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族又称“寒门”、“寒族”。魏、晋、南北朝时不属于士族的家族，大多为普通中小地主。由于士族长期拥有政治特权，生活奢侈腐化，逐渐失去了统治能力，这时，庶族地主便以武职为升官阶梯，立了军功，掌握军权之后，进而取得了政权，这样士族衰落，庶族兴起，魏晋及南朝的朝代更替也是士族与庶族势力消长的过程。

简介

背景

转化

影响

简介

仕族出身就算你又呆又傻，自小就绫罗绸缎山珍海味享用不说，长大了肯定有个官做，于是就沿承了家族的血脉，世世相袭。除非更朝换代或是家族里惹火了皇帝老子而家破人亡。

而庶族出身呢？截然相反！除了吃糠咽菜，受尽折磨外，很少有人可以享受文化教育的。路上的冻死骨大都是他们虽然也有“十年寒窗苦，一朝状员郎的”，都是老百姓的想象而已。官场有这些人群，但是他们是被士族利用来服务的，安定民心的，掉脑袋的，清廉乃至饿死的都是他们。

南朝庶族势力兴起原因：

1、士族阶层腐化，导致对庶族控制不力；2、因为战乱，南朝士族势力不弱，而大量的庶族地主跑到南方，在经济和政治军事上发展壮大；3、门阀制度导致士族与庶族矛盾加大，增加了庶族崛起的决心；4、深层次的原因是土地经济制度。

背景

早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专攻一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特殊地位的阶层。士族的势力在曹操掌权时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晋重新兴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士族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而寒门庶族几乎失去了入仕的机会。进入东晋，士族门阀的势力更加强盛，特别是一些高级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局面。这种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在东晋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到了南朝，士族势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权政治。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怀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其实寒士的不平早在战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楚辞》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算是他们最早的呼喊。《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则反映了寒士希望改变其地位的要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为强烈，在诗中的呼喊之声也就更为高亢。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形象地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其六写出自己这一介寒士的高傲：“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五最后两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则充分表现了寒士的气概。鲍照也将寒士的不平倾泻到诗中，如“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转化

物极必反是世间一切事物的通律。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的结合，虽然使世家大族蹑居高位，把持政权，垄断国家机器，但他们由此而滋长的骄奢、“清高”和不理政务实事的风气，却给了寒门士人在政治上发展的契机。到了南北朝时期，世族逐渐衰落，寒族士人逐渐崛起。分析内中原因，大抵有三：

第一、因为世家大族无法包揽整个封建王朝的政务，使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庶族士人一直在庞大的政权系统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譬如世族鄙薄武事，以文雅自傲，认为“屈志戎旅”有损门第，所以他们不乐武事，只愿做文职官。这就给庶族寒士通过军功跻身政坛以更大空间。南北朝时期大批寒士由于军功显达，担任军师将帅，执掌了兵权，成为封建国家倚为“御侮戡乱”的柱石。齐、宋、梁、陈等各国的开国皇帝，起家时并非高门大族，均由军功累至将帅，最后登上皇位的。即使在文职官员方面，世家大族也无法把寒士完全排斥于政权组织之外，仍有相当一批寒士在那里苦苦经营，养精蓄锐，伺机发达。

第二、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相结合，使世家大族更加腐化。出身于豪门的子弟有了自恃的门第，就再也不依赖血统以外的条件了，养成了把立功升迁视为有辱门第的羞耻事而不屑于接触实际政务的风气，久而久之，堕落到毫无治政理事能力的地步。他们不懂世务，“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亩；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更不堪世务，“出则车舆，入则扶持，……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喘，不耐寒暑”；因而“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史学家姚恩廉在《陈书·后主纪论》中对世族不问政务的情形作了这样的记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人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讫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世族的腐朽，为寒士逐渐掌握实际权力和政治上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寒门势力与皇权的结合。由于在门阀政治统治下，无论是掌握实际政务的寒士，还是登上皇帝宝座、非世族出身的帝王，均受到世家大族的掣肘和压抑。因此皇帝和寒士都有打击门阀制度、削弱世族势力的共同要求，从而促使皇帝和寒士“联盟”，并使寒士充掌中央机要，逐渐成为皇帝倚重的心腹重臣。寒门势力与皇权的结合，大大加强了打击门阀贵族的力量，世族与庶族的界限受到了冲击，世族地位开始动摇，寒门庶族开始崛起，双方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随着世族的衰落和庶族的勃兴，那种保证和维护世家大族“依流平进”的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办法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废除这一用人制度也就摆上了议程。到了肖衍登上南梁帝位后，便进行了改革。据《文献通考·选举考》载：“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505年)，又制九流常选，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无复膏粱、寒素之隔”。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废止九品中正制，限年入仕，不拘门第，九流常选，试经授官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可以说是开了选官择士不论阀阅，任官重视考试的先河，具有重大意义。

影响

自隋唐起，门阀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时代特征。门阀世族由东汉起形成，进入魏晋南北朝而居于社会上层，掌握并享受着经济、政治上世世代代的特权，在文化上也处于垄断地位。而广大的寒门庶族则很难得到发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两句，概括了在九品中正制之下，人物品第以及仕途中庶族与世族的不同命运与处境。

到了唐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加之武氏推行一系列打击世族的政策，庶族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世族衰落，庶族兴起是大势所趋。然而，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旧世族的势力并未迅速消亡，社会上的门阀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世族凭借其门第的优势、文化传统的优势，及其家族长期以来建立的关系网，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跻身政治上层。同样是参加科举考试，世族由于拥有良好的家庭教养，也比庶族更易成功。唐代毕竟创始了科举这一出身庶族士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途径，有些人还占据了高位，与六朝时代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姑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房琯、李泌、杨炎、陆贽、裴度、李德裕等唐朝十为著名宰相进行统计，出生庶族的仅有张九龄、陆贽两人，其余八人皆出身世族，但这已显示出一种重要的变化。

以上情形大体可以说明，终唐之世在宰相的任命之上，世族一贯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世族垄断的状况毕竟被打破，庶族有了一定的进身机会，可以进入朝廷及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发挥较大的作用。经唐末黄巢起义与五代战乱，旧世族到宋代之后，其政治地位最终被取代。

早在唐代，文化界中庶族士人活跃的身影已初现端倪，在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无不展现出巨大的创造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宋代。唐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多半出生庶族，其父祖辈多为地方上的县令或是比县令还低的长史、司马、别驾之类的小官。这些人的家庭地位并不显赫，自身年轻时的境域不是很理想，但其家庭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使得他们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尽管他们在仕途上未必如意，却抹杀不了其文化方面夺人眼目的造诣。

庶族士人因为出生卑微，许多人经历过长时期的贫困生活，因此对社会状况的体察尤为深刻，他们往往抱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使命感。例如。李白早年就怀有济世之志：“申管宴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后来又说：“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直到62岁去世的前一年，当他听说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的消息时，还请缨从军，半道因病而返。杜甫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其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与李白一样，虽未实现自己的抱负与志向，但只要有机会总是不放弃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愿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突破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无论穷还是达，都不放弃兼济天下。

他们还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上，针对政治弊端直言极谏，无畏触怒帝王与权贵。诤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是这些人普遍的品格。初唐诗人陈子昂便是一位直言极谏之士，他屡次上书议论军国机要、军国厉害，并就西蕃边州安危、雅州讨生羌、措刑、任贤等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颜真卿于安史之乱当中及其后的一系列表现，充分显示出他的操守。他多次得罪权贵，屡屡遭到贬黜，却始终“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

庶族士人的这种济世情怀、谏诤意识以及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的品质，可以追溯至汉代乃至先秦，孟子、屈原便是典范。进入唐代，由于政治开明，庶族士人的济世抱负有较多的实现机会，加上唐太宗与魏徵之间君臣关系的范例，谏诤意识明显得以发扬。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关系，成为有唐一代及其后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庶族士人的谏诤活动，乃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向专制独裁进行斗争，以推动政治开明，进而推进文明进程的可行方式。

终宋一代，内忧外患频仍，士人除了济世情怀、谏诤品格之外，忧患意识显得格外突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尤为宋代士人所认同。他们在表达个人抱负时，显得相对比较拘谨、收敛，李白、杜甫分割的豪情壮志在宋人诗文中并不多见，主要表现于杀敌报国挽救危亡方面。如南宋的陆游，早就有志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然而这一志向到晚年都没有实现，仍念念不忘道，“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难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