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 |
释义 |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主要人物:欧阳修、苏轼、王禹偁、苏舜钦等 时间:北宋初至北宋中期 特点:提倡写作反映现实,反对浮艳文风 文学革新运动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文学革新运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靖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影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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