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他是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中文名：孔颖达

别名：字冲远、仲达

国籍：中国

出生地：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

出生日期：公元574年

逝世日期：公元648年

职业：学者，学士

主要成就：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人物介绍(人物生平 儒学演变 社会评价)

出身背景(家庭环境 社会背景)

人生阅历(历史变革 学习路程 入士过程 被人报复 文馆学士 国子博士 官职累迁 群辩才能)

经学成就(经学著述 唐前编撰 议论结果)

五经注疏定本(编撰过程 编撰所获 评价成就 编撰方法 五经正义 颖达病死)

孔颖达文物(孔颖达墓 孔颖达碑)

人物介绍

人物生平

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年），八岁就学，曾从刘焯问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隋末大乱，避地虎牢（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入唐，任国子监祭酒。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终年75岁。

孔颖达所疏或正义的经书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等。

儒学演变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

社会评价

孔颖达（574年—648年）——盛世鸿儒,字冲远（一作冲远、仲达、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唐朝经学家。

出身背景

家庭环境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旧唐书》《新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孔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孔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公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

社会背景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濡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人生阅历

历史变革

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学习路程

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

入士过程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重视教育大兴文学，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

被人报复

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文馆学士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阎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国子博士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

官职累迁

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群辩才能

贞观十四年（640年），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经学成就

经学著述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

唐前编撰

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

议论结果

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义》，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五经注疏定本

编撰过程

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编撰所获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汉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

评价成就

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 （《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编撰方法

《五经正义》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

五经正义

《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

颖达病死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陪葬昭陵，此墓是他的衣冠冢。现孔颖达墓存于河北衡水境内。

孔颖达文物

孔颖达墓

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前马庄村西300米处,。现存墓地封土高1.5米,，竖有民国九年的墓碑，碑上刻“唐祭酒赠太常卿孔颖达先生”。1983年7月23日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病死，其遗体陪葬昭陵——唐太宗墓（在陕西省西安)，此墓为他的“衣冠冢”。

孔颖达碑

又名《孔祭酒碑》，于志宁撰文，无书人名氏，唐贞观二十二年二八四八一立，碑额有阳文篆书“大唐故国子祭酒曲阜宪公孔公之碑铭乙”十六字，正书，计三十五行，行七十六字。

孔颖达为初唐时学者，太宗时官至国子祭酒，授爵为曲阜男，于贞观二十二年卒，卒后诏许陪葬昭陵，故此碑亦为昭陵陪葬碑之一，碑在陕西醴泉县昭陵南十里。

从此碑书写者的楷法来看，极似虞世南之《孔子庙堂碑》有人疑为虞世南所书。后有人考孔颖达卒时前十年虞世南已作古，故断为非虞所书。据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云：“验其笔法，乃当时善书者规摹世南之书而为之者也，笔势遒媚，亦自可珍。”细观此碑，用笔圆润，体势端庄，十分接近虞世南之风格，但时挟方笔棱角，结字亦较《孔子庙堂碑》略长略瘦而更疏朗，可知作者虽学虞而能自出己意。通幅观之，点画清腴圆浑，用笔沉着遒劲，结字平而不板，正而不拘，显得神采奕奕，气息清婉，实为唐人楷书中的姣姣者。唐人楷法学褚者颇众，而学虞者却寥若晨星，李宗瀚跋云：“冲远（孔颖达）卒于伯施（虞世南）后，此碑非虞书明矣，然其规抚虞书可云惟肖，秀朗遵劲，极似《庙堂》其深穆凝远之度不逮也。”

其实书法之变，只在微妙之间，虞以温润见长，此碑则以秀朗相胜，虽从总体风神上未能跳出虞之窠臼，但亦能自立面貌，稍益已意而不失为唐碑中之精品。此碑在清初乾、嘉后已漫漶剥蚀，馀无几字，最佳拓本以李宗瀚旧藏宋拓为最，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册拓墨精良，第一行“右庶子”下“银”字，字口完好，可见者尚有一千七百馀字。另有上海博物馆藏吴县吴氏本及赵声伯旧藏本，皆元明间拓本，解放前神州国光社与有正书局曾有影印，近年来日本二玄社亦有影印仿真印刷本问世，解放后此碑从未出版过，上海书画出版社选用李宗瀚旧藏宋拓本2000年影印出版。

右《孔颖达碑》，于志宁撰。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今以其可见者质于《唐书》列传，传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年寿，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隋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传云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因余《集录》所得，以正其讹舛者，亦不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其益岂不博哉！治平元年端午日书。

孔颖达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