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胡丘陵的第三部长诗。昆仑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是一部有独特眼光和意趣，其结构特征和修辞手法在当下同类诗歌中具有某种“补白”意义和价值的好诗。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壮举，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结晶为民族的传统和精神遗产，并成为创作的题材。但胡丘陵更多选择那些充满吊诡、偶然性和残酷的一面，拆除历史线性链条，戳破历史必然性的假面罩，在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企图中丰富对历史的理解。

湘江一役，毛泽东“秋收回来的三万颗种子/来不及发芽/更不能茂盛和结果一回/就被冲动的指挥者/撒手扔在湘江里”，更悲壮的或许在于，“流淌了三天血液的湘江/血，流进母亲河里/却没有流向生产这些血液的母亲”。历史前行的每一小步，往往都有着不可计量的付出，甚至巨大的代价也并不保证劳而有获，“若干年后/长沙水还有血的腥味/还有那武昌鱼”。历史的蛮横与残忍，就像挥之不去的魔影一再闪现。

面对长征途中那些物是人非和物非人非的“阵地”，有多少“石头”就有多少“痛苦”，因为“阵地就是一山石头/一山沉睡的/不愿被枪声吵醒的石头”。而历史终究以枪炮强行炸开了一山的沉默，于是“两种不同颜色服装的尸首/为了这一山石头/躺在这石头上/不同的领章帽徽/流出的，竟然是同一种颜色的血液”。在极具现场感的意象组合中，诗人再次暴露了历史的无序与野蛮：

为了这一山石头

两个用不同刺刀刺倒对方的战士

四只鼓胀的眼睛，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兄弟

一个被抓走的，不得不上战场的哥哥

一个因为哥哥被抓走

毅然上战场为哥哥报仇的弟弟

偶然、荒谬与残酷只因为兄弟间的“仇杀”才被“发现”，可想而知，在我们司空见惯和视之为必然、正统与合法的一切现象背后，无不有着意识形态虚假的力量在拒绝和阻碍真实的再现。诗中的“兄弟”不仅指向战争中相互刺死对方的亲兄弟，也喻指国共双方、红军与蒋军同为中国一家人的血脉根缘，却不得不生死相向，悲怆与反思自诗中赫然而出。胡丘陵长诗彰显的历史意识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返回历史”或“历史还原”，因为那种“返回”和“还原”本身是不可能的。诗人看清了历史的文本性，同时也看到了文本的历史性，于是，作为文本化的工具，诗人生产出新的文本，生产出美学形式。这个生产过程既是诗人的阐释过程，也是与虚假意识形态的调和、斡旋过程。

历史的同情是胡丘陵长诗历史意识的又一表现。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和军史上都可堪称是有着伟大转折意义的事件，然而诗人之笔并不落在其辉煌的历史意义，而对准遵义这一地名，围绕会议牵引出一段段历史的底片，并在这些底片上显影着历史本身缠绕纠结的关系。“受伤的红军，疲惫地躺在遵义/这个青砖黑瓦的手术室/自己给自己会诊/和疗伤”，因为“盲目地燃烧激情”使红军“大出血”，这成为中央红军党内领袖胸口难化的“结石”。于是“毛泽东用手术刀开始解剖/张闻天细心地缝着伤口/然后，用中药固本/用西药消炎”。疾病在此成为一个绝妙的隐喻，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问题这一剂“难熬的药”，终于在文火与武火的双倍煎熬中“使红军渐渐地恢复元气/并且增加了，许多抗体”。如果说历史曾经并一再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显示过它暴力无序的一面，那么诗人胡丘陵却以一种诗歌的张力术重新组织那些无序和无羁的历史。但这种重组并非对历史暴力美学的屈服和再建新的历史法则，而是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达至了历史的理解与同情。

电视剧以史诗般的气魄再现红军当年长征的悲壮场面和历史性意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博古、李德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红军节节败退，为了保存实力，选择了漫长而又充满艰险的长征之路。毛泽东的决策起初并没有被起用，直到遵义会议，确立其在领导地位，长征中，毛泽东（唐国强 饰）及党内主要领导人率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经历了一场场出生入死的革命时刻，终实现会师。