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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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世味的诗剧

图书编号:1453254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定价:28.0

ISBN:754383085

作者:程芸著/国别：

出版日期:2002-08-01

版次:1

开本:23cm

简介:

《琵琶记》虽然糅合、借鉴了历史人物蔡邕的某些生平细节，而且做的是翻案文章，但其故事大略依然与史传有重大差异，剧情梗概：书生蔡伯喈新婚二月，本无意功名。适值朝廷黄榜招贤，伯喈为父所迫，勉强进京赶考，得中状元。牛丞相爱惜蔡伯喈才华，要招他为女婿。伯喈虽再三推却，终被牛丞相奉圣旨招赘人了牛府。蔡伯喈还试图辞官回家，也被皇帝拒绝。

此时，家乡遭受饥荒，妻子赵五娘虽百般维持，伯喈父母依然饥饿而死。在用罗裙包土安葬了公婆之后，赵五娘用图画描绘了家庭的变故，然后身背琵琶，一路弹唱乞讨，寻夫到京。伯喈与五娘见面后，深自痛悔，幸亏牛丞相之女通情达理，于是夫妻团圆。伯喈携一夫二妻终于回到家乡，庐墓三年，最后皇帝下旨一门旌表。

关于高明创作《琵琶记》动机，明人曾有不少推测。如弘治年问白云散仙的《重订慕容喈琵琶记序》认为是“刺东晋慕容喈之不孝，牛金之不义”，徐渭《南词叙录》则说是“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田艺衡《留青日札》说是讽谏友人王四(因“琵琶”二字共有四个“王”)弃妻再娶，王世贞《艺苑卮言》则说为讽刺中唐时期停妻再娶宰相牛僧儒之女的蔡生，还有人说是为了嘲骂蔡卞弃妻再娶王安石之女而作。诸如此类的传说其实都是强作解事的附会臆测之词。

那么，高明为什么要将《赵贞女蔡二郎》谴责书生“富贵负心”的主题，改编为《琵琶记》中所试图宣扬的忠孝仁义，即所谓“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开场《水调歌头》曲清楚地道出了个中缘由：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篇。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原来，高明也不过是借用这一人所熟知的故事框架，通过对其中核心情节的改动，试图以南戏的文本形式来实现他提倡风化、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主张，这与他平素立身纠事皆以儒家思想为圭臬是相互贯通的，正所谓“言为心声”!

但《琵琶记》文本所孕含的思想倾向是相当复杂、矛盾的，其认识意义和审美效果也超越了作者原来的初衷。

高明首先改变了《赵贞女》谴责蔡伯喈的立场，重新构设了人物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细致人微地刻画了蔡伯喈面对现实时的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难以言传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为了解脱蔡伯喈对于父母“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罪过，作者苦心安排“三被强”与“三不从”的情节关目：被父强迫，伯喈不得不赴京应试，所谓“辞试不从”；被牛丞相强招为女婿，伯喈辞婚，牛丞相不从；被皇帝授封高官，伯喈辞官，皇帝不从。“三被强”与“三不从”相辅相成，环环相扣，“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分离”，这是造成蔡伯喈家庭悲剧的直接原因。“‘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通过这些改变，《琵琶记》向读者(观众)不自觉地传达出这样一个观念：促成悲剧的原因并不是某个人恶劣的思想品质，而是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整个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荒谬。

但是，作者如此苦心经营的“三不从”情节，果真能开脱了蔡伯喈“不孝”的罪责?蔡伯喈虽然被贴上“全忠全孝”的标签，但事实上，他始终不能一心一意地忠诚事君，更没有对父母尽到孝敬之责。圣旨明明如此宣讲说：“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传旨的黄门也说：“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得忠和孝，却不见母死王陵归汉朝”，也即是说，作者隐约认识到封建伦常秩序、道德观念内部的矛盾性。

面对“三不从”，蔡伯喈也曾试图有所反抗，但其态度却始终是暧昧的，其反抗也始终是软弱无力的，因为面对强大的父权和君权传统，蔡伯喈并无多少选择的余地。他永远无法走出残酷无情的现实与真实的内心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困惑，即便最后一门旌表，他依然陷入“可惜二亲饥饿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自责中。因此，《琵琶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鲜明地体现出封建伦理道德自身的矛盾与荒谬，但作者却并没有试图以所谓“批判”、“暴露”为他行文的主要旨趣。也就是说，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之间是有相当多凿枘不合之处的。

当然，有关蔡伯喈内心矛盾的渲染，其实并不是《琵琶记》最有价值的思想内核，赵五娘这个人物形象才塑造得最为震撼人心、最具艺术感染力。蔡伯喈入赘相府后，赵五娘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弃妇，但依然承担起了供养公婆的责任。她典当了所有的衣服首饰，甚至不顾礼节抛头露面去乞求赈粮，以至受到里正的欺辱；她想到了死，到又不愿违背丈夫临行前的嘱托，于是只得忍辱偷生；她将筹得了粮食供养公婆，自己却只能暗吞糠秕，以至受到婆婆的误解；公婆亡故后，她不愿意一再求人，于是剪发埋葬，麻裙包土，白筑坟台。作者无疑是试图集中笔墨，将赵五娘塑造为一个“孝妇贤妻”的，但事实上，“赵五娘”形象符号所负载的思想意义，远远已非“孝”、“贤”两个字所能概括的。在“糟糠自厌”、“代尝汤药”、“断发求葬”、“描容上路”等情节关目中，她的行动、情感早已超越了传统礼教对于一个儿媳妇提出的义务，即便以一个孝子对于父母的责任而言，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赵五娘对公婆的奉养，在作者那里是一个儿媳妇对伦理道德坚决的信奉与力行，然而在读者、观众看来，却是一种崇高的至善至美的人性境界。

可以说，在“赵五娘”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国女性的诸多美德，她的苦尽甘来、夫妻团圆在后世得到了无数读者的认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琵琶记》最后的“一门旌表”指责为廉价的乐观、庸俗的“大团圆”。在广大普通民众看来，这样的女性，她有什么理由不重新获得丈夫的礼遇，有什么理由不得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最高政权的嘉奖?

《琵琶记》的出现，标志着南戏创作基本上走出了以往鄙俚、粗糙的阶段，也是南戏从民间的集体创作过渡到文人化的私人写作的一个主要标志。由于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后世戏文乃至传奇戏曲的创作从此有了一个可以模仿的范本。明清很多曲谱都纷纷选择《琵琶记》作为例曲，以至它被尊为“南曲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