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7年7月9日－1989年12月17日），美国退役陆军上将，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身材高大，平静而性情温和，在中国任职对弥补史迪威造成的与蒋介石的隔阂大有裨益。马歇尔欣赏他的策略、才智、精力和正确的战略判断。他在1947年第二次中国之行而写出的报告，揭露了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端，正确判断出两年之内中共军队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快乐的青年时光

中国战区参谋长(临危受命 稳定战局 整编部队 移风易俗)

魏德迈报告出笼

退休以后

快乐的青年时光

德国裔，祖父母皆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地区，祖父为逃避征召入伍而于1830年移民美国乔治亚州，于内战中参与南方作战。魏德迈于1897年7月9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玛哈市。童年时代向往成为外科医生，但高中时适逢一次大战爆发，乃矢志从军报国，因著名之进步派参议员诺瑞斯之推荐，获甄选进入西点军校就读，1919年毕业后与同学赴欧洲旅游数月，目睹战后残破景象及阵亡将士之墓碑罗列，感触良深 。返美后入乔治亚州班宁堡之步兵学校服役，并于1920年晋升中尉。1923年奉调远东，在搭船前往菲律宾途中，结识随父母赴菲履新的上校之女安必克。两人于1925年2月在菲结婚。1929年至1931年转调驻中国天津之第十五步兵团。这个团的性质和日本的中国屯驻军是一样的，都是八国联军之后的产物。马歇尔是这个团的副团长，史迪威是营长。在华停留期间,与其夫人勤习中文,并结识中国政商领袖，与林语堂、顾维钧及清废帝溥仪等人均有所接触,对中国风土人情了解渐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以至于他以后说中国“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1931年再度奉调菲律宾.1934年返美入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 之指挥参谋学院受训。1935年升为陆军上尉，1936-1938年进入德国军事学院学习。1940 年任少校，在美军步兵组训部门任职。1941年5月加入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战争计划办公室，是战争爆发时一系列新战争计划的主要制定者，9月提升为战时中校，因亲德嫌疑被联邦调查局盘查，但其岳父斯坦利·恩比克已将是陆军副参谋长，随不了了之。1942年2月又升为战时上校，服务于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并作为马歇尔的代表参加联席作战会议，1942年7月升准将。1943 年9月获少将衔，调任盟军东南亚司令部路易斯·蒙巴顿的副参谋长。曾奉蒙巴顿之命来华，商谈中缅边界纠纷问题。

中国战区参谋长

临危受命

1944年10月27日，在锡兰康提的他接到马歇尔电报，任命他接任约瑟夫·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对其新任命并不感到欣喜，因为除了仍然希望能率军赴欧洲战场外，他早就耳闻「中国是美国军事及外交官员的坟场，有许多优秀官员的前程葬送在中国，但是，作为一个军人,除了接受命令，他别无选择。

为了避免魏德迈来华重蹈史迪威的覆辙，参谋总长联席会议在于十月二十四日给魏德迈的指令中，明确规定其主要任务如下：1. 向蒋委员长提供建议并协助其进行对日作战。2. 指挥其属下之美军作战部队自中国实施空中作战，并在作战，训练及后勤支持方面继续支持中国之空军地面部队。3. 除因保护美国人民之生命及财产而有必要者外，不得使用美国的资源镇压〔中国〕内部的斗争。此外，并将以往并未明确划分的中缅印战区正式划分为中国战区及印缅战区，后者由曾任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副手的索尔登中将负责.。此一决定无形中降低了中国战区在美国亚洲全盘战略考虑中的地位，「史迪威事件」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立即影响已然浮现。

稳定战局

10月30日，魏德迈率随员自新德里飞越驼峰抵达昆明，在当地停留一宵，次日飞抵重庆，在机场迎接者有外交部长宋子文，赫尔利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接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职位后，与尖酸的史迪威相比，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处理的更好，他一开始就对蒋介石说他将无条件服从蒋的指挥，不过和他的前任一样内心对国民党没有多大好感。他评价蒋介石不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或熟练的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军队对抗军阀及共党方面相当成功，但极少展现现代军事战术或技巧方面的知识。抵达重庆之后，魏德迈发现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不乐观，西南之战况尤其危急，魏氏在10月10日致参谋总长马歇尔的电报中表示：「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恶化，桂林事实上已被包围，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国人的毫无组织，与计画的没有章法则更是出人意表.」事实上，在魏德迈拍发此一电报的前一天，桂林已经被日军攻下，柳州则在11日陷落， 贵阳之情况亦甚危急，如果贵阳失守，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则是作为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援华空运唯一的终点昆明以及陪都重庆本身，魏德迈担心一旦昆明失守，不仅危及重庆，更可能造成中国政治及军事上的崩解。为未雨绸缪，魏德迈曾向蒋介石建议，如贵阳失守，应有迁都昆明之准备：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我明白告诉委员长我无意留在重庆被日本人俘虏或杀害，但如果可能我会到昆明去，如果情况许可在那里组织坚强的抵抗.」。 魏德迈将曾受美军训练及装备，目前在缅甸作战的五个师国军中的两个师调回，并由参谋总长何应钦驰赴贵阳，指挥援军反攻，贵州战局始告稳定。‘

整编部队

1945年1月，魏德迈晋升陆军中将，除了扭转战事的劣势之外，魏德迈对中国战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缩编国军兵力，提高国军待遇与建立后勤补给中心，魏氏抵华之初,国军约有300师兵力，训练及装备均严重不足，魏氏在4月26日呈送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指出「国军约有300师之众，美国装备绝不足以配备如此多之单位，故先充实36师之训练与装备，若再有可能则扩充至50师.」此36师之精简，加上仍在缅境作战之3师，共39师，即为战后美国协助中国政府建立现代化军队，初步装备陆军39师计画之由来。

魏德迈深知仅凭训练与装备仍不足以致胜，士气是赢得战争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自古即让军队「就食於民」，而军人也认为保国卫民，受之无愧，因此强取豪夺之事实层出不穷，造成民怨甚深，魏德迈调查发现，中国人竟无「打仗靠后勤」的观念，国民政府所实施的给养制度是依士兵人数将定额款项发给各部队长，由其负责解决粮饷问题，但由於其时军官薪俸微薄，不足以养家活口，因此部队长克扣军粮及吃「空缺」的情形极为普遍，造成战力不足，士气低落，为彻底解决问题，蒋介石接受魏德迈之调薪建议，主动将国军待遇一律提高一倍。

为杜绝部队长的中饱私囊，魏氏又拟具新的配粮计画，分别在昆明及重庆设立一个给养中心，负责采购军粮，分发至各分支单位,再以卡车运送至各部队，此一新配粮计画在全国实施成效良好，不仅士兵粮食不虞匮乏，军民之间的关系亦大为改善，魏德迈并要求马歇尔派遣一位食品专家来华，研究国军膳食情形，并提出改善建议，同时,自美国运送维他命丸，以补充士兵营养之不足 。

移风易俗

除了协助解决国军兵员过剩及给养问题之外，魏德迈在抗战期间也曾数次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其所针对者虽非军国大事，但却颇收移风易俗之功效，更充分反映了魏氏对中国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关怀，例如，魏德迈抵华之后常获国府官员邀宴，菜肴丰盛，有时竟达二十几道菜，魏德迈认为当无数中国人颠沛流离，身处饥馑，而领导阶级却如此奢侈，极为不当，因此他建议蒋介石，在战争期间，此类宴会应予停办，并建议蒋氏以身作则，本身宴客亦应以四菜为限，蒋氏对此欣然同意，并以婉转方式普遍实行。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建议改变中国人「靠左驶」的行车习惯，在中国，数千年来行人及路上交通工具皆是靠左行走，但是在抗战时期，此一行之多年的旧习惯却造成了不少意外，因为在中国战区所使用的车辆绝大多数是美制的汽车及卡车，其设计是靠右行驶，与英制的车辆不同，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人车改为靠右行走，蒋氏立即接受此一建议，并打算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内立刻实施，魏氏建议给予数月缓冲期，并大力宣导，此一改变因影响英产汽车在华市场，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甚至指使若干中文报纸为文攻讦，并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收回成命。此一新的规定於1946年元旦在全国开始实施，过程顺利,未发生任何意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靠右走」仍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一体遵行的交通规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受降，接收及遣返在华日军及平民问题，三个问题中,受降只是形式也较单纯，而接收及遣返日人问题则颇复杂也牵涉较广，若无美国协助，国民政府根本无法完成。魏德迈曾劝请蒋介石亲自接受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呈递降书，蒋则希望魏德迈代其受降，为魏氏婉拒.魏德迈并表示：“中国遭受敌人蹂躏八年，牺牲数百万生命，没有任何外国代表该在中国战区之内受降。”后乃任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受降代表。

魏德迈报告出笼

日本投降后的受降、接收等问题亦由魏德迈协调。他在利用美国军队和资源加速国民党抢占华北时，尽力避免与中共共产党进行任何武装冲突，表现了他的政治判断力不低于其军事才干。他曾建议不要匆忙进军东北，而应该四国共管东北，直到条件成熟才交给国民政府。后来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期间，原来计划由魏德迈接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之空缺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因周恩来反对他而推荐了司徒雷登而作罢。至1946年3月去职。临行前获赠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6月--1947年回到美国任第二集团军司令、陆军副参谋长等职。1947年7月奉国务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命为特使到中国调查。他负有双重使命：“让中国人知道他们必须证明美援不会被浪费；同时说服华府必须提供此一援助。”蒋介石以及其他国府高层官员对於魏德迈之来华在起初显然是抱著很高的期望，认为是象徵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契机，随之而来的将是大量的军经援助。随著调查团考察行动的展开，这份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与不满，蒋介石首先感到不快的是调查团将甫自日本殖民统治下解脱的韩国包括在行程之内，与中国相提并论，对中国的尊严及主权是严重的羞辱；其次，美国政府在宣布派团来华之时，未与其事先磋商对其本人是极为不敬。而且抱怨美国舆论其对待中国之态度，尚远不如对待其仇敌之日本。在东北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考察美国空军轰炸抚顺的日本高炉留下的痕迹，对工厂迟迟不能开工赶到惊讶。当廖耀湘对他展示所谓的苏联士兵参加内战的情报说，他对这些小把戏不屑一顾，当廖耀湘诉苦说美国再不加大援助的话，当年美国一手训练的远征军就会全部毁掉。他大声反驳，美国训练的的那只军队早就不存在了。那批人一半已经被迫当了逃兵，另一半已经被你们错误的指挥送进坟墓，现在的军队只是在满洲征召的农民而已。8月19日,魏德迈完成在中国的考察行程.当天，蒋介石与其长谈六小时，就政治、军事、党务等有关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但未触及美国之世界与远东政策或中美具体合作办法。很显然的,魏德迈对於此次来华考察的发现相当失望，在他与蒋介石相处的经验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蒋的领导能力几近於完全失去信心，正如他离华前夕写给当时在美国的麦克罗将军的信中所说:“他〔蒋〕向我保证他是真心要帮助他的人民以及消除腐败.他要不是一个玩弄权谋者，就是他无力进行现在有急迫需要的改革。”8月22日，面对六十多位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宋美龄等在内的国府高级官员,魏德迈，以一个诤友的身份,坦白地说出了他考察的观感；即席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在中国，我在各方面见到的是麻木与怠惰。许多中国人的卑怯的失败主义，令人气馁心灰。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希望国民党振作，被国民政府视为奇耻大辱，戴季陶甚至在演说中途即痛哭流涕而退场。

魏德迈原拟於8月23日晚间在司徒雷登大使官邸设宴答谢蒋介石、宋美龄及行政院长张群夫妇.但在当天下午蒋介石托辞身体不适，无法赴宴,魏德迈乃取消此一宴会.蒋介石对魏德迈坦率批评之不悦，由此可见，而张群则对魏氏因蒋介石无法出席即取消宴会亦极表不满， 8月24日上午,魏德迈及其幕僚飞东京转往韩国考察.在行前发表的离华声明中，魏氏更明确而直接地指出： 余今日见中国各地多有冷漠无情与麻木不仁之现象,对眼前之问题不求解决,而以相当之时间与精力掷於谴责外来之影响,或觅取外来之协助,多数能干爱国之中国人士,原应满怀希望与决心者,反陷於可鄙之失败主义,言之诚属令人丧气.中国虽经多年战争及革命之阻挠及削弱,现仍拥有其本身所需之大部分物质资源,复兴有待於睿智之领导与道德及精神之再生,而此仅能求诸中国内部， 同等重要者,目前中央政府能裁除在政府组织内,尤其省县机构内,担任职位之颟顸或贪污官员,而获得并保持大多数中国人民一致及热忱之支持……为重获得并保持人民之信任计,中央政府须立即实施大刀阔斧而范围广大之政治及经济改革,纯作诺言,将无济於事,亟需见诸实行.一般所应接受者,即军事力量本身将不能消灭共产主义。 如所预期的,魏德迈的离华声明在国民党内立刻引起了极大的反弹.首先,在魏德迈离华后次日晚上,蒋介石召唤司徒雷登之私人秘书傅泾波至官邸,详询调查团来华之背景,并对既有大使驻华又派遣此一未经过邀请之调查团表示不解.蒋介石显然关心美国是否有意逼他退隐或以其他方式令其去职。 8月26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行政院会议之报告中,详述魏德迈声明中之各项错误.王氏认为:经济复苏缓慢是由於抗战带来的纷乱失序以及国军未能在日本投降后收复整个东北所造成的结果;国民政府在与共产党人斗争时并非只追求军事的解决;而在清除公务员贪污的工作上亦已获得若干进展. 8月29日,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长文,强调中国的问题不能用西方的政治及经济的尺度来衡量.他更进一步批评：那些只不过访问少数几个城市,即对当今政府之缺失擅下结论的外国人. 九月份,国府高层对魏德迈的批评愈趋明显.9月2日,行政院长张群在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内政或外交政策不会因为魏德迈调查团而有所改变.他说:「有很多事情魏德迈不知道.」张群并指出:魏德迈来华访问时,他曾数度与其见面,但魏德迈从未与其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张群抱怨说:「比较起来,政府之外的人比政府内部的人更受到魏德迈将军的重视.」张群并且强调:魏德迈在离华声明中建议的改革事项,有很多在他来华之前已经实行了.可能魏德迈将军认为他离开中国并不太久,对中国仍很了解. 当时即将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王世杰在九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中美关系因魏德迈访华后所作之公开声明,显然日趋恶化。9月16日,国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孙科接受合众社记者访问时表示:除非美国立刻给予大量援助,否则中国将会与苏联合作.孙科宣称:魏德迈的「不够技巧的」批评已令许多中国人不满,因此使转向莫斯科的工作变得单纯. 司徒雷登在9月20日呈给马歇尔的报告中也指出「甚至有国府高层官员向他表示, 可能会请求苏联驻华大使调停国共内战.」 很显然的,国民党高层对魏德迈的批评恼羞成怒.值得注意的是当初力劝魏德迈接受蒋介石演说邀约的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电文中也隐约指出魏德迈对国府之缺失「过於坦白的」批评有伤国民党人的「颜面」.而他们也担心这些出自一位总统特使口中的言辞会激励共产党人,鼓励无党派人士反对政府,同时也 会造成金融市场的骚动.因此,司徒雷登认为魏德迈对国府高层官员的谈话以及离华前发表的声明对国府来说：无疑是一个粗鲁无礼的震惊.。

魏德迈在给美国国务院的考察报告中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魏德迈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但他的《魏德迈报告》在美国政界发表后，使美国高层更加深信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挽救。

退休以后

1947年10月--1948年11月晋升至美军计划及行动处总长。1948年发生柏林危机，魏德迈是柏林空运的主要支持者。1951年7月在旧金山指挥第六集团军，1954年在退役名单上被晋升至上将。1958年出版回忆录。1979年中美建交后北京多次邀请魏德迈访华，俱为其婉拒。1989年12月17日，阿尔伯特·科蒂·魏德迈病逝维吉尼亚州贝尔沃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