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初到1990年春，文物工作者在什邡城西陆续发掘了22座船棺墓。船棺取东西方向葬位均为独木刳凿而成。最长的一具7.4米 ，底部宽0.47米，棺深0.15米。棺头宽阔，棺尾窄小微翘。放置死者的棺框底呈凹状并有深浅不匀的十分粗糙的原始挖掘痕，棺的背面树皮依旧，整体形状酷似一条渔船。根据专家综合分析，鉴定为战国初期的船棺墓葬，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一处船棺墓葬群。

简介

考古研究(简述)

发现全国最大规模船棺墓葬群(媒体报道 墓地规模 墓地结构)

历史考证(船棺墓主人应为什邡土著居民 历史考证 巴人遗物 巴蜀融合产物)

历史意义(四川地区先秦时代的断带标志)

简介

1988年8月初到1990年春，文物工作者在什邡城西陆续发掘了22座船棺墓，船棺随葬物品主要是戈、矛、剑、削、釜、斤、锉刀、鍪等青铜兵器和生产生活用具200余件。铜器上多铸虎纹、手心纹等精美纹饰。另有一些罐、豆、盘之类陶器碎片。

考古研究

简述

2006年，由《中国文物报》抽选全国知名专家学者评审与读者投票联合评选，在有173种文博考古图书入围的“2006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评选活动中，《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一书获该年度全国最佳考古发掘报告。什邡船棺文化再次引起世人极大关注，作为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大一处船棺墓葬群之地的什邡，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不由自主地再次激发人们思古之幽情。

其实，历史早有定论，什邡城关墓地是四川省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它集中展示了战国早期至西汉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为研究巴蜀文化、船棺葬制及什邡地方史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

然而，配合什邡古蜀探源的一些蛛丝马迹，“什邡战国秦汉墓地”的发掘，其价值还远非如此。根据专家综合分析和鉴定，“什邡战国秦汉墓地”中，上至战国初年，下至战国晚年的船棺墓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国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文化面貌。考古专家定论，“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四川地区先秦时代的断带标志。

船棺墓群的发现，轰动了巴蜀，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个难解之谜，使考古工作者也陷入了困境 。

什邡乃古蜀之地，远离江域，棺材为什么会做成船形?是沿江而居的巴族进犯蜀地的特殊葬式?是巴族先民藉舟而生的习性所致，还是先人“借舟回归”?

发现全国最大规模船棺墓葬群

据什邡博物馆馆长杨剑介绍，1988年8月，当时的什邡县人民政府在方亭镇（原城关镇）修筑县城中心大街时，首次发现了船棺墓葬。

当时的县文物管理所闻讯后，立即上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由省文管会专家张才俊任领队的省、市两级文物考古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随即赴什，经仔细勘察，初步判断为一处战国时期的墓地。

这一发现，让专家们和外界都十分震惊，尤其是发现很多墓地是属于极具考古研究价值的船棺墓，专家们更是抑止不住兴奋，立即与什邡相关部门一道，展开抢救性发掘。

媒体报道

当时，包括《文物报》、香港《大公报》等媒体都作了及时报道。已故全国著名考古专家、北大教授俞伟超等国内考古界知名人士，以及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考古专家们，也在当时纷纷踏足什邡，对船棺及其出土文物大加赞叹。船棺器物先后参加了《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成就展》、《四川省少数民族文物展》、日本东京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品展》以及新加坡举办的《四川精品文物展》等。什邡因船棺文化再次扬名在外。

1990年春季，文物工作者在什邡城西陆续发掘了22座船棺墓。1993年4月，考古专家们在现元石镇城西经济开发区马井粮站所属以北的基建工地山，发掘出两座川西地区少见的秦汉大型木椁墓。十余年间，经过考古专家23次艰辛发掘和抢救性清理，至2004年底，共清理墓葬103座（其中空号5个），出土各类精美文物1000余件。墓地分布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墓地规模

经过专家考证，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中，集中发现的49座船棺墓群是我国迄今为止于一地所发现的数量最多、时代跨度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地方特色最浓厚的船棺葬群。当时，为便于称谓和记录，遂将这些墓地群统称为城关墓地。而今，墓地绝大部分现已被现代建筑覆盖。出土文物成为“十方国”有力佐证

据考古资料显示，船棺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因其独木舟形的棺木为葬具而得名。船棺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波利尼西亚、中国、泰国等地。以发掘出的为准，其规模之大以中国为最，中国又以四川为最。

自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被发掘后，四川又以什邡为最。什邡城关墓地船棺群成为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大船棺墓葬群。

墓地结构

经文物工作者研究发现，什邡城关墓地已发掘的98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葬排列整齐，分布密集而有序，两墓相距最近的仅0.2米。墓葬按葬具的差异分为船棺墓、木椁墓、木板墓和土坑墓。其中船棺墓相对集中。

据史料记载，49座船棺墓中，有45座是单人葬墓，4座合葬墓，共54具船棺。船棺墓中出土的船棺，取东西方向葬位均为独木刳凿而成。最长的一具7.4米。棺头宽阔，棺尾窄小微翘。棺的背面树皮依旧，整体形状酷似一条渔船。船棺发掘时候，棺内只存少量人骨残肢。其中41座船棺中出土有随葬品，文物工作者从船棺中发掘出200余件随葬物品，主要是陶器碎片和戈、矛、剑、削、釜、斤、锉刀、鍪等青铜兵器和生产生活用具。青铜器上铸有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符号，这种符号被后人命名为巴蜀图语。

历史考证

有人说，什邡船棺内的青铜器作为青铜时代的终结者，显示出青铜文化的最后辉煌。其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造型，显示出当时非常高超的冶炼技术；其至今难以识读的巴蜀图语，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内涵。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从船棺中出土的“十方王”印章和“十方王”砖的发现，为什邡地名的由来和“十方国”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佐证。

除了规模宏大的船棺墓外，什邡城关墓地发掘出的98座墓葬中还包括3座木板墓，3座木椁墓和43座位土坑墓。共同发掘出随葬物品1096件。多为陶器、铜铁兵器、漆木等，也有少量玛瑙、料器、钱币等。

据博物馆的相关人员介绍，由于什邡城关墓发掘工作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人们对文物的保护意识还很淡薄，致使相当部分墓葬遭到不同程度的严重破坏，部分随葬物品也响应流失。

船棺墓主人应为什邡土著居民

什邡船棺墓群的发现，随即就在考古界引起轰动。但随之而来的一个个难解之谜，又为世人留下一个个悬想：

地处古蜀中心的古什邡人，棺木何以成船形?以船为棺的葬俗沿何而来？在什邡城关墓地群中，葬式为何多样化？

有人说船棺葬是沿江而居的巴族进犯蜀地的特殊葬式，也有人认为是巴族先民藉舟而生的习性所致，或是先人们“借舟回归”，更有人猜测，战国船棺墓群是巴蜀文化的融合物……

历史在只字片言的文字记载和支离破碎的种种猜测中起伏沉沦。

经过省内外考古专家多年考证，基本认定什邡城关墓地98座墓葬虽同属巴蜀文化系统，但战国船棺墓、狭长方形土坑墓以及长方形土坑墓主人很可能在早年属不同民族，原住地很可能也不相同。这些不同民族因为战争、游牧或其它形式的流离、迁移，逐渐杂居在一起，并经过一段时间杂居之后，在物质上基本趋同，同属于了巴蜀文化系统，并同用了一个墓地和基本相同的随葬品。而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们却仍然保持着各自民族的特点，这些民族特点从不同的葬俗中也反映了出来。

从现存资料记载来看，在船棺墓、狭长方形土坑墓以及长方形土坑墓三种墓葬形制中，船棺墓在数量上要大大多于同时期的狭长方形土坑墓和长方形土坑墓。因此，大多数文物工作者认为，什邡城关墓地49座船棺墓主人应当是什邡土著居民，狭长方形土坑墓和战国时期的长方形土坑墓，则可能是接受了蜀文化、但在精神文化的核心领域丧葬习俗方面仍保留着固有宗教信仰的非原住民、非蜀族墓葬。

蜀地最为普遍的船棺葬是“载魂之舟”

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据史料记载，数千年前，巴蜀之地域河流纵横、水网密布，便于泛舟行船，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为交通线，舟船是当时人们从事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人们生前善于用舟，死后以船安葬乃顺理成章之事。但先秦时期使用船棺进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见，因此巴蜀地区惟有的船棺葬，在考古界中历来就被认为极具研究价值。

丧葬行为是在“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和娱乐，人们往往将死者“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有学者考证后认为蜀地流行船棺葬，与蜀人沿水路送魂的意识有关，蜀人船棺葬实为“载魂之舟”。

近年来，成都平原一带曾先后发现多处战国时期的船棺墓或船棺葬具。 2000年，成都市商业街发现的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蜀王家族墓地的大型战国船棺、独木棺墓葬，更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船棺是战国时期古蜀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最为重要和最为流行的葬具，船棺葬俗是战国时期蜀国地域内最为普遍的葬俗之一。

地处古蜀族地域中心地带成都平原内的什邡，船棺葬俗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考证

如果是沿江而居的巴族犯蜀地，那么，当时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盖虫蛇”(《韩非子·五蠹》)、“水迷行，汜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

在江陵(湖北)、巫山一带，住着一群巴人。他们野居穴处，受禽兽虫蛇威逼，生活十分艰苦 。他们遇水而逃，遇旱而走。湖北的一支巴人渐由江陵向恩施、丰都、涪陵、重庆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巴人氏族为争夺首领权，曾约定于掷剑于石穴，中者为君。土船，应该是陶船，巴人曾以冶陶著名。据说，当时是廪君获胜，于是他带领族众 浩浩荡荡向蜀地开去。

巴人遗物

巴人进入蜀地，如鱼得水，巴人习水性、假舟楫，当时的洛水是一条大江，正好沿广汉、什邡、新都、成都郫县，甚至大邑、蒲江、犍为一带游牧(据后人发掘，这一带均有船棺墓)。什邡是氏族杂处之地，说明战国以前这里也是一块膏腴了。既然是一块肥肉，令人眼谗，就会引起争斗。外来的巴人一定是这场争斗中的胜者，不然，船棺里不会有一块“十方雄王”的代表王权的文印的，也更不会有那么多的戈、矛、剑、削、箭簇等青铜兵器。 1995年6月发掘出的战国墓葬中，还先后发现一件铜弩机和一枚铜箭簇。

死而不忘舟船——迁徙靠了舟船，谋生靠了舟船，一生都未离开过，死了，还是以船为棺吧 。

巴蜀融合产物

叶落归根——过了一辈子，甚至游牧生活，远离了故土。故土在哪里?生前是回不去了，死后任这船游回去吧。

有人说战国船棺墓群是巴蜀文化的融合物。这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巴人进入蜀地，肯定会把巴人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渔猎、农耕技术等)带过来，影响甚至强加于蜀人，蜀人的文化也会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巴人，甚至巴人“变服，从其俗”，而最后融为一体。只要是人( 不分种族、语言)，生活在一个区域，早迟要互相交往，互相依存的，当然会有一个“磨合 ”的过程。从船棺陪葬品就可以看出，除了戈、矛、剑等兵器之年，还有陶制平底罐、身长直圆刃的、细腰阔弧刃的斤等，这些都是蜀土著人的东西。

历史意义

四川地区先秦时代的断带标志

不管是否还存在着怎样些许的争议和悬念，有一点却是所有文物工作者无可非议的共识：什邡城关墓地的发掘是四川省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它集中展示了战国早期至西汉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其集中发现的49座船棺墓群更是我国迄今为止于一地所发现的数量最多、时代跨度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地方特色最浓厚的船棺葬群。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国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文化面貌。

而早在199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曾对什邡城关墓地部分墓葬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形成了以发掘简报为形式的初步研究成果。

鉴于其重要的考古价值和意义，自什邡城关秦汉墓地发掘后，省考古研究院就开始组织专人，对什邡城关墓地群的资料精心整理、收集。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努力，在国家、省、市文物管理部门及什邡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6年9月，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什邡市博物馆三家联合编纂的《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文字达10万余字，照片299张，各类表格及插图500余张。该书出版以后，立即引起极大反响，随即就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最佳考古发掘报告。

有学者定论，“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四川地区先秦时代的断带标志。毋庸置疑，《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将搭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新平台，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文化提供大量弥足珍贵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