任太尉一职，官至武阶正一品，掌管四方兵事。其墓碑又载：历徽宗宣和间入迁而至殿中监。公以身任休戚，上特眷注，秩转太尉，掌四方兵事。

4、高俅：《挥尘后录》中记载：“靖康初，佑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苏绍基：“南渡后，56岁的他以老病辞职，南宋皇帝特赐绿袍象简，再提拨为右丞相的官阶批准了他的辞呈，让他回到南雄。

（二）经分析苏绍基：我们不考虑编造的新版（因为新版为其伪说圆场会不断伪编，民国以后的、特别是1996年后新编的更不可信），只分析两种版本俱述苏绍基均为北宋末年的‘太尉’。但其‘太尉’与高俅比，就值得辩别了：

1、 苏绍基（箕）的北宋末年太尉，虽有明、清民间的和族谱的记录，但缺失北宋、南宋和元代的记载，更主要的是国史一点也查不到苏‘太尉’的记载。

2、 北宋末年的‘太尉’，出现了高俅与苏绍基的重叠，说明只有一真，另一必假；假若两者都真，必是同一人，而其中一个很可能是真‘太尉’的化名了。

3、 南渡后，高俅和苏绍基都同时‘告老回乡’，其中高俅‘归老林泉’，不知何终？苏绍基也回归南雄，后隐居广州白云山，建月溪寺。当中会不会有‘神秘点’？！

4、 高俅曾是东坡的‘小史’（秘书），他虽然列入奸臣，但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假若南渡后，钦宗惩治“奸臣”，脱网的高俅，会不会化名故主亲属呢？也值得考究！

针对上述种种，本人只对北宋末年出现两个‘太尉’而作的大胆分析，并无辱意，只求解决疑问、正本清源，还历史之真实。如有过错，敬请包涵，并恳请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