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图书。散文集，收集的都是李城散文中重要的篇章。散文中的李城在甘南大地上行走，在倾听，在触摸，甚至超出了地域意义上的甘南。

《行走在天堂边缘》，散文集，李城著，2008年5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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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涌现出的甘南

——读李城《行走在天堂边缘》

张存学（甘肃省文学院副院长）

甘南的诗人和作家们不善于言说。我在这里说的言说是指超出语言道说边界的言说，也就是夸大自己，卖弄自己的言说。甘南的诗人和作家们可以豪迈地喝酒，喝醉酒以后可以胡言乱语，可以目空一切，可以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来，但在创作面前，他们一概谦卑和沉默。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都知道在他们作为道说的创作之后有一个天高地阔、诸神存在的甘南，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知道持守道说的庄严感和作为道说与渊始的相切性。甘南的诗人阿信是这样，桑子、完玛央金、陈拓、瘦水（索南昂杰）、扎西才让、杜娟是这样，还有李城也是这样。更早的诗人丹真贡布更像一座沉默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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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过李城的散文集《行走在天堂边缘》后，我能想像出李城行走在草原上的样子，他孤身一人，头顶是蓝天，脚下是大地，还有神性显现的可能。事实上，出生和生活在甘南的李城一直这样行走。这种行走让我感到亲切，我也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成长过，生活过。

不管出生在那里还是走入那里，一旦在那块土地上将自己的脚扎得踏实就已经身在其中了。这种身在其中一旦产生就是命运性的，身在其中者在这种命运中将会把自己交付给踏勘人的真实边界的思虑中。

身处甘南，也许也不断地在现成的观念世界中走来走去，以惯常的思维面对人和事，并以语言作为工具叙说人间的是是非非，但在有一天会在静默之中突然倾听到另外的声音，它们是一棵树的声音，一缕风的声音，一条没有名字的河的声音。这种倾听是置身于被召唤中的倾听，在这种倾听中，大地、天空和诸神聚集而来。这种状态或许只是在一瞬间存在过，随后被遗忘。随后仍在价值性的世界中滚爬摸打，仍在把外面的种种言说当作高深莫测的东西加以赞叹。

在这个时代，身处甘南的写作者是无法不接受价值体系的浸泡的，这种浸泡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入性的，它深入到头脑中，深入到骨头里。价值体系是背离了物的纯然性而在概念、观念的区分演绎中形成世界的，这样的世界一旦形成，天空、大地、人、诸神共融的景象便悄然隐遁了。在价值体系的世界里，不管是逻辑证明体系层面上的，还是伦理秩序体系层面上的，人都是价值意义上的人。在这种状况下，近代性知性层面上人的主体性确立将人更进一步地从大地上拔起，处于无根状态的人再也返回不了大地，人被技术摆置而被抛向了虚茫中。这是人最大的困境，也是人主要的状态。在这种困境中，人牢牢被控制在价值观的言说中。在这种言说中，大地成为对象化的、知性的大地，天空成为对象化的、知性的天空，诸神成为宗教意义上的、人类学意义上诸神。也就是说，在价值观的言说中，在价值观的世界中，天、地、人、神共融的情形并不存在。

尽管如此，尽管甘南的写作者存在着与主流世界共遭遇的境况，但甘南别有一番天地。生活在甘南，行走在甘南大地上，一缕桑烟会让人凝神，一道飘动的经幡会让人注目。这个时候，人会回想起在这片土地上曾经被一棵树、一缕风、一条河所带入的瞬间感觉中。

煨桑的青烟遥遥上升，飘动的经幡从春到秋。这些情形之中是大地上的人，是他们在点燃桑烟，是他们将经幡飞扬在风所到达的地方。通过桑烟和经幡，大地、天空和诸神向他们显现并向他们聚集，他们由此身在其中。也就是说，他们身在其中的存在才使大地、天空和诸神显现，并相互照亮。陈春文先生曾说过：“甘南草原上的人是通神的。”没有通神的人，大地就不是涌现而收拢的大地，天空就不是聚集而来的天空。海德格尔说：“唯有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才栖居着通达作为世界的世界。唯从世界中结合自身者，终成一物。”（海德格尔《物》）这里所说的“世界”是天、地、人、神共融的世界。

在以上的思索中，已经将价值观世界中所言说的神摒弃开来。这里所说的神已经不是作为最高理念统有者的神，不是一元化的神，更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巫神。我所说的神是诸神意义上的神。海德格尔说：“诸神是神性之暗示的使者，从神性的隐而不显的运作中，神显现而成为其本质。神由此与在场者同伍。”（海德格尔《物》）

神性隐而不显，诸神或许能使我们回溯到希腊诸神，或许能回溯到青藏大地上的诸神。如今，在金顶和经幡的存在中，诸神以另外的方式显现在场。金顶和经幡是藏传佛教的表征，同时它们又是作为澄明之神性的显现者。不仅仅如此，神性还因为人的在场而隐于万物中。

身在甘南，作为价值意义上的人不得不处于争执的状态中，神性的大地与价值体系相悖，这种相悖体现在被价值观浸泡过的人身上就成为一种争执，这种争执漫长而不过分显露。在将脚踏实地扎入甘南的大地上，这种争执就随形而至。然后，作为一个写作者，在他不断的思索中，他倾听，他被召唤。他倾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那渊始的声音，他被召唤的也是那渊始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从价值观的世界中有了对神性的期待。这个时候，他才能感到大地的壮阔，天空的高远，和诸神飘动的衣袂。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才能感到道说的边界，才能感到我们通常说的语言其实是渊始力量的显现，这样的语言要求着与物不多也不少的相切。语言在这里是庄严的，神圣的。甘南的写作者们知道这种庄严和神圣，所以他们面对创作保持着朴素的沉默。

甘南诗人阿信的一首诗中写道：“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阿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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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天堂边缘》收集的都是李城散文中重要的篇章。散文中的李城在甘南大地上行走，在倾听，在触摸，这种行走、倾听、触摸甚至超出了地域意义上的甘南，他以甘南为出发点，走向更远，走向阿尼玛卿山，走向果洛高原。在这种漫游式的行走中，写作者李城并不是出于某种观念性的动机。相反，他是从观念性中，或者说，从价值统领的世界中挣脱出来听从大地、天空和诸神的召唤。这种召唤对于李城来说迫切的，在迫切中他隐约感到他原来赖以说话的世界已经失效，或者，他感到他原来赖以说话的世界已经在萎缩，在僵硬，在死去。在此刻，他聚集起了他对应大地、天空、诸神召唤的能力，也就是说，在他从价值观的世界挣脱的过程中他对甘南大地亘古存在的澄明有了期待。这种期待或许是朦胧的，不明的，但不管怎么样，李城在这种期待中已经开始行走。行走是行走自身，它只对行走者本人承担行走的远方感，它不归纳和标识某种价值观，也就是说，行走本身不是趋向一个价值观的世界，它与价值观的世界无关。

行走的过程是倾听和被召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走者是在进入天地神共有的情景中，大地和天空在这种情景中涌现而出。身处在这种涌现中，行走者的道说成为了对天地人神共融世界的一种显现。这种道说与描绘无关，与体验无关，与赞颂更无关。这种行走是切入性的，融入性的，与天地神共同在场性的。读李城的这类散文能感受到他的这种切入，这种在场感。《越过一百零八条河流》、《穿越阿尼玛卿》是这类散文的精品。这两篇散文具有纯净感和宏阔感。这两篇散文还有这样一种独特感，也就是说，它们是甘南大地涌现的道说，是甘南大地涌出的诗。这种道说与我们所有熟悉的散文都不同，它们只会在青藏大地上产生。

行走同时也是与价值观世界争执的过程。行走者行走在甘南大地上，他身上依然持存着价值言说的东西，而且，不管怎么样他本来就是这种价值观所造就的。要从被造就者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对于李城来说，这种艰难也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他的早期散文明显地具有受制于某种创作观念的特性，但好在他能从这种境况中走出。从《小镇上的爱情》这样篇章开始，李城便有了抛却被控制的挣脱感，他使他的创作迈向了青藏的腹地。这也是甘南大多数写作者的选择，他们向内转向神性的大地。这种神性的大地对于他们来说需要一生进行进入的。他们懂得这种选择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知道他们早已将他们的脚踏在了这片大地上，因此，他们能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转过身，转向辽阔的神性大地。读阿信的诗，读完玛央金的诗和散文，读陈拓的散文，读瘦水的散文和诗都有这种感觉，他们一律朝向了沉默的青藏大地。

甘南在这样的写作中从大地中涌现而出。

在李城的散文中，他显现出他的行走正在进行。在这行走的过程中，他还要抖落许多骨头里和脑子里的东西，他还要储备更多的自由感，还要思索很多，还要在更远地方切近天空、大地和神。

行走中的李城还要行走下去。

作为一个甘南人，我离开甘南已经十几年了。这种离开并不意味着背离甘南而去。对于我来说，这种离开也是向甘南切近的一种方式。我曾经说过：“回望甘南，诸神存在。”我在回望中向着诸神。在读甘南朋友们的作品时，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在他们的作品中，我能看到我自己，能看到我自己的期待。

“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依我之见，拯救的唯一可能性在于，愿意在思与诗中为神的显现做准备，或者愿意在沉没中为神的缺场做准备；粗略地说，我们不是‘完蛋了’，而是我们沉没时，我们瞻望着神的缺场而沉没。”（海德格尔《〈明镜〉访谈录》陈春文译）

（原载于2008年9月5日《甘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