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史记菁华录 |
| 释义 | 《史记》不但是我国历代正史的鼻祖，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常读《史记》，可以训练欣赏文学的能力和写作文章的技巧，因此，大学和中学都常选用《史记》作为国文教材。但《史记》的卷帙庞大，内容广泛，遍及于天文、地理、术算……各方面，一般人若要全读，分量实在太多，时间和精神往往不能应付。所以，删除赘文，撷取菁华，是个必要的工作，可以便利人们阅读和欣赏，《史记菁华录》正是这部文史巨著的节本。 书名：史记菁华录 作者：（西汉）司马迁 著，（清）姚苎田 选评 ISBN：9787532546589 类别：史料典籍 页数：257 定价：￥28.00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5-1 开本：16开 字数：319000 版次：1 内容简介《史记菁华录》的选评者为清康熙苎田氏姚祖恩，从小喜读《史记》，有感于此书的意味深长，经“抽挹精华，批导窾郤”，使《史记》的天工人巧和太史公的苦心孤诣呈露给读者。经过姚祖恩精心剪裁的《史记》，无论本纪、世家、列传，都可当一本写得十分有趣的故事书读。再加上姚祖恩的评点，更是道出了太史公文章的三昧。《史记菁华录》问世以来，销行历久不衰，是众多《史记》选评本中最受青睐的一部，既可作为初学《史记》者的入门书，又可作为《史记》研究者的参考书，还可作为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的读本。 图书目录前言 题辞 卷一秦始皇本纪 项羽本纪 高祖本纪 高祖功臣年表 秦楚之际月表 六国表 封禅书 卷二河渠书 平准书 越世家 陈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齐王世家 萧相国世家 曹相国世家 留侯世家 陈丞相世家 卷三绛侯周勃世家 伯夷列传 老庄申韩列传 司马穰苴列传 商君列传 张仪列传 孟子荀卿列传 孟尝君列传 平原君列传 信陵君列传 范睢蔡泽列传 卷四廉颇蔺相如列传 屈原贾生列传 刺客列传 张耳陈馀列传 淮阴侯列传 韩王信卢绾列传 郦生陆贾列传 刘敬叔孙通列传 季布栾布列传 卷五张释之冯唐列传 扁鹊仓公列传 魏其武安侯列传 李将军列传 匈奴列传 卫霍列传 司马相如列传 淮南列传 卷六汲郑列传 酷吏列传 游侠列传 货殖列传 滑稽列传 太史公自序 附录一、序 二、史记菁华录指导大概 相关评论王俊：论姚苎田《史记菁华录》的学术价值（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关键字：《史记菁华录》 学术价值 选录 评点 文学性 摘要姚苎田《史记菁华录》的学术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史记》选录上紧扣住了司马迁 “爱奇”的审美倾向，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奇”文观念。而其评点以文本鉴赏为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归纳和演绎两个环节中都起着桥梁作用，并颇多精妙见解，对认识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姚苎田从“文史之辨”的角度入手，对司马迁写作过程中对史料的主观裁夺和虚构的运用进行了详尽的辨析，从而达到了对《史记》文学性的发明。 正文《史记菁华录》 是清康乾间人姚苎田所撰的一部《史记》选评本。[1]它从《史记》中选取出了五十一篇，并对所选篇目进行大量的删节，共约十万字，接近《史记》全文的五分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史记》选本中，它是最受青睐的一部。同时《史记菁华录》又采用了明清文学批评中最通行的“评点”形式，集文本鉴赏与理论批评为一体，多有独特见解。因而，这部书对我们认识明清《史记》研究者的文学眼光，启发当代《史记》文学研究的思路，都是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史记菁华录》的选录原则 姚苎田在《史记菁华录》卷首的《题辞》中曾经批评前人阅读《史记》“徒琅琅于《管晏》、《夷》、《屈》数传”，而不窥其全豹。因而他在节选取时特别注意尽量给读者呈现《史记》的全貌：《史记菁华录》中的五十一篇，本纪、书、表序各占三篇，世家九篇，列传三十三篇，分配比率较为均衡。不过仔细分析所录篇章，我们会发现姚氏并不是简单的充凑合随意的节选，而有一个核心的原则，那就是其评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奇”。 司马迁有“爱奇”的倾向，早在西汉末的扬雄就曾看出，[2]（下册P507）而发展到明清，“奇”已经被视作《史记》乃至古文的重要审美特征，[3]（P434-435）但所论大多只言片语，又过于抽象，难于全面把握。姚苎田则在《史记菁华录》的选录中具体实践了这一观念。他在所选《太史公自序》的末评中就指出，“《史记》一书，学者断不可不读”，这是因为“其文洸洋玮丽，无奇不备”，而《史记》之“菁华”，即体现在这一方面。 按姚苎田评点中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史记菁华录》中所选篇章大体分为五类，第一类以《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季布栾布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游侠列传》等为代表，这些篇章最能体现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创作特点。姚氏在《太史公自序》的眉批中把这些篇章归为“奇志”，认为它们最能体现太史公的“精神眉宇”之所在。《屈原贾生列传》的末评中说：“史迁之知灵均，在于至洁中见其一片血性，而其狷介无憀之况，俱于言外见之。”在《季布栾布列传》末评中也说：“特感其为奴不死一节，深服其摧刚为柔一念，便将自己一腔蓬勃，俱要发泄出来。只是赞中‘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一句，为一篇《报任安书》骨子。”可见“奇志”主要是就其“血骨”而言。这种“奇”是司马迁特有的，不可重复的，可算是最高层次的“奇”了。第二类篇目，以《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汲郑列传》为代表，其传主正如姚苎田在《信陵君列传》（即《魏公子列传》）眉批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史公意中极爱慕之人”，其传“亦生平最用意之笔”。因而司马迁的这类传记显得“精神百倍”，令人 “千载读之，奇气犹存”，是人物形象风貌层面的“奇”。第三类则是事“奇”之篇，它们在《史记》里最突出，《史记菁华录》中也选录最多。如多记神异怪诞之事的《封禅书》、《扁鹊仓公列传》就被选入，姚苎田在后一篇的夹批中指出：“此等事入唐人手，便成小说，入汉人手，便成文章。”可见他把记“奇”事看作是以《史记》为代表的西汉文的重要特点。而对于《史记》中历代帝王将相发迹前后的奇言异行，《史记菁华录》也多有选录，如《越世家》独录传末陶朱公范蠡隐退后的经商活动及救中子等事；《高祖本纪》摘选其微时的种种“贵人”征兆；《匈奴列传》单录冒顿单于发迹夺权的传奇经历。早期的扬雄、应璩等人所谈的司马迁的 “奇”主要是就这一层面来说的。第四类入选篇章主要是文辞之“奇”，突出表现在对阴阳、纵横之士言论的大量选取录上，如《张耳陈馀列传》、《淮阴侯列传》都选录了秦汉之际的著名策士蒯通游说范阳令和韩信的大段辞令。同有策士习气的郦食其、陆贾、伍被等人的言论，也悉数入选。这类作品，正如《孟子荀卿列传》眉批中所说：“以文字易于浩溥，可以据一篇之胜耳。”它们更能体现《史记》文风“奇恣”的特点。最后一类入选的篇章，则侧重于结构布局之 “奇”，如入选的“三表”（《高祖功臣年表》、《秦汉之际月表》、《六国表》）的序，姚苎田说它们“布局之工，未易测也。”在《老庄申韩列传》的眉批中也说：“写来全似画龙之法，风云晦冥之中，乍露鳞爪，而其中莫非龙也。”《魏其武安侯列传》、《酷吏列传》等也主要是因为其结构布局之“奇”而录入的。 当然，这五类篇目的划分是相对的，它们在《史记菁华录》中也是有交叉的，但“奇”的选录原则，则贯穿于五十一篇选文的始终。 不过姚苎田所说的 “奇”，还附带着另一层的含义。他在《伯夷列传》眉批中指出：“文虽千回百折，而大势截然不乱，眯目者妄托其奇而不识其脉，则亦何奇之有？”也就是说，真正的 “奇文”要做到整体脉络的贯连。因而，在对所选篇目内容进行删节时，姚氏非常重视这一点：很多传记“事或粉糅，而文不能无冗蔓”，“则掇其精华而略其敷衍”，如《项羽本纪》只取项羽的发迹称霸过程、鸿门宴、楚汉交锋、兵困垓下直至乌江自刎，略去了天下形势的交待和项羽与其他诸侯关系的记叙，从而使项羽事业沉浮的主线以及项刘争霸的背景明晰化。《史记菁华录》中经过删节的章段，大多在《史记》原篇中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对于全篇都脉络贯连的篇目，只要篇幅不是太长，一般又不作删节，而全部录入。如《萧相国世家》，这样的处理，使《史记菁华录》并无割裂支离之弊，也充分显示了姚苎田的灵活性。 二、《史记菁华录》的评点体例与价值 《史记菁华录》的评点，大致像明清小说评点体例一样，分为夹批、眉批和末评。 夹批一般都较为简洁，有的用来疏解字句含义，帮助读者理解文章。然而它又不像注释那样固板，大多紧扣语境，带有主观鉴赏的性质。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的“嘻”字，历来有把它解释为“惊而怒”的，[4]（第八册P2441）也有解释为“惊怪之声”的。[5]（P298）姚苎田夹批道：“想此时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只一嘻字，传神极矣！”独不说透，却更有助于引导读者对文章的体会。同一“嘻”字，用在《史记》另一篇《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夫怒，因嘻笑曰……”句中，姚氏又批道：“活化欲发不得发之状。”而明确地解释为“嘲弄之笑”，[5]（P481）反觉于情境未合。有的夹批则起着梳理结构层次、点明章法布局的作用。如《项羽本纪》中项刘成皋对峙的几段描写，初看起来笔墨似乎有些游离，《史记菁华录》则于刘邦的言行下分别标出“能忍一”、“能忍二”…… “能忍六”，提醒读者这个地方是在集中揭示刘邦的性格，更进一步说，又是在解释接下来的垓下大战中刘邦得以成为最终赢家的原因。 眉批则字数相对较长，钳入夹批中容易打断阅读进程，又多属题外发挥和宏观归纳，故列于文眉。眉批按其自身的内容和性质，可以分为评事和评文两种。评事就是对《史记》中的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发表自己的主观看法。从观点来看，并无多少石破天惊之论。然而姚苎田大多能着眼全篇，不作脱离传文的臆断，因而这类评点较之前代史家，虽深刻不及，通达则过之。如《李将军列传》中汉文帝曾对李广有这样的叹息：“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对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明人凌约言这样解释：“汉文帝惜广不逢时，自以其时海内乂安，不事兵革，广之材无所用耳。”[5]（P492）后人多因其说，姚苎田则在眉批中提出不同意见：“文帝……之言，非谓高帝时尚武而今修文也。文帝时匈奴无岁不扰，岂不得倚重名将，帝意正以广才气跅弛，大有黥、彭、樊、灌之风，当肇造区宇之时，大者王，小者侯，取之如探策耳。今天下已定，虽勒兵陷阵，要必束之于簿书文法之中，鳃鳃纪律，良非广之所堪也。”审之以全传中李广的“数奇”和带兵风格，姚氏的见解更为圆通。评文则是对《史记》文章的章法布局进行分析评述，如《项羽本纪》中钜鹿大战一段，姚氏眉批道：“‘当是时’三字重提，笔力奇恣，‘冠诸侯’略作一锁，下再展开，皆故作奇恣之笔，以出色描画也。”这很能启发读者的美学鉴赏，姚苎田用力最勤之处，即在此类评点。 末评置于《史记菁华录》中二十四篇选文末尾，不是每篇都有，运用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内容上类似于眉批，但更富于宏观总结的性质，它们或总评人事，或归纳全传结构布局，阐明史公作传命意。如前所说，姚苎田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史家，末评中的人事评点，鲜有闪光之处。但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高明的文章家，篇末对文章的评述，很有见地，能够对读者的阅读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末评：“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合传，同时同国，各见其奇，与他传牵连而书者不同。故传中多作罗纹体，而叙廉颇事则加勤，叙相如事则独赡，一以为诸子之纲维，一以见恢奇之绝轨也。”这样的总结，给我们一个整体的视角，弥补了单纯的片段赏析所带来的不足。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史记菁华录》中的夹批、眉批、末评在评点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但它们又是相互补充，彼此配合，共同服务于文章的鉴赏和评论。这种评点形式立足于细微之处，专注于具体的文体分析，是从文本通向文学理论和文观念的桥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姚苎田在评点中对《史记》叙事和写人艺术的手法及其审美功能多有归纳，如《高祖本纪》中“吕公者，好相人”一句，他夹批：“史公每用夹注法，最奇妙。”指出这种叙事进程中插入补充性介绍的写法是“夹注法”，至于其“奇妙” 处，姚苎田又在别处作了具体的说明，如《项羽本纪》中“亚父者，范增也”一句，的夹批：“当日，沛公独惧此耳。”而眉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无端将坐次描出，次用‘亚父’二字，一唤摇摆出‘范增也’三字来，便将当日沛公张良之剌心剌目神情，一齐托出纸上。”可见“夹注法”不仅是补充交待，还暗藏着叙事角度的转换。类似的归纳还有叙事的“加倍渲染法”、“数叠文法”，写人的“颊上三毫法”等，这些，对挖掘《史记》中的艺术经验，继承民族的艺术传统，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姚苎田的评点又有对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演绎，往往能形成不同于今人的独特批评视角，给今天的研究者以有力的启发。比如说“春秋义法”，它是司马迁总结孔子《春秋》写作方法，第一个在《史记》中提出，姚氏又用这种“义法”来评点《史记》本文，从书法体例上来发明史公的命意。如《老庄申韩列传》开首“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一句，姚氏夹批道：“既注其县，又详其里，先写得凿凿，为后文一片迷离作反激也。”眉批中指出这种写法和《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一起“皆史公变体”，而末一语道破则对整个《老子传》的义法作了全面论述：“一篇中一详其乡里，一记胤嗣，去迹来踪，了如指掌，而偏要于著书隐去之后，凭空架出许多传闻异词来，幻忽错综，令人捉摸不定。盖文章狡狯，贵称其人，所谓春蚕作茧，随遇成形，太史公之书，所以无奇不备，若不得其命意之所存，几何不等于痴人说梦也？”于此可见，姚苎田把义法的阐释，看成是把握史公命意和《史记》艺术魅力的重要途径。当然，姚氏有时不免牵强附会。不过，在多数情况下，他的“义法”阐释还是比较圆通，且深得要领的。因而这一角度对我们来说不失借鉴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史记菁华录》中的评点，无论从归纳还是演绎的角度，都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姚苎田对《史记》文学性的发明 《史记菁华录》是典型的文章评点，自然要更注重挖掘《史记》的文学魅力，但众所周知，《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然后才是一部文学著作，因为司马迁说到写作目的时，是先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后才是“成一家之言”的。在讨论《史记》的文学性时，不能避开这个前提。因而“文笔”与“史笔”之辨，成了历代学者发明《史记》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明末清初的金圣叹甚至提出《史记》是文笔压倒史笔的，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总评中说“司马迁之书，是司马迁之文。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文之料也。”[6]（P257）《史记菁华录》在《平原君列传》的眉批中也说：“《史记》之文，文也，不必以其事也，作史家不可以不知也。”姚苎田正是照着这一思路进行选录和评点的。 姚苎田认为，《史记》“文”胜于“史”，首先是源于司马迁对已有史料的主观裁夺。同在《平原君列传》的眉批中，《史记菁华录》又有这样的他析：“文章有一事分见，彼此各尽其奇，而彼此亦不必相顾者，必以分写为体。若一传牵合，则各不得尽其妙矣。如邯郸之围，《信陵君传》则极写侯赢、朱亥节侠之奇；于《鲁仲连传》则极写辛桓衍帝秦之辨；于此传又极写毛遂自荐定从之策，而究之秦兵之退诸侯未尝交锋，若仅以其事而不惟其文，则于赵世家大书‘诸侯谋合从救赵，秦兵引还一语足矣。”可见这种史事的裁夺互见，更多是出于“文”的考虑而非“史”，从而力避史事的重复纷杂。这不但体现在一事多篇中，还体现在单篇传记之内，例如在对《高祖本纪》进行“掇其精华而略其敷衍”的节选之后，姚苎田在眉批中说“汉室定鼎，诛伐大事皆详于诸功臣世家列传中，及《高祖本纪》，则多载其细微时事，及他神异符验。所以其文繁而不杀，灵而不滞，叹后世撰实录者不敢复用此格，而因以竟无可传之文也。”也就是说，在正统的史家看来，“细微”之事是没有多大史学价值的，但它们却正是成“可传之文”的重要因素。司马迁略“诛伐大事”而详“细微”之事，大大加强了其文章的艺术魅力。 姚苎田进一步指出，正因为司马迁对史料的这种裁夺，使《史记》产生了“文能荣辱人”的艺术效果。他在《魏其武安侯列传》末评中说：“不知文者，尝谓无奇功伟烈，便不足垂之青简，照耀千秋。岂知文章予夺，都不关实事。……文章有神，夫岂细故哉？”也就是说，《史记》人物形象的魅力，以及《史记》文章本身的魅力，并不是由历史的因素而是由文学的因素决定的。姚氏说“都不关实事”，未免有把 “文”和“史”对立关系绝对化的倾向。但他的这一思路，无疑给我们认识《史记》的文学特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姚苎田早已在《李将军列传》的眉批中看出：“史公必不肯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独得之妙。”《史记》中真正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以失败者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例如李广本是“任情孤往，败处每多于胜处”，最后还忿闷自杀，但是姚氏在眉批中指出，司马迁“略其败而详其出奇制胜处，令人读之，满腔都是奇特意思，则文字生色不少。” 姚苎田认为，《史记》“文”胜于“史”还源于史公的“笔补造化”，也即虚构的运用。他多次在评点中指出，《史记》中的很多情节实际上是经不起事实考验和逻辑推敲的。《史记菁华录》许多传记的评点中经常出现“必非当时实事”、“必非其事实然”之类的提醒，表示了作者对其史事的怀疑，然而正如前而所说，“《史记》之文，文也，不必以其事。”这些虚构的引入，却有的能够造成文势的跌宕起伏，姚苎田在《项羽本纪》中“项王已约，乃引兵东归。汉欲西归”下夹批道：“故作扬抑，当时必无西归之事。”这类细节处理，一般只是对事件进程的延宕，并不像后世小说那样大量的凭空臆造。不过，它们的确传达了史公的某种观念和对笔下人物的情感态度。例如《信陵君列传》中侯生不送信陵君，信陵君还问一段，姚氏在夹批中先发出质疑：“侯生何不早为之计，而必使其去而复还？”但又自解道：“此中英雄相视之妙，索解不得，当与黄石公之期子房参看，非偶然之腾挪也。”言外之意，这里是有意的安排，反映了司马迁对英雄知遇的向往以及对信陵君礼贤下士品质的仰慕。换句话说，这些合理的虚构，是作者主观层面的真实，读者自然会“但觉其兴会淋漓，而不暇致诘其所以然之故。” 总而言之，姚苎田《史记菁华录》对《史记》的选录，紧扣住了司马迁 “爱奇”的审美倾向，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奇”文观念。而其评点以文本鉴赏为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归纳和演绎两个环节中都起着桥梁作用，并颇多精妙见解，对认识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姚苎田从“文史之辨”的角度入手，对司马迁写作过程中对史料的主观裁夺和虚构的运用进行了详尽的辨析，从而达到了对《史记》文学性的发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记菁华录》在《史记》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1]、姚苎田．史记菁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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